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他你還知道些什麽?”
“關於奧爾塔格我目前知道的還不多，不過關於奧爾蒂斯，您隻需要去esma的檔案中心就能拿到他的資料。”
“他是如何逃過法律的製裁的?”
“你說的是哪一種法律，記者先生?是那部赦免了這些渾蛋的法律嗎?那部讓他們有時間假造新的身份的法律?1983年恢復民主製度後，我們這些受害人的家屬還以為這些罪犯遲早會被繩之以法的。可惜我們忘了阿方辛總統的懦弱，忘了軍隊的強大力量。軍隊有足夠的時間抹掉過去的一切痕跡，洗淨他們沾滿鮮血的製服，伺機隱藏虐待囚犯的刑具，反正誰知道過去那段歷史是不是未來有一天還會重演。民主製度是相當脆弱的。如果您因為是美國人而對此深信不疑，那麽您就和我們一樣被騙了。1987年巴黑魯和利克兩位高級軍官發動一場軍事政變，並成功地迫使我們的司法係統默不作聲。在他們的操縱下，兩項恥辱的法律被投票通過，一項規定軍隊內部下級士兵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上級命令，另一項“既往不咎”的法律更是我們民族的奇恥大辱，它規定所有至今還未判決的罪行自動過了追訴時效。您的奧爾蒂斯，和他成百上千的同夥一樣在這期間隻扮演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小角色，他們立即從中嗅出這是可以幫助他們逃避追捕的安全通行證的氣味。這就是大部分施暴者的情況，而其中早先被投入監獄的一些同夥也因此被釋放。這兩項法律要再過十五年才會失效，可是在這十五年之中，你可以想像一下這些人渣就擁有了充分的時間抹掉過去的痕跡。”
“阿根廷人民怎能任由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傲慢地問出這個問題的樣子真有趣。那你們，作為美國人，你們認為你們的布希總統、迪克·切尼副總統或是國防部長代表你們執行公義，然而他們還不是以國家利益至上為名允許伊拉克監獄的獄卒在審訊時對犯人用刑，或是建立關塔那摩監獄6嗎?你們為關閉這無視《日內瓦公約》達一個世紀之久的監獄做過什麽?你看，民主製度其實就是這麽脆弱。所以，請不要隨意評判他人。麵對無所不能、全力操縱國家機器的軍隊體製，我們做了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們欣慰地看到現在大部分普通人能夠送孩子上學、吃飽穿暖、頭頂有片瓦遮身;對於阿根廷社會的貧民階層而言這一切需要大量的努力和犧牲。”
“我從沒有評判過任何人。”安德魯向路易莎保證道。
“你不是法官，記者先生，但是你的工作能為公義的貫徹做出貢獻。如果你能揭開奧爾塔格麵具後的真麵目，如果他真是那個名叫奧爾蒂斯的人，他必將得到應有的報應。如果需要幫助，我隨時聽候你的差遣。”
路易莎說著站起身，向擺在客廳最顯眼處的櫥櫃走去。她從中取出一個裝滿文件的抽屜，將它放在桌子上。她用唾沫弄濕手指在文件中翻找著，最終目光停在找到的一份文件上，將它遞給安德魯。
“這就是你要找的奧爾蒂斯，”她說道，“1977年的時候他大概四十多歲，不過對於駕駛飛機而言顯然是年齡太大了，除了海岸巡邏隊的飛機之外。一位前程有限的軍官。根據我從國家檔案館失蹤人員檔案中找到的資料顯示，他曾多次下令執行死亡飛行的命令。從他駕駛的飛機上，大量的年輕男女，有時候隻是剛剛走出青春期的孩子，被他活生生地投入拉普拉塔河中。”
看到照片上的軍官趾高氣揚的模樣，安德魯忍不住厭惡地努了一下嘴。
“他不受esma的頭兒馬沙拉節製，但馬沙拉卻很可能是幫助奧爾蒂斯在之後幾年內成為漏網之魚的幫凶。奧爾蒂斯是海岸巡邏隊隊長赫克托·費布爾的部下，費布爾是esma情報部門的負責人，他同時還負責包括好幾間刑訊室和產房在內的四區的監管工作。說是產房，真是太高看他們了，其實那就是一個隻有幾平米的房間，供女囚們像動物一樣生產。甚至比動物們的待遇更糟，所有快分娩的女囚頭上都被套上麻布袋。費布爾還強迫她們寫信給家人，請他們在她被囚期間照顧孩子。你知道之後發生的事情。現在，斯迪曼先生，請好好聽我說，因為如果你真心希望我能夠提供幫助的話，那你和我，我們之間必須形成一個契約。”
安德魯為路易莎的杯子倒滿檸檬水，她拿起杯子一飲而盡。
“很有可能由於奧爾蒂斯幫費布爾做事，所以他從費布爾那裏得到支持。而這時有人將這些孩子中的一個交給了他。”
“是很有可能，還是你確信事情就是這樣的?”
“這不重要，因為這正是我們之間契約的內容。向這些被偷走的孩子們揭露他們真正的身世，這一直是我們——五月廣場母親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等到成人之後才得知自己的父母並不是親生父母，而且他們還是參與殺害自己親生父母的幫凶，這一定會掀起軒然大波的。這一過程必然艱難而又令人心碎。我們一直在為真相有朝一日被揭露，專製受害者的真實身份得以恢復而努力，但是我們卻不希望因此而毀掉無辜者的生活。我會把我知道的一切，把我知道關於奧爾蒂斯的所有事都告訴你，而你，我希望你可以告訴我你知道的所有關於那些孩子的事情，而且隻告訴我一個人。你必須以你的名譽起誓，如果沒有我的許可就永遠不能將這件事公之於眾。”
“關於奧爾塔格我目前知道的還不多，不過關於奧爾蒂斯，您隻需要去esma的檔案中心就能拿到他的資料。”
“他是如何逃過法律的製裁的?”
“你說的是哪一種法律，記者先生?是那部赦免了這些渾蛋的法律嗎?那部讓他們有時間假造新的身份的法律?1983年恢復民主製度後，我們這些受害人的家屬還以為這些罪犯遲早會被繩之以法的。可惜我們忘了阿方辛總統的懦弱，忘了軍隊的強大力量。軍隊有足夠的時間抹掉過去的一切痕跡，洗淨他們沾滿鮮血的製服，伺機隱藏虐待囚犯的刑具，反正誰知道過去那段歷史是不是未來有一天還會重演。民主製度是相當脆弱的。如果您因為是美國人而對此深信不疑，那麽您就和我們一樣被騙了。1987年巴黑魯和利克兩位高級軍官發動一場軍事政變，並成功地迫使我們的司法係統默不作聲。在他們的操縱下，兩項恥辱的法律被投票通過，一項規定軍隊內部下級士兵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上級命令，另一項“既往不咎”的法律更是我們民族的奇恥大辱，它規定所有至今還未判決的罪行自動過了追訴時效。您的奧爾蒂斯，和他成百上千的同夥一樣在這期間隻扮演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小角色，他們立即從中嗅出這是可以幫助他們逃避追捕的安全通行證的氣味。這就是大部分施暴者的情況，而其中早先被投入監獄的一些同夥也因此被釋放。這兩項法律要再過十五年才會失效，可是在這十五年之中，你可以想像一下這些人渣就擁有了充分的時間抹掉過去的痕跡。”
“阿根廷人民怎能任由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傲慢地問出這個問題的樣子真有趣。那你們，作為美國人，你們認為你們的布希總統、迪克·切尼副總統或是國防部長代表你們執行公義，然而他們還不是以國家利益至上為名允許伊拉克監獄的獄卒在審訊時對犯人用刑，或是建立關塔那摩監獄6嗎?你們為關閉這無視《日內瓦公約》達一個世紀之久的監獄做過什麽?你看，民主製度其實就是這麽脆弱。所以，請不要隨意評判他人。麵對無所不能、全力操縱國家機器的軍隊體製，我們做了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們欣慰地看到現在大部分普通人能夠送孩子上學、吃飽穿暖、頭頂有片瓦遮身;對於阿根廷社會的貧民階層而言這一切需要大量的努力和犧牲。”
“我從沒有評判過任何人。”安德魯向路易莎保證道。
“你不是法官，記者先生，但是你的工作能為公義的貫徹做出貢獻。如果你能揭開奧爾塔格麵具後的真麵目，如果他真是那個名叫奧爾蒂斯的人，他必將得到應有的報應。如果需要幫助，我隨時聽候你的差遣。”
路易莎說著站起身，向擺在客廳最顯眼處的櫥櫃走去。她從中取出一個裝滿文件的抽屜，將它放在桌子上。她用唾沫弄濕手指在文件中翻找著，最終目光停在找到的一份文件上，將它遞給安德魯。
“這就是你要找的奧爾蒂斯，”她說道，“1977年的時候他大概四十多歲，不過對於駕駛飛機而言顯然是年齡太大了，除了海岸巡邏隊的飛機之外。一位前程有限的軍官。根據我從國家檔案館失蹤人員檔案中找到的資料顯示，他曾多次下令執行死亡飛行的命令。從他駕駛的飛機上，大量的年輕男女，有時候隻是剛剛走出青春期的孩子，被他活生生地投入拉普拉塔河中。”
看到照片上的軍官趾高氣揚的模樣，安德魯忍不住厭惡地努了一下嘴。
“他不受esma的頭兒馬沙拉節製，但馬沙拉卻很可能是幫助奧爾蒂斯在之後幾年內成為漏網之魚的幫凶。奧爾蒂斯是海岸巡邏隊隊長赫克托·費布爾的部下，費布爾是esma情報部門的負責人，他同時還負責包括好幾間刑訊室和產房在內的四區的監管工作。說是產房，真是太高看他們了，其實那就是一個隻有幾平米的房間，供女囚們像動物一樣生產。甚至比動物們的待遇更糟，所有快分娩的女囚頭上都被套上麻布袋。費布爾還強迫她們寫信給家人，請他們在她被囚期間照顧孩子。你知道之後發生的事情。現在，斯迪曼先生，請好好聽我說，因為如果你真心希望我能夠提供幫助的話，那你和我，我們之間必須形成一個契約。”
安德魯為路易莎的杯子倒滿檸檬水，她拿起杯子一飲而盡。
“很有可能由於奧爾蒂斯幫費布爾做事，所以他從費布爾那裏得到支持。而這時有人將這些孩子中的一個交給了他。”
“是很有可能，還是你確信事情就是這樣的?”
“這不重要，因為這正是我們之間契約的內容。向這些被偷走的孩子們揭露他們真正的身世，這一直是我們——五月廣場母親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等到成人之後才得知自己的父母並不是親生父母，而且他們還是參與殺害自己親生父母的幫凶，這一定會掀起軒然大波的。這一過程必然艱難而又令人心碎。我們一直在為真相有朝一日被揭露，專製受害者的真實身份得以恢復而努力，但是我們卻不希望因此而毀掉無辜者的生活。我會把我知道的一切，把我知道關於奧爾蒂斯的所有事都告訴你，而你，我希望你可以告訴我你知道的所有關於那些孩子的事情，而且隻告訴我一個人。你必須以你的名譽起誓，如果沒有我的許可就永遠不能將這件事公之於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