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會說，你這都是拿你自己來猜測塞林格，你算哪根蔥?這個問題還真難回答。有那麽一塊蔥田，上麵長了大蔥，就是塞林格，也長了小蔥，就是我。我沒長那麽大，不能包餃子，是我的錯。可是你說我不是蔥，就隻能怪自己太不曉事，難道你是茄子，別人就都得是個茄子嗎?
j.d.塞林格前幾天死了。生的孤獨是吉光片羽，死的孤獨卻將永恆。《麥田裏的守望者》已經賣了3500萬冊，說了3500萬次同樣的話：人不叛逆枉少年。我覺得這都能算是普世價值了。真是無尾狗的心聲。我不算是塞林格的粉絲，將來在天堂的牆角遇見，也不會找他簽名。我們蔥不喜歡互相聯繫。可是我們知道，生活不僅是搏殺，生活還可以是在戰慄中訴說著無望的美夢。
@晚餐殺手
偶爾我會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進一頓中產階級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後我就會第一萬次地發現中國是個巴別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腳手架上。大致上我是個自由主義者而且為人坦率，這常常就是小麻煩的根源。比如有人會信口開河：“中國人壓根就沒有民主素質。”—還別以為這種事不常見，以我的經驗來看，十個手握鴿蛋大的權力或者家產超過可憐的20萬美元的人裏有九個會這麽說—我就會忍不住接口：“你有沒有想過這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呢?”然後我會一直說上兩分鍾，接著就發現自己已經成了闖進瓷器店的大象。我說完之後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繼而陷入瞬間沉默，人們的表情在說：啊，他怎麽會對這種事情有興趣呢?
我想的卻是：真該死，他們是哪種人類，怎麽會對嚴肅的事情沒興趣呢?我覺得一個人對於社會問題有那麽一點兒興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否則難道隻關心自己的那點破事兒嗎?這就是巴別塔上的情形：我跟他們坐在同一張餐桌旁邊，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來說，有些人會比別人更熱愛生活一些，他們喜歡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覺得各種較勁都不是太有意義;另一些人則比前者更熱愛真理一些，他們對於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種癖好，又不覺得精緻的生活有什麽意思。前一種人會嘲笑後一種人是憤青或者書生氣，後一種人則會認定前一種是目光狹小者或者異化者—這後一種定義，其實正是中產階級的本質。
這就是我們的巴別塔的一個縮影，而且我們並不覺得這種相互的隔膜應該彌合。如今人們常常嘆息說：“每個人都是座孤島。” 這當然是對的，我們每個人都孤筏重洋，不勝戰慄地麵對這個存在了億萬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約翰?鄧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nd.”
問題是，這兩種人盡管大不相同，交往起來又齟齬頗多，卻在這個世界上有著很相似的位置。這個發現源於某一天，我認出了那種由我自己引發而瀰漫在餐桌上的那種“拉夫烈茨基尷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時看過的屠格涅夫的小說《貴族之家》裏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蠻有涵養，可是因為關心俄羅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種惱人的毛病：麵對蠢話絕不妥協，非得爭個是非黑白不可。這樣一來，雖然他友善又容易溝通，還是被看作是狂熱分子或者怪人。他到處尋找和推廣拯救祖國的妙方，內心受到無數的煎熬，最終怎麽樣呢?他發現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別人很是尷尬。別說俄羅斯人民不理解他，連他喜歡的姑娘都覺得他太古怪。至於他的改造祖國的理想、對農奴的悲憫、對悲慘現實的義憤等等，理所當然，屁用都沒有。
這種人就是彪炳文學史的“多餘的人”。有趣的是，除他這一類之外，還有另一種多餘的人，就是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那一類，他們是個人主義者，更多地考慮個人享受，隻是生活在自己的狹小天地中。換言之，他們跟我在晚餐時遇到的那些傢夥差不多—敢情話不投機了半天，我們大家還是一路人，都是這個世界上的廢物點心，即便我猜他們大概不會承認這一點。
我倒是有另外一個衡量標準：如果你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麽你就是多餘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隻熱氣球，並不覺得自己的多餘有多麽可怕，反而覺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覺得，倘若各種有社會理想的人都多餘著，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誰都明白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盡善盡美，可是一者不改變也能活著，再者對於中產階級來說，不改變也似乎活得不錯，倘若很多人都認這個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陽區某處就會有一頓本該風趣又親切的中產階級晚餐。不妙的是，他們恰巧邀請了我，我既不認這個理，又無恥地不擔心讓別人感到尷尬——於是晚餐殺手又來了。倘若我們的當代生活是一頓晚餐，那麽這正是我的角色。
@冷火
孫處長是我的大學同學，在股票市場發軔時期因為夢話說得好而聞名遐邇。我記得當年的氣氛可真奇怪，整個學校的男生都對女生失去了興趣，傍晚時分bp機一響，就全跑出去買認購證去了。天明時分他們集體走回學校，被暴富的亢奮感折磨了一夜，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那就是我們如今置身其間的魔怔年代的開端。直到現在，有時候我坐飛機，看見經濟艙裏一排排地坐著的中產階級先生們，留著寸頭穿著高支棉襯衫戴著藍牙耳機，我還是會從他們夢遊般躊躇滿誌的臉上看到當年的影子。“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歌舞，眼見他樓塌了”，新時代的實幹家們野心勃勃，眼冒精光，我吃碗熱幹麵打倆飽嗝兒，看他們轉的那叫一個眼暈。
浮士德說：“你多美啊，請停一停。”我想說的卻是：“你多醜啊，請停一停。”這不是指飛機上的乘客們，也不是說我像一個虛無主義者那樣討厭經濟發展和個人奮鬥，令我深以為恥的是瀰漫整個時代的貪嗔迷惘又一往無前的氣氛。我會一再地想起孫處長當年的夢話，它之所以成為經典，恰恰是因為跟彼時最熱鬧的股票之類全無幹係。有時他說沒人聽得懂的英語，有時他威脅說要敲掉阿童木的頭，有天晚上，他則磨著牙說：“十年後中國文學將更加蕭索。”
這話很怪，可你要理解我們是在中文係，我們是時代的逆流。我的同學們大多數對文學毫無興趣，考法律、經濟什麽的沒考上，就被發配到中文係來了，可是這也沒能阻礙他們暫時地臣服於人類數千年來的文藝精華的魔力。沙漠裏的貝都因人為什麽不吃蝦米?隻是因為他們沒吃過。蝦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文藝亦如是。我記得一個傢夥躺在床上讀村上春樹，主人公搞了一個失戀的姑娘，事後那姑娘說，“咦，還能見麵?”他隻是敷衍支吾了一句，可是回到家裏卻覺得寂寞，“吃了根黃瓜，小便，睡了。”那時一個故事中隻有淫蕩和自私是不夠的，還得夠淒涼才行，多少人喜歡塞林格，就是因為這個。不像現在，全是穿越啊挖墳啊種馬啊什麽的。
那時我更多地讀那種沉悶的書，注意力一分散就看不懂，可是讀完了你就會在春日傍晚裏深深嘆息。那時你還年輕，腎上腺素在血管裏擁擠得像一袋跳跳糖。那期間我讀過的最牛的一本書是娜塔麗·薩洛特《天象館》，如今你給我一萬塊錢我都不願意重讀一遍。你可以想像一下讀一本至少有3萬個省略號的書是什麽感覺，就像駕駛一輛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老爺車。我拚了小命，竟把這輛車開到了世界盡頭。那是歷史的空隙，生活沒有被填滿，年輕人得以抬眼看看什麽東西才是有點兒意思的。
j.d.塞林格前幾天死了。生的孤獨是吉光片羽，死的孤獨卻將永恆。《麥田裏的守望者》已經賣了3500萬冊，說了3500萬次同樣的話：人不叛逆枉少年。我覺得這都能算是普世價值了。真是無尾狗的心聲。我不算是塞林格的粉絲，將來在天堂的牆角遇見，也不會找他簽名。我們蔥不喜歡互相聯繫。可是我們知道，生活不僅是搏殺，生活還可以是在戰慄中訴說著無望的美夢。
@晚餐殺手
偶爾我會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進一頓中產階級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後我就會第一萬次地發現中國是個巴別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腳手架上。大致上我是個自由主義者而且為人坦率，這常常就是小麻煩的根源。比如有人會信口開河：“中國人壓根就沒有民主素質。”—還別以為這種事不常見，以我的經驗來看，十個手握鴿蛋大的權力或者家產超過可憐的20萬美元的人裏有九個會這麽說—我就會忍不住接口：“你有沒有想過這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呢?”然後我會一直說上兩分鍾，接著就發現自己已經成了闖進瓷器店的大象。我說完之後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繼而陷入瞬間沉默，人們的表情在說：啊，他怎麽會對這種事情有興趣呢?
我想的卻是：真該死，他們是哪種人類，怎麽會對嚴肅的事情沒興趣呢?我覺得一個人對於社會問題有那麽一點兒興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否則難道隻關心自己的那點破事兒嗎?這就是巴別塔上的情形：我跟他們坐在同一張餐桌旁邊，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來說，有些人會比別人更熱愛生活一些，他們喜歡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覺得各種較勁都不是太有意義;另一些人則比前者更熱愛真理一些，他們對於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種癖好，又不覺得精緻的生活有什麽意思。前一種人會嘲笑後一種人是憤青或者書生氣，後一種人則會認定前一種是目光狹小者或者異化者—這後一種定義，其實正是中產階級的本質。
這就是我們的巴別塔的一個縮影，而且我們並不覺得這種相互的隔膜應該彌合。如今人們常常嘆息說：“每個人都是座孤島。” 這當然是對的，我們每個人都孤筏重洋，不勝戰慄地麵對這個存在了億萬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約翰?鄧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nd.”
問題是，這兩種人盡管大不相同，交往起來又齟齬頗多，卻在這個世界上有著很相似的位置。這個發現源於某一天，我認出了那種由我自己引發而瀰漫在餐桌上的那種“拉夫烈茨基尷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時看過的屠格涅夫的小說《貴族之家》裏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蠻有涵養，可是因為關心俄羅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種惱人的毛病：麵對蠢話絕不妥協，非得爭個是非黑白不可。這樣一來，雖然他友善又容易溝通，還是被看作是狂熱分子或者怪人。他到處尋找和推廣拯救祖國的妙方，內心受到無數的煎熬，最終怎麽樣呢?他發現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別人很是尷尬。別說俄羅斯人民不理解他，連他喜歡的姑娘都覺得他太古怪。至於他的改造祖國的理想、對農奴的悲憫、對悲慘現實的義憤等等，理所當然，屁用都沒有。
這種人就是彪炳文學史的“多餘的人”。有趣的是，除他這一類之外，還有另一種多餘的人，就是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那一類，他們是個人主義者，更多地考慮個人享受，隻是生活在自己的狹小天地中。換言之，他們跟我在晚餐時遇到的那些傢夥差不多—敢情話不投機了半天，我們大家還是一路人，都是這個世界上的廢物點心，即便我猜他們大概不會承認這一點。
我倒是有另外一個衡量標準：如果你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麽你就是多餘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隻熱氣球，並不覺得自己的多餘有多麽可怕，反而覺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覺得，倘若各種有社會理想的人都多餘著，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誰都明白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盡善盡美，可是一者不改變也能活著，再者對於中產階級來說，不改變也似乎活得不錯，倘若很多人都認這個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陽區某處就會有一頓本該風趣又親切的中產階級晚餐。不妙的是，他們恰巧邀請了我，我既不認這個理，又無恥地不擔心讓別人感到尷尬——於是晚餐殺手又來了。倘若我們的當代生活是一頓晚餐，那麽這正是我的角色。
@冷火
孫處長是我的大學同學，在股票市場發軔時期因為夢話說得好而聞名遐邇。我記得當年的氣氛可真奇怪，整個學校的男生都對女生失去了興趣，傍晚時分bp機一響，就全跑出去買認購證去了。天明時分他們集體走回學校，被暴富的亢奮感折磨了一夜，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那就是我們如今置身其間的魔怔年代的開端。直到現在，有時候我坐飛機，看見經濟艙裏一排排地坐著的中產階級先生們，留著寸頭穿著高支棉襯衫戴著藍牙耳機，我還是會從他們夢遊般躊躇滿誌的臉上看到當年的影子。“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歌舞，眼見他樓塌了”，新時代的實幹家們野心勃勃，眼冒精光，我吃碗熱幹麵打倆飽嗝兒，看他們轉的那叫一個眼暈。
浮士德說：“你多美啊，請停一停。”我想說的卻是：“你多醜啊，請停一停。”這不是指飛機上的乘客們，也不是說我像一個虛無主義者那樣討厭經濟發展和個人奮鬥，令我深以為恥的是瀰漫整個時代的貪嗔迷惘又一往無前的氣氛。我會一再地想起孫處長當年的夢話，它之所以成為經典，恰恰是因為跟彼時最熱鬧的股票之類全無幹係。有時他說沒人聽得懂的英語，有時他威脅說要敲掉阿童木的頭，有天晚上，他則磨著牙說：“十年後中國文學將更加蕭索。”
這話很怪，可你要理解我們是在中文係，我們是時代的逆流。我的同學們大多數對文學毫無興趣，考法律、經濟什麽的沒考上，就被發配到中文係來了，可是這也沒能阻礙他們暫時地臣服於人類數千年來的文藝精華的魔力。沙漠裏的貝都因人為什麽不吃蝦米?隻是因為他們沒吃過。蝦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文藝亦如是。我記得一個傢夥躺在床上讀村上春樹，主人公搞了一個失戀的姑娘，事後那姑娘說，“咦，還能見麵?”他隻是敷衍支吾了一句，可是回到家裏卻覺得寂寞，“吃了根黃瓜，小便，睡了。”那時一個故事中隻有淫蕩和自私是不夠的，還得夠淒涼才行，多少人喜歡塞林格，就是因為這個。不像現在，全是穿越啊挖墳啊種馬啊什麽的。
那時我更多地讀那種沉悶的書，注意力一分散就看不懂，可是讀完了你就會在春日傍晚裏深深嘆息。那時你還年輕，腎上腺素在血管裏擁擠得像一袋跳跳糖。那期間我讀過的最牛的一本書是娜塔麗·薩洛特《天象館》，如今你給我一萬塊錢我都不願意重讀一遍。你可以想像一下讀一本至少有3萬個省略號的書是什麽感覺，就像駕駛一輛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老爺車。我拚了小命，竟把這輛車開到了世界盡頭。那是歷史的空隙，生活沒有被填滿，年輕人得以抬眼看看什麽東西才是有點兒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