我，我之所以默不作聲還有一個原因：這些站立在兩條滾動電梯上的莫斯科人，對我說來還太少——太少了!這裏能聽到我號叫的有兩百人，就算兩百人再加一倍，那麽兩億人怎麽辦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將向兩億人呼喊……
暫時，我沒有開口，滾動電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獄。
我在獵市大街也還將保持沉默。
在大都會飯店附近也不會叫喊。
在耶穌殉難地盧賓卡廣場也不會揮動雙手……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像的最輕一種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從親人的懷裏奪走，不是迫使我離開人們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歐洲的二月天裏，從我方插向波羅的海的、不知是我們包圍了德軍還是德軍包圍了我們的一支狹長的箭頭上把我批出來的，使我失去的隻是混熟了的炮兵連以及戰爭最後三個月的景象。
旅長把我叫到指揮部，不知為什麽問我是否帶著手槍，我把槍交了，絲毫沒有懷疑到會有什麽名堂，——突然，從神情緊張地站在角落裏一動不動的隨從軍官中跑出兩個反間諜人員來，三步兩步蹦到我身邊，四隻手同時抓住我的紅星帽徽、肩章、腰帶、圖囊，戲劇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像從頭頂到腳底被灼傷、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麽更聰明的話來，除了說：
“我?為了什麽?!”
雖然這個問題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卻得到了回答。這值得一提，因為這太異乎尋常了。反間諜人員剛結束了對我的搜查，與圖囊一起拿走了我記錄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國炮彈炸得玻璃震顫，使他們感到很不自在，於是連忙把我推向門口。這時一個果斷的聲音突然向我傳來——是的!穿過那隨著一聲“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們之間沉重地落下的閘門，穿過這個什麽聲音都不敢通過的瘟疫帶——傳來了旅長的不可思議的神奇的話!
“索忍尼辛。回來。”
於是，我就一個急轉身從反間諜人員的手裏掙脫出來，回頭向旅長走去。我對他了解很少，他從來沒有降低身份同我作過普通的談話。他的臉對我來說，一直是命令、號令、憤怒的表象。現在它卻由於沉思而顯得明朗起來——是對自己身不由土地參與骯髒勾當而感到羞愧?是突然產生的要打破終身的可憐的從屬關係的衝動?十天以前我從他的擁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個炮兵營陷入的包圍圈中，把自己的偵察炮連幾乎完整無損地帶了出來，而現在他卻必須在一紙公文麵前同我劃清界線。
他每個字都很有力量地問道：“您……有個朋友在第一烏克蘭方麵軍?”
“不行!……您沒有權利!”——反間諜機關的大尉和少校衝著上校叫喊起來。牆角裏站著的隨從參謀人員驚恐地縮成一團，好似害怕分擔旅長那聞所未聞的輕率行為的責任(而政治工作人員已經準備提供旅長的材料了)。但這對於我來說已經足夠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為同我的一個中學同學通信而被捕的，並且明白了，我應當從哪幾條線上預料危險性。
雖然，紮哈爾·格奧爾蓋維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沒有!他繼續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靈魂，他從桌子後麵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從來沒有迎著我站起來過!)，穿過瘟疫帶向我伸出手來(當我自由的時候，他從來沒有向我伸出過手!)，在華若寒蟬的隨從人員們的恐怖目光下，他握著我的手，一向嚴峻的臉上露出暖意，無畏地、字字分明地說：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僅已經不是大尉，而且已經是一個被揭穿了的人民敵人(因為在我們這裏，任何一個被捕的人，從逮捕之時起，就算已經完全被揭穿了)。這麽說，他是在向敵人祝福?……
玻璃在震顫。德國炮彈的爆炸在二百米遠近的地方撕裂著大地。它引起這樣的想法，如果是在較遠的後方，在我們本國的土地上，在穩定的生活的保護罩下，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它隻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這本書不是我自己生活的回憶錄。因此，我不去敘述我那四不像的逮捕的極其有趣的細節。在那一夜，反間諜人員們對於按地圖辨別方向(他們也從來沒有查看過地圖)已完全絕望，因而客氣地把它交給了我，並請我向司機說明，怎樣去集團軍的反間諜機關。於是我把自己和他們帶到了這個監獄。他們為了表示感謝，不是立即就把我關進牢房，而是關進了禁閉室。關於這個!臨時用作禁閉室的德國農家的小貯藏室，倒不能不說幾句。
它有一個人身材的長度，而寬度——三個人躺著就覺得擠，四個人——則要緊挨著了。我正好是第四個人。把我推進去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以後了。三個躺著的人在煤油燈光下從睡夢中向我皺起了眉頭，挪開了一點地方。這樣，在地麵鋪著的碎草上就有了我們八隻衝著門的靴子和四件軍大衣。他們睡著，我心裏像燒著一團火。半天前找那個大尉當得愈自信，現時在這小屋地下挨擠就愈難受了。一兩次，小夥子們由於腰睡麻木了而醒過來，於是我們就同時翻一個身。
到早晨，他們睡醒了，打打嗬欠，伸伸懶腰，收起了腿，蜷縮到各個角落去，這時便開始互相結識。
“你是為了什麽呀?”
在“死滅爾施”(反間諜機關)有毒的屋簷下，防人三分的濁氣對我已有所薰染，於是我就憨直地故作驚訝：
“我一點不知道。難道那些壞蛋會告訴你嗎?”
然而，我的同監難友——戴著黑色軟盔的坦克手們卻沒有隱瞞。這是三顆誠實的心，三顆士兵的赤子之心——是我在戰爭年代裏深深喜歡上了的一類人(我自己要複雜些和壞些)。他們三個人都是軍官。他們的肩章也被惡狠狠地撕了下來，個別地方還露著線痕。在弄髒了的軍服上，色淺的地方是擰下來的勳章的痕跡，臉上和手上深紅色的疤痕是彈傷和燒傷的紀念。他們的營倒黴地開到了這個第四十八集團軍反間諜機關“死滅爾施”駐紮的村子裏。他們因前天的戰鬥身上弄得濕透了，昨天喝了酒，便從村後闖進洗澡房，他們發覺已有兩個風騷姑娘到那裏去洗澡。他們因喝醉了酒兩腿不聽使喚，所以姑娘們來得及披上一點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個不是什麽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團軍反間諜機關長官的隨軍夫人。
是啊!戰爭已經在德國進行了三個星期，我們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這些姑娘是德國人——就可以把她們強姦，然後開槍打死，這幾乎會是一種戰功;要是她們是波蘭女人或者是我們的被驅趕來的俄羅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趕著她們赤身露體地在菜園子奔跑，拍拍大腿——開個玩笑嘛，豈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間諜機關長官的“戰地隨軍夫人”—一便出來了一個後方機關的中士，立即惡狠狠地從三個作戰部隊的軍官肩上撕下按方麵軍的命令核準給他們的肩章，摘掉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他們的勳章——現在等著這些曾用履帶輾平過也許不止一道敵軍交通壕的好漢們的，是軍事法庭的審判，而這個軍事法庭如果沒有他們的坦克也許到不了這村子裏來。
暫時，我沒有開口，滾動電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獄。
我在獵市大街也還將保持沉默。
在大都會飯店附近也不會叫喊。
在耶穌殉難地盧賓卡廣場也不會揮動雙手……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像的最輕一種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從親人的懷裏奪走，不是迫使我離開人們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歐洲的二月天裏，從我方插向波羅的海的、不知是我們包圍了德軍還是德軍包圍了我們的一支狹長的箭頭上把我批出來的，使我失去的隻是混熟了的炮兵連以及戰爭最後三個月的景象。
旅長把我叫到指揮部，不知為什麽問我是否帶著手槍，我把槍交了，絲毫沒有懷疑到會有什麽名堂，——突然，從神情緊張地站在角落裏一動不動的隨從軍官中跑出兩個反間諜人員來，三步兩步蹦到我身邊，四隻手同時抓住我的紅星帽徽、肩章、腰帶、圖囊，戲劇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像從頭頂到腳底被灼傷、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麽更聰明的話來，除了說：
“我?為了什麽?!”
雖然這個問題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卻得到了回答。這值得一提，因為這太異乎尋常了。反間諜人員剛結束了對我的搜查，與圖囊一起拿走了我記錄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國炮彈炸得玻璃震顫，使他們感到很不自在，於是連忙把我推向門口。這時一個果斷的聲音突然向我傳來——是的!穿過那隨著一聲“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們之間沉重地落下的閘門，穿過這個什麽聲音都不敢通過的瘟疫帶——傳來了旅長的不可思議的神奇的話!
“索忍尼辛。回來。”
於是，我就一個急轉身從反間諜人員的手裏掙脫出來，回頭向旅長走去。我對他了解很少，他從來沒有降低身份同我作過普通的談話。他的臉對我來說，一直是命令、號令、憤怒的表象。現在它卻由於沉思而顯得明朗起來——是對自己身不由土地參與骯髒勾當而感到羞愧?是突然產生的要打破終身的可憐的從屬關係的衝動?十天以前我從他的擁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個炮兵營陷入的包圍圈中，把自己的偵察炮連幾乎完整無損地帶了出來，而現在他卻必須在一紙公文麵前同我劃清界線。
他每個字都很有力量地問道：“您……有個朋友在第一烏克蘭方麵軍?”
“不行!……您沒有權利!”——反間諜機關的大尉和少校衝著上校叫喊起來。牆角裏站著的隨從參謀人員驚恐地縮成一團，好似害怕分擔旅長那聞所未聞的輕率行為的責任(而政治工作人員已經準備提供旅長的材料了)。但這對於我來說已經足夠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為同我的一個中學同學通信而被捕的，並且明白了，我應當從哪幾條線上預料危險性。
雖然，紮哈爾·格奧爾蓋維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沒有!他繼續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靈魂，他從桌子後麵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從來沒有迎著我站起來過!)，穿過瘟疫帶向我伸出手來(當我自由的時候，他從來沒有向我伸出過手!)，在華若寒蟬的隨從人員們的恐怖目光下，他握著我的手，一向嚴峻的臉上露出暖意，無畏地、字字分明地說：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僅已經不是大尉，而且已經是一個被揭穿了的人民敵人(因為在我們這裏，任何一個被捕的人，從逮捕之時起，就算已經完全被揭穿了)。這麽說，他是在向敵人祝福?……
玻璃在震顫。德國炮彈的爆炸在二百米遠近的地方撕裂著大地。它引起這樣的想法，如果是在較遠的後方，在我們本國的土地上，在穩定的生活的保護罩下，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它隻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這本書不是我自己生活的回憶錄。因此，我不去敘述我那四不像的逮捕的極其有趣的細節。在那一夜，反間諜人員們對於按地圖辨別方向(他們也從來沒有查看過地圖)已完全絕望，因而客氣地把它交給了我，並請我向司機說明，怎樣去集團軍的反間諜機關。於是我把自己和他們帶到了這個監獄。他們為了表示感謝，不是立即就把我關進牢房，而是關進了禁閉室。關於這個!臨時用作禁閉室的德國農家的小貯藏室，倒不能不說幾句。
它有一個人身材的長度，而寬度——三個人躺著就覺得擠，四個人——則要緊挨著了。我正好是第四個人。把我推進去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以後了。三個躺著的人在煤油燈光下從睡夢中向我皺起了眉頭，挪開了一點地方。這樣，在地麵鋪著的碎草上就有了我們八隻衝著門的靴子和四件軍大衣。他們睡著，我心裏像燒著一團火。半天前找那個大尉當得愈自信，現時在這小屋地下挨擠就愈難受了。一兩次，小夥子們由於腰睡麻木了而醒過來，於是我們就同時翻一個身。
到早晨，他們睡醒了，打打嗬欠，伸伸懶腰，收起了腿，蜷縮到各個角落去，這時便開始互相結識。
“你是為了什麽呀?”
在“死滅爾施”(反間諜機關)有毒的屋簷下，防人三分的濁氣對我已有所薰染，於是我就憨直地故作驚訝：
“我一點不知道。難道那些壞蛋會告訴你嗎?”
然而，我的同監難友——戴著黑色軟盔的坦克手們卻沒有隱瞞。這是三顆誠實的心，三顆士兵的赤子之心——是我在戰爭年代裏深深喜歡上了的一類人(我自己要複雜些和壞些)。他們三個人都是軍官。他們的肩章也被惡狠狠地撕了下來，個別地方還露著線痕。在弄髒了的軍服上，色淺的地方是擰下來的勳章的痕跡，臉上和手上深紅色的疤痕是彈傷和燒傷的紀念。他們的營倒黴地開到了這個第四十八集團軍反間諜機關“死滅爾施”駐紮的村子裏。他們因前天的戰鬥身上弄得濕透了，昨天喝了酒，便從村後闖進洗澡房，他們發覺已有兩個風騷姑娘到那裏去洗澡。他們因喝醉了酒兩腿不聽使喚，所以姑娘們來得及披上一點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個不是什麽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團軍反間諜機關長官的隨軍夫人。
是啊!戰爭已經在德國進行了三個星期，我們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這些姑娘是德國人——就可以把她們強姦，然後開槍打死，這幾乎會是一種戰功;要是她們是波蘭女人或者是我們的被驅趕來的俄羅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趕著她們赤身露體地在菜園子奔跑，拍拍大腿——開個玩笑嘛，豈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間諜機關長官的“戰地隨軍夫人”—一便出來了一個後方機關的中士，立即惡狠狠地從三個作戰部隊的軍官肩上撕下按方麵軍的命令核準給他們的肩章，摘掉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他們的勳章——現在等著這些曾用履帶輾平過也許不止一道敵軍交通壕的好漢們的，是軍事法庭的審判，而這個軍事法庭如果沒有他們的坦克也許到不了這村子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