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一副輕鬆的擔子，財經戰線上的挑戰，其艱險程度並不亞於戰場上的槍林彈雨。陳雲首先迎來的，就是後來被稱作建國初財經工作“三大戰役”之一的嚴重鬥爭：穩定物價。
物價猛漲，人心惶惶。
陳雲臨陣受命：安下地盤試一試
國民黨留給新中國的，名副其實是一付經濟“爛攤子”。 從1937年到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通貨發行量增長了1400多億倍，同期物價上漲85000多億倍，給全國人民造成約150億銀元的損失。
惡性通貨膨脹使紙幣信用完全破產，老百姓擔心貨幣貶值，搶購商品，或紛紛將手頭紙幣換成金銀、美鈔。農村裏則幹脆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換。
市場動盪使正當經營的民族工商業深受其害，人民群眾苦不堪言。經濟上的崩潰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垮台。
投機資本卻得到了畸形的發展。當時的說法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機”。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嚴重惡化了正常的工商業經營環境，卻培養了一支實力雄厚的投機大軍，官僚資本倚仗特權投機漁利，社會閑散資金進行投機追逐暴利，就是少數仍在勉力從事工商業經營的民族資本，為了減少通貨膨脹的損失，也不得不捲入投機。投機加劇了市場動盪。
投機資本就如同吸食腐屍的烏鴉，在這種極端混亂的財政經濟中迅速壯大，對新生的人民政權形成極大的威脅。周恩來曾說：“中國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於多年不斷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差不多變成了投機商人的大賭場。”新生的人民政權麵臨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扭轉國民黨反動派多年統治所遺留下來的財政經濟的極端混亂危險的狀況。
但是，從投機資本爭奪市場控製權，穩定物價，又談何容易!
1949年全年支出軍政費用、救災費用及搶修鐵路等經費，共達567億斤小米，而當年財政收入僅303億斤小米，收支相抵，財政赤字達264億斤小米，關內地區的財政赤字，占到了全部支出的65.9%。
這就意味著，一半以上的中央財政支出靠發票子。
這樣一來，投機資本就有了可趁之機，在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掀起4次物價風波，促使物價在很短時期內暴漲，使群眾產生極其嚴重的恐慌心理，從而破壞了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嚴重影響到前線供應、人民群眾的生活及正當工商業經營活動。
在財政收支暫時還不能平衡，生產尚未恢復的情況下，能不能戰勝投機資本的破壞，使物價根據通貨增加情況逐漸上漲而不是猛漲，這是對新生的人民政權及其財經領導人的嚴重考驗。共產黨能對付得了投機資本嗎?很多人都表示懷疑。有的甚至說：“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打0分。”
陳雲受命後，迅即返回東北，安排有關工作。考慮到去中央後難再回來，他還抓緊時間到東北各廠礦視察，希望盡可能多地掌握東北經濟情況。這一忙，時間又過去了3個月，連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他也無暇參加。
在這期間，市場持續波動引起群眾恐慌、工商業叫苦，軍隊後勤保障又是千頭萬緒、急如星火，各地都向中央告急。周恩來多次致電陳雲，催他速來。
中央已在七屆二中全會後，於3月25日進駐北平。5月9日，陳雲急赴北平。陳雲受命入關的時候，有人問他進關後準備怎麽辦，他平靜地說：“安下地盤試一試。”
外有敵人的封鎖轟炸，內有投機資本的猖狂挑戰。
陳雲處變不驚，有條不紊地籌建財經統帥部，謀劃迎戰部署。
陳雲是在投機資本掀起的物價風波中走馬上任的。1949年4月，一場大範圍的物價波動席捲華北、西北，波及山東、蘇北等地，平津震動。天津綜合物價指數，5月中旬比3月份上漲 1.2倍。這是投機資本掀起的第一次物價風波。
陳雲5月10日趕到北京，11日就參加中央軍委在香山召開的財經會議，討論中央財經委員會的機構設置，以及天津、唐山和不久後解放的上海等地的生產、金融、稅收和對外貿易等問題。
當時一個最有利的條件是中國共產黨掌握了廣大的農村，也就掌握了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生產物資。而通過接收官僚資本，國營經濟又掌握了幹預市場的必要物資力量。人民政權疏通糧食運輸，在國營貿易公司之下分別建立糧食、花紗布、百貨、山貨等專業公司，並在平津建立40個糧食、紗布營業處和零售店，直接供貨，平抑物價。此外，還設法吸引遊資，開辦“折實儲蓄”，吸收存款。到5月中旬才使物價漲風平息下來。
“安下地盤”的工作，陳雲很快就幹出了眉目。
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7月12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會議，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併組成的中財委正式成立。14日，在中財委第一次全體幹部會議上，他詼諧地表示：我在陝甘寧邊區搞過“小攤攤”，現在是搞全國的“大買賣”。
市場形勢瞬息萬變，不可能給陳雲留下太多時間來從容部署。陳雲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知道，物價必須穩定，並且要及早穩定。物價早穩定一天，全國人民就少受一天痛苦。物價上漲、幣值下跌，吃虧最大的是城市裏靠薪資為生的工人及軍政人員。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擁護的，對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土地改革，是贊成的。但老百姓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看共產黨，他們還透過經濟看，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不餓死人。
物價猛漲，人心惶惶。
陳雲臨陣受命：安下地盤試一試
國民黨留給新中國的，名副其實是一付經濟“爛攤子”。 從1937年到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通貨發行量增長了1400多億倍，同期物價上漲85000多億倍，給全國人民造成約150億銀元的損失。
惡性通貨膨脹使紙幣信用完全破產，老百姓擔心貨幣貶值，搶購商品，或紛紛將手頭紙幣換成金銀、美鈔。農村裏則幹脆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換。
市場動盪使正當經營的民族工商業深受其害，人民群眾苦不堪言。經濟上的崩潰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垮台。
投機資本卻得到了畸形的發展。當時的說法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機”。長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嚴重惡化了正常的工商業經營環境，卻培養了一支實力雄厚的投機大軍，官僚資本倚仗特權投機漁利，社會閑散資金進行投機追逐暴利，就是少數仍在勉力從事工商業經營的民族資本，為了減少通貨膨脹的損失，也不得不捲入投機。投機加劇了市場動盪。
投機資本就如同吸食腐屍的烏鴉，在這種極端混亂的財政經濟中迅速壯大，對新生的人民政權形成極大的威脅。周恩來曾說：“中國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於多年不斷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差不多變成了投機商人的大賭場。”新生的人民政權麵臨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扭轉國民黨反動派多年統治所遺留下來的財政經濟的極端混亂危險的狀況。
但是，從投機資本爭奪市場控製權，穩定物價，又談何容易!
1949年全年支出軍政費用、救災費用及搶修鐵路等經費，共達567億斤小米，而當年財政收入僅303億斤小米，收支相抵，財政赤字達264億斤小米，關內地區的財政赤字，占到了全部支出的65.9%。
這就意味著，一半以上的中央財政支出靠發票子。
這樣一來，投機資本就有了可趁之機，在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掀起4次物價風波，促使物價在很短時期內暴漲，使群眾產生極其嚴重的恐慌心理，從而破壞了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嚴重影響到前線供應、人民群眾的生活及正當工商業經營活動。
在財政收支暫時還不能平衡，生產尚未恢復的情況下，能不能戰勝投機資本的破壞，使物價根據通貨增加情況逐漸上漲而不是猛漲，這是對新生的人民政權及其財經領導人的嚴重考驗。共產黨能對付得了投機資本嗎?很多人都表示懷疑。有的甚至說：“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打0分。”
陳雲受命後，迅即返回東北，安排有關工作。考慮到去中央後難再回來，他還抓緊時間到東北各廠礦視察，希望盡可能多地掌握東北經濟情況。這一忙，時間又過去了3個月，連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他也無暇參加。
在這期間，市場持續波動引起群眾恐慌、工商業叫苦，軍隊後勤保障又是千頭萬緒、急如星火，各地都向中央告急。周恩來多次致電陳雲，催他速來。
中央已在七屆二中全會後，於3月25日進駐北平。5月9日，陳雲急赴北平。陳雲受命入關的時候，有人問他進關後準備怎麽辦，他平靜地說：“安下地盤試一試。”
外有敵人的封鎖轟炸，內有投機資本的猖狂挑戰。
陳雲處變不驚，有條不紊地籌建財經統帥部，謀劃迎戰部署。
陳雲是在投機資本掀起的物價風波中走馬上任的。1949年4月，一場大範圍的物價波動席捲華北、西北，波及山東、蘇北等地，平津震動。天津綜合物價指數，5月中旬比3月份上漲 1.2倍。這是投機資本掀起的第一次物價風波。
陳雲5月10日趕到北京，11日就參加中央軍委在香山召開的財經會議，討論中央財經委員會的機構設置，以及天津、唐山和不久後解放的上海等地的生產、金融、稅收和對外貿易等問題。
當時一個最有利的條件是中國共產黨掌握了廣大的農村，也就掌握了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生產物資。而通過接收官僚資本，國營經濟又掌握了幹預市場的必要物資力量。人民政權疏通糧食運輸，在國營貿易公司之下分別建立糧食、花紗布、百貨、山貨等專業公司，並在平津建立40個糧食、紗布營業處和零售店，直接供貨，平抑物價。此外，還設法吸引遊資，開辦“折實儲蓄”，吸收存款。到5月中旬才使物價漲風平息下來。
“安下地盤”的工作，陳雲很快就幹出了眉目。
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7月12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會議，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併組成的中財委正式成立。14日，在中財委第一次全體幹部會議上，他詼諧地表示：我在陝甘寧邊區搞過“小攤攤”，現在是搞全國的“大買賣”。
市場形勢瞬息萬變，不可能給陳雲留下太多時間來從容部署。陳雲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知道，物價必須穩定，並且要及早穩定。物價早穩定一天，全國人民就少受一天痛苦。物價上漲、幣值下跌，吃虧最大的是城市裏靠薪資為生的工人及軍政人員。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擁護的，對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土地改革，是贊成的。但老百姓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看共產黨，他們還透過經濟看，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不餓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