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反冒進，為冒進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經濟上的冒進急速升溫，建設規模急劇膨脹，形成“大躍進”的狂潮，使陳雲關於二五計劃要著重解決人民吃穿問題的設想落了空。
各個地方、各個部門都相互比著，爭後恐後地往上漲，就這樣層層加碼，一個高指標沒過幾天就不靈了。
在這種節節拔高生產指標的過程中，陳雲的處境很困難。陳雲主張製定計劃要搞綜合平衡，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從建國以來他就領導經濟工作，這兩年又親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廠礦。國家有多大家底，他心裏已經有了一本帳。
在這種全國性的狂熱中，陳雲是較早清醒的一個。他迅即針對發現的問題，採取盡可能委婉的方式，在自己負責的基建工作，組織糾正。
北戴河會議後，9月19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設委員會，接收計委原有關基建的工作，由陳雲負責。10月12日，陳雲擔任了國務院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負責領導全國的基本建設工作。他一上任，就組織召開了幾大協作區的基本建設工作會議。
當時基建戰線熱度也很高，計劃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資就有500多億元，而“一五”時期整個投資規模才400多億元。基建投資規模陡然加大，必然會造成物資全麵緊張。基建戰線盲幹浮誇風也開始漫延。陳雲多年搞經濟工作，對此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但迫於“大躍進”環境，又不便明言，隻能委婉地告誡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質量。
基本建設工程質量問題也十分嚴重。為了圖快圖省，有的工廠建設連地基也沒有打好;有的地方在年產5萬噸的煉鋼車間也用磚木結構，在水利大壩上用土水泥、用不合格的鋼材;還有些工程，土法施工，居然連勘察設計的基本程序都不顧了，畫張草圖就敢上馬，工人不經培訓，一窩蜂上崗。
這樣做的後果是付出生命的代價，還留下了無數的隱患工程，不知道哪天就要死人。據統計，1958年，由於強調快速施工，隨意修改設計和建築結構，隨意使用代用材料，隨意破除規章製度，發生了許多嚴重的質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廠房，死亡人數直線上升。僅建築工程部係統就死亡435人，而上年是135人，死亡人數增加2.2倍。在這些死亡的人員中，由於工程結構倒坍而死亡的有117人，而上一年隻死亡3人;高空作業跌落而死亡的有70人，而上一年隻有38人。在因結構倒坍而死亡的人員中，屬於鋼筋混凝土結構倒坍的46人，木結構倒坍的50人，磚結構倒坍的21人。這些問題，大多數發生在10月以後。
麵對這些嚴重問題，陳雲十分痛心。他於1958年底在杭州專門召開全國工程質量問題的現場會議，採取補救措施。
陳雲召集杭州現場會的目的，是為了引起全國、全黨對工程質量急劇下降的注意，採取措施補救和改變這方麵的嚴重問題。所以，12月27日至31日，陳雲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質量補救辦法的現場會。
12月31日，陳雲回到北京後致信鄧小平，送上杭州現場會的材料，並指出：目前在基本建設中，總的趨向是不適當地片麵強調節約，隻圖數量，不顧質量。
由於及時發現了基建工作中的問題，各地按照中央的布置採取了有力措施，使“大躍進”造成的損失有所控製。
開始糾“左”，陳雲對高指標的懷疑被一些人當作“右傾保守主義”，
毛澤東卻誇獎陳雲“真理有時候掌握在一個人手裏”。
陳雲勇於負責，抱病研究落實鋼鐵指標
北戴河會議後，“大躍進”氣氛很濃，毛澤東很高興。但是不久後，各地情況反映到他那裏，他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一些極端的作法，毛澤東非常反感。以鋼為綱造成國民經濟全麵緊張，各種矛盾也日益暴露。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自己也開始考慮要壓縮空氣。他到各地視察，頻繁地與有關部門和領導談話，陳雲也多次參加，並抓住機會就高指標等問題向毛澤東進言。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由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幾次研討會，對1959年計劃主要指標進行了調整，鋼產量由2700至3000萬噸降為1800至2000萬噸，原煤由 3.7億噸提高到 3.8億噸，糧食和棉花產量指標卻定為10500億斤和1億擔，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由500億元降為360億元。
“大躍進”提出“以鋼為綱”，趕超英國，是以鋼的指標為標誌的。鋼的指標雖然降下來了，陳雲覺得還是難於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標仍然很高。
為慎重起見，陳雲建議四大指標以不公布為好，並把這個意見向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說了，但胡喬木並沒有把這個情況告訴毛澤東。
據胡喬木後來在廬山會議期間私下對人說，他這是保護陳雲，否則到上海會議時，陳雲也不能恢復名譽。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向劉少奇說，不要公布公社決定，王不敢去向主席匯報，劉少奇轉告毛澤東，結果毛大發脾氣。
1959年1月18日，新年剛過，毛澤東請陳雲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幾位主管財經工作的副總理吃飯，彭德懷出席作陪。
席間自然要談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陳雲表示武昌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煤糧棉的生產計劃難以完成，並提出：1959年鋼指標問題，我傾向降到1600萬噸。
各個地方、各個部門都相互比著，爭後恐後地往上漲，就這樣層層加碼，一個高指標沒過幾天就不靈了。
在這種節節拔高生產指標的過程中，陳雲的處境很困難。陳雲主張製定計劃要搞綜合平衡，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從建國以來他就領導經濟工作，這兩年又親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廠礦。國家有多大家底，他心裏已經有了一本帳。
在這種全國性的狂熱中，陳雲是較早清醒的一個。他迅即針對發現的問題，採取盡可能委婉的方式，在自己負責的基建工作，組織糾正。
北戴河會議後，9月19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設委員會，接收計委原有關基建的工作，由陳雲負責。10月12日，陳雲擔任了國務院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負責領導全國的基本建設工作。他一上任，就組織召開了幾大協作區的基本建設工作會議。
當時基建戰線熱度也很高，計劃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資就有500多億元，而“一五”時期整個投資規模才400多億元。基建投資規模陡然加大，必然會造成物資全麵緊張。基建戰線盲幹浮誇風也開始漫延。陳雲多年搞經濟工作，對此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但迫於“大躍進”環境，又不便明言，隻能委婉地告誡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質量。
基本建設工程質量問題也十分嚴重。為了圖快圖省，有的工廠建設連地基也沒有打好;有的地方在年產5萬噸的煉鋼車間也用磚木結構，在水利大壩上用土水泥、用不合格的鋼材;還有些工程，土法施工，居然連勘察設計的基本程序都不顧了，畫張草圖就敢上馬，工人不經培訓，一窩蜂上崗。
這樣做的後果是付出生命的代價，還留下了無數的隱患工程，不知道哪天就要死人。據統計，1958年，由於強調快速施工，隨意修改設計和建築結構，隨意使用代用材料，隨意破除規章製度，發生了許多嚴重的質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廠房，死亡人數直線上升。僅建築工程部係統就死亡435人，而上年是135人，死亡人數增加2.2倍。在這些死亡的人員中，由於工程結構倒坍而死亡的有117人，而上一年隻死亡3人;高空作業跌落而死亡的有70人，而上一年隻有38人。在因結構倒坍而死亡的人員中，屬於鋼筋混凝土結構倒坍的46人，木結構倒坍的50人，磚結構倒坍的21人。這些問題，大多數發生在10月以後。
麵對這些嚴重問題，陳雲十分痛心。他於1958年底在杭州專門召開全國工程質量問題的現場會議，採取補救措施。
陳雲召集杭州現場會的目的，是為了引起全國、全黨對工程質量急劇下降的注意，採取措施補救和改變這方麵的嚴重問題。所以，12月27日至31日，陳雲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質量補救辦法的現場會。
12月31日，陳雲回到北京後致信鄧小平，送上杭州現場會的材料，並指出：目前在基本建設中，總的趨向是不適當地片麵強調節約，隻圖數量，不顧質量。
由於及時發現了基建工作中的問題，各地按照中央的布置採取了有力措施，使“大躍進”造成的損失有所控製。
開始糾“左”，陳雲對高指標的懷疑被一些人當作“右傾保守主義”，
毛澤東卻誇獎陳雲“真理有時候掌握在一個人手裏”。
陳雲勇於負責，抱病研究落實鋼鐵指標
北戴河會議後，“大躍進”氣氛很濃，毛澤東很高興。但是不久後，各地情況反映到他那裏，他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一些極端的作法，毛澤東非常反感。以鋼為綱造成國民經濟全麵緊張，各種矛盾也日益暴露。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自己也開始考慮要壓縮空氣。他到各地視察，頻繁地與有關部門和領導談話，陳雲也多次參加，並抓住機會就高指標等問題向毛澤東進言。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由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幾次研討會，對1959年計劃主要指標進行了調整，鋼產量由2700至3000萬噸降為1800至2000萬噸，原煤由 3.7億噸提高到 3.8億噸，糧食和棉花產量指標卻定為10500億斤和1億擔，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由500億元降為360億元。
“大躍進”提出“以鋼為綱”，趕超英國，是以鋼的指標為標誌的。鋼的指標雖然降下來了，陳雲覺得還是難於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標仍然很高。
為慎重起見，陳雲建議四大指標以不公布為好，並把這個意見向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說了，但胡喬木並沒有把這個情況告訴毛澤東。
據胡喬木後來在廬山會議期間私下對人說，他這是保護陳雲，否則到上海會議時，陳雲也不能恢復名譽。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向劉少奇說，不要公布公社決定，王不敢去向主席匯報，劉少奇轉告毛澤東，結果毛大發脾氣。
1959年1月18日，新年剛過，毛澤東請陳雲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幾位主管財經工作的副總理吃飯，彭德懷出席作陪。
席間自然要談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陳雲表示武昌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煤糧棉的生產計劃難以完成，並提出：1959年鋼指標問題，我傾向降到1600萬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