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陳雲致信周恩來，表示：我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工作全無知識，或者知之甚少，準備學幾年，總能學到一點。
但是，“四人幫”為了搶班奪權，已經按捺不住了。1974年初，他們操控“批林批孔”運動，把矛頭對準周恩來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幹部，使各條戰線陷入新的動亂，使剛剛好轉的局勢重新惡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機部講話，楞說美國康寧公司送給中國彩色顯像管設備引進考察團禮品——玻殼蝸牛，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大罵國務院搞“賣國主義”、“洋奴哲學”。1974年10月又挑起“風慶輪事件”，使引進設備和外貿工作受到強烈衝擊，陷於停頓。
但陳雲的調查研究和思索並沒有停頓。他的眼光已經放得很遠、放得很長了。這一時期指導外貿工作獲得的寶貴經驗，將要在即將來臨的更大規模的對外開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洋躍進”蘊藏著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現實危險。
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講經濟問題先講怎麽弄清“實事”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為標誌，中國人終於從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惡夢中醒來。長期“左”的錯誤，給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混亂和損失，問題成堆。
在經濟工作上，由於沒有及時總結糾正“左”傾錯誤，繼續冒進方針，不顧國情國力，強行要求“大幹快上”、“革命加拚命”，結果又出現了“洋躍進”。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綱治國推動國民經濟新躍進》，宣布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本來，當時經濟規模已經很龐大，全國在建項目65000個，其中大中型項目1700多個，要把這些項目搞完還要投資1650多億元，要幹3年多時間，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開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十年規劃綱要》又提出，從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項目，其中有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氣田，30個大電站，6條鐵路新幹線，5個重點港口，全國基建投資相當於過去28年的總和。這次“躍進”，除了追求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在建設上求洋，企圖從國際市場上買進一個現代化。1978年同外國簽訂了22個大的引進項目，金額高達78億美元，這還隻是一部分，全部簽完還需要50億美元。其結果，遭受“文革”動亂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處於更加困難的境地，經濟戰線全麵告急，危機四伏。
粉碎“四人幫”已經兩年，是繼續搞“兩個凡是”;還是恢復真正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墨守陳規、徘徊前進還是加緊撥亂反正、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麵?這樣的問題尖銳地擺在了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麵。
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陳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時，華國鋒宣布的議題是，先用兩三天時間討論從下一年起把全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再討論三個問題：(一)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討論兩個文件：一是《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一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二)商定1979年、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議題都局限於經濟領域，核心是討論如何採取一些措施實現“大幹快上”。
從這些議題看，當時華國鋒考慮的，是把這次會議開成一次單純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會議原定隻開半個月。應該說，這些問題也是需要討論的。但是，重大政治問題不解決，就難以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經濟工作也會受到影響。在當時的環境下，不解決定安團結問題，就不可能順利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不能有效地調動全黨和全國人民全心全意投身“四化”建設的熱情。因此，有些老幹部提出要討論歷史上一些大是大非問題。
會議進行到第三天，11月12日，會上出現了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情況。這天，在會議東北組的討論中，在黨內有崇高聲望的陳雲，作了一個似乎有些“離題”的發言。
陳雲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張，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見。
接著，陳雲話鋒一轉，提出了會議原定議題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說：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
本來宣布的議題是討論經濟問題，陳雲卻談到政治上平反冤假錯案、解決安定團結的問題，要求中央解決為薄一波、陶鑄、王鶴壽、彭德懷等幹部以及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與會議主持者的意願相比較，陳雲的發言確乎是“離題”了。這樣的“離題”當然是經過他認真的考慮的，是從黨的事業的大局出發，是反映廣大幹部群眾的意願的。
但是，“四人幫”為了搶班奪權，已經按捺不住了。1974年初，他們操控“批林批孔”運動，把矛頭對準周恩來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幹部，使各條戰線陷入新的動亂，使剛剛好轉的局勢重新惡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機部講話，楞說美國康寧公司送給中國彩色顯像管設備引進考察團禮品——玻殼蝸牛，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大罵國務院搞“賣國主義”、“洋奴哲學”。1974年10月又挑起“風慶輪事件”，使引進設備和外貿工作受到強烈衝擊，陷於停頓。
但陳雲的調查研究和思索並沒有停頓。他的眼光已經放得很遠、放得很長了。這一時期指導外貿工作獲得的寶貴經驗，將要在即將來臨的更大規模的對外開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洋躍進”蘊藏著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現實危險。
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講經濟問題先講怎麽弄清“實事”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為標誌，中國人終於從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惡夢中醒來。長期“左”的錯誤，給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混亂和損失，問題成堆。
在經濟工作上，由於沒有及時總結糾正“左”傾錯誤，繼續冒進方針，不顧國情國力，強行要求“大幹快上”、“革命加拚命”，結果又出現了“洋躍進”。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綱治國推動國民經濟新躍進》，宣布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本來，當時經濟規模已經很龐大，全國在建項目65000個，其中大中型項目1700多個，要把這些項目搞完還要投資1650多億元，要幹3年多時間，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開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十年規劃綱要》又提出，從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項目，其中有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氣田，30個大電站，6條鐵路新幹線，5個重點港口，全國基建投資相當於過去28年的總和。這次“躍進”，除了追求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在建設上求洋，企圖從國際市場上買進一個現代化。1978年同外國簽訂了22個大的引進項目，金額高達78億美元，這還隻是一部分，全部簽完還需要50億美元。其結果，遭受“文革”動亂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處於更加困難的境地，經濟戰線全麵告急，危機四伏。
粉碎“四人幫”已經兩年，是繼續搞“兩個凡是”;還是恢復真正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墨守陳規、徘徊前進還是加緊撥亂反正、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麵?這樣的問題尖銳地擺在了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麵。
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212人。陳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時，華國鋒宣布的議題是，先用兩三天時間討論從下一年起把全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再討論三個問題：(一)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討論兩個文件：一是《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一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二)商定1979年、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議題都局限於經濟領域，核心是討論如何採取一些措施實現“大幹快上”。
從這些議題看，當時華國鋒考慮的，是把這次會議開成一次單純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會議原定隻開半個月。應該說，這些問題也是需要討論的。但是，重大政治問題不解決，就難以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經濟工作也會受到影響。在當時的環境下，不解決定安團結問題，就不可能順利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不能有效地調動全黨和全國人民全心全意投身“四化”建設的熱情。因此，有些老幹部提出要討論歷史上一些大是大非問題。
會議進行到第三天，11月12日，會上出現了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情況。這天，在會議東北組的討論中，在黨內有崇高聲望的陳雲，作了一個似乎有些“離題”的發言。
陳雲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張，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見。
接著，陳雲話鋒一轉，提出了會議原定議題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說：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
本來宣布的議題是討論經濟問題，陳雲卻談到政治上平反冤假錯案、解決安定團結的問題，要求中央解決為薄一波、陶鑄、王鶴壽、彭德懷等幹部以及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與會議主持者的意願相比較，陳雲的發言確乎是“離題”了。這樣的“離題”當然是經過他認真的考慮的，是從黨的事業的大局出發，是反映廣大幹部群眾的意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