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垂下了目光。
“和我想的一樣。”卡佩塔嘆了口氣。
隨後他將剛剛寫下的東西交給了皮勒格。
“這就是你要的那個愚蠢的聽寫結果。”
皮勒格從口袋裏掏出那三封恐嚇信的複印件——安德魯已經將它們從報社保衛處取回來——然後放在了桌子上。
“字跡不符，”他說，“不是出自同一個人。”
“你在說什麽?”卡佩塔問道。
“斯迪曼先生曾收到過三封死亡恐嚇信，我想確認你是不是其中一封信的始作俑者。”
“你今天來就是為了這件事?”
“可以算是其中一個原因吧。”
“在停車場的時候，我很想報仇，但是我沒有能力完成。”
卡佩塔拿起桌上的信讀了起來。
“我永遠無法真的殺死某個人。”他邊說邊放下信紙。
但當他看到第二封信的時候，他的臉色忽然變白了。
“你還保留著這封信的信封嗎?”他聲音顫抖地問道。
“是啊，為什麽這麽問?”安德魯反問道。
“我可以看看它嗎?”
“你得先回答我們剛剛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皮勒格插話道。
“我認得這個筆跡，”卡佩塔囁嚅著說，“這是我妻子的筆跡。你還記得信封上的郵戳是外國郵戳嗎?我想一張烏拉圭郵票應該挺顯眼的。”
“我明天就去看看。”安德魯回答說。
“謝謝你，斯迪曼先生。這對我來說太重要了。”
皮勒格和安德魯站起身向神學教授告別。當三人走向大門時，卡佩塔又叫住了安德魯：“斯迪曼先生，剛剛我曾對你說我永遠沒有辦法殺死某個人。”
“你現在改變主意了?”皮勒格問道。
“不，但是基於我對波琳娜的了解，我卻不能保證她不會這樣做。如果我是你的話，我肯定不會將她的威脅視若兒戲的。”
皮勒格和安德魯走進地鐵站。在這個時間點，這是回到報社辦公室最快的方法。
“我應該承認你可真有辦法贏得別人的同情，我的老朋友。”
“為什麽不告訴他你就是警察?”
“如果他知道我是警察的話，他很可能就什麽都不說了，他會保持沉默並要求律師在場。相信我吧，讓他認為我是你的保鏢顯然更有利，盡管這個誤會並不是一種恭維。”
“可你現在已經退休了，不是嗎?”
“是的，沒錯。您還想怎麽樣，時間又無法倒流。”
“用聽寫的辦法鑑別筆跡，我就沒有想到這個辦法。”
“你覺得警察的工作是隨隨便便在一張桌角就能完成的嗎，斯迪曼?”
“但你要他寫的東西太傻了。”
“我答應了為我提供住宿的朋友們，今晚要為他們下廚。你剛剛說的那些傻乎乎的東西，是我一會兒要用的購物單。這樣看就不傻了吧，嗯，記者先生?這位卡佩塔先生現在的思緒太混亂了。你曾考慮過你的報導可能會影響他人的生活嗎?”
“你在做警長的漫長職業生涯中從來沒有犯過錯嗎?你難道就沒有為了證實自己的想法，為了百分之百地完成調查，而擾亂過一位無辜者的生活嗎?”
“當然是有的。睜一隻眼還是閉一隻眼，在我的職業中，是日常的兩難選擇。是將一個犯了點兒小罪的犯人送入監獄讓他在裏麵度過一生，還是假裝沒看見，直接寫完報告了事?每樁犯罪都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對某些人來說，他們夢想著有一發子彈結束生命，而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渴望再有一次重來的機會，但我隻是個警察，我不是法官。”
“你經常閉上眼睛假裝沒有看到嗎?”
“你到啦，斯迪曼先生，再說下去你可要坐過站了。”
地鐵減慢速度停了下來。安德魯和警長握了握手，然後下了車。
13.拉斐爾
二十四歲的時候，伊莎貝爾已是一個兩歲小女孩的母親了。她的丈夫，拉斐爾·桑托，年紀隻比她大一點兒，他的職業是記者。這對小夫妻住在巴拉卡斯街區一個寒酸的公寓裏。伊莎貝爾和拉斐爾是在大學裏相識的。和拉斐爾一樣，伊莎貝爾學的也是新聞專業;拉斐爾總是對她說自己的文筆比她的要更篤定更細膩，而她呢，則在描述某個人的外貌時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天賦。然而，當他們的女兒出生後，伊莎貝爾卻選擇放棄她的事業，直到瑪利亞·露茲到了能上學的年齡。記者生涯是這對夫婦共同的熱情所在，拉斐爾發表每一篇報導前都要念給伊莎貝爾聽。每當他們的女兒睡著之後，伊莎貝爾便在廚房餐桌旁坐下來，手裏拿著鉛筆，修改拉斐爾的稿子。拉斐爾、伊莎貝爾和瑪利亞·露茲一家三口過著幸福的生活，美好的未來正在等待著他們。
但是震動全國的軍事獨裁政變毀了他們的計劃。
拉斐爾失去了工作。過去雇用他的中間派日報《觀點》，盡管在涉及新政權時經常採取極為“謹慎”的立場，但還是被取締了。這件事導致這個家庭陷入了最糟糕的經濟危機，但是對於伊莎貝爾來說這也不失為一樁好事。此時仍供職於報社的記者多少都對魏地拉將軍的政權表示效忠。而伊莎貝爾和拉斐爾，作為左派的庇隆主義5者，他們永遠不會同意自己的文字出現在諸如《卡比爾多》或者其他還在出版的報刊上。
“和我想的一樣。”卡佩塔嘆了口氣。
隨後他將剛剛寫下的東西交給了皮勒格。
“這就是你要的那個愚蠢的聽寫結果。”
皮勒格從口袋裏掏出那三封恐嚇信的複印件——安德魯已經將它們從報社保衛處取回來——然後放在了桌子上。
“字跡不符，”他說，“不是出自同一個人。”
“你在說什麽?”卡佩塔問道。
“斯迪曼先生曾收到過三封死亡恐嚇信，我想確認你是不是其中一封信的始作俑者。”
“你今天來就是為了這件事?”
“可以算是其中一個原因吧。”
“在停車場的時候，我很想報仇，但是我沒有能力完成。”
卡佩塔拿起桌上的信讀了起來。
“我永遠無法真的殺死某個人。”他邊說邊放下信紙。
但當他看到第二封信的時候，他的臉色忽然變白了。
“你還保留著這封信的信封嗎?”他聲音顫抖地問道。
“是啊，為什麽這麽問?”安德魯反問道。
“我可以看看它嗎?”
“你得先回答我們剛剛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皮勒格插話道。
“我認得這個筆跡，”卡佩塔囁嚅著說，“這是我妻子的筆跡。你還記得信封上的郵戳是外國郵戳嗎?我想一張烏拉圭郵票應該挺顯眼的。”
“我明天就去看看。”安德魯回答說。
“謝謝你，斯迪曼先生。這對我來說太重要了。”
皮勒格和安德魯站起身向神學教授告別。當三人走向大門時，卡佩塔又叫住了安德魯：“斯迪曼先生，剛剛我曾對你說我永遠沒有辦法殺死某個人。”
“你現在改變主意了?”皮勒格問道。
“不，但是基於我對波琳娜的了解，我卻不能保證她不會這樣做。如果我是你的話，我肯定不會將她的威脅視若兒戲的。”
皮勒格和安德魯走進地鐵站。在這個時間點，這是回到報社辦公室最快的方法。
“我應該承認你可真有辦法贏得別人的同情，我的老朋友。”
“為什麽不告訴他你就是警察?”
“如果他知道我是警察的話，他很可能就什麽都不說了，他會保持沉默並要求律師在場。相信我吧，讓他認為我是你的保鏢顯然更有利，盡管這個誤會並不是一種恭維。”
“可你現在已經退休了，不是嗎?”
“是的，沒錯。您還想怎麽樣，時間又無法倒流。”
“用聽寫的辦法鑑別筆跡，我就沒有想到這個辦法。”
“你覺得警察的工作是隨隨便便在一張桌角就能完成的嗎，斯迪曼?”
“但你要他寫的東西太傻了。”
“我答應了為我提供住宿的朋友們，今晚要為他們下廚。你剛剛說的那些傻乎乎的東西，是我一會兒要用的購物單。這樣看就不傻了吧，嗯，記者先生?這位卡佩塔先生現在的思緒太混亂了。你曾考慮過你的報導可能會影響他人的生活嗎?”
“你在做警長的漫長職業生涯中從來沒有犯過錯嗎?你難道就沒有為了證實自己的想法，為了百分之百地完成調查，而擾亂過一位無辜者的生活嗎?”
“當然是有的。睜一隻眼還是閉一隻眼，在我的職業中，是日常的兩難選擇。是將一個犯了點兒小罪的犯人送入監獄讓他在裏麵度過一生，還是假裝沒看見，直接寫完報告了事?每樁犯罪都是一個特殊的案例。對某些人來說，他們夢想著有一發子彈結束生命，而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渴望再有一次重來的機會，但我隻是個警察，我不是法官。”
“你經常閉上眼睛假裝沒有看到嗎?”
“你到啦，斯迪曼先生，再說下去你可要坐過站了。”
地鐵減慢速度停了下來。安德魯和警長握了握手，然後下了車。
13.拉斐爾
二十四歲的時候，伊莎貝爾已是一個兩歲小女孩的母親了。她的丈夫，拉斐爾·桑托，年紀隻比她大一點兒，他的職業是記者。這對小夫妻住在巴拉卡斯街區一個寒酸的公寓裏。伊莎貝爾和拉斐爾是在大學裏相識的。和拉斐爾一樣，伊莎貝爾學的也是新聞專業;拉斐爾總是對她說自己的文筆比她的要更篤定更細膩，而她呢，則在描述某個人的外貌時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天賦。然而，當他們的女兒出生後，伊莎貝爾卻選擇放棄她的事業，直到瑪利亞·露茲到了能上學的年齡。記者生涯是這對夫婦共同的熱情所在，拉斐爾發表每一篇報導前都要念給伊莎貝爾聽。每當他們的女兒睡著之後，伊莎貝爾便在廚房餐桌旁坐下來，手裏拿著鉛筆，修改拉斐爾的稿子。拉斐爾、伊莎貝爾和瑪利亞·露茲一家三口過著幸福的生活，美好的未來正在等待著他們。
但是震動全國的軍事獨裁政變毀了他們的計劃。
拉斐爾失去了工作。過去雇用他的中間派日報《觀點》，盡管在涉及新政權時經常採取極為“謹慎”的立場，但還是被取締了。這件事導致這個家庭陷入了最糟糕的經濟危機，但是對於伊莎貝爾來說這也不失為一樁好事。此時仍供職於報社的記者多少都對魏地拉將軍的政權表示效忠。而伊莎貝爾和拉斐爾，作為左派的庇隆主義5者，他們永遠不會同意自己的文字出現在諸如《卡比爾多》或者其他還在出版的報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