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文博中學,算是武漢一所經典中學,現在算來,校史已近百年,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始建,抗戰開始後,又與一所著名的教會學校合併,可謂中西合璧,盡善盡美了。文博中學校風嚴謹,學風濃鬱,出了無數英才。大半個世紀以前,就有江南小北大之稱,可以說是一所貴族學校。說它是一所貴族學校,有兩層意思。一是它的學生來源,大多都有一些背景。官宦,商賈,書香世家,高級白領,都願意把自己的子弟往這兒送,當然,除了願意之外,依然要嚴格考試,不好憑金錢權勢開後門的。到了49年後,這裏依舊是新貴與舊貴的子弟占大多數。六十年代初,階級路線講得厲害了,工農子弟的比例才提高了一些,即便如此,那些工農子弟,學習成績也都優秀,是他們那個階級中的佼佼者。因此,文革中,文博中學成了舊市委,舊教育局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一大鐵證。說它是一所貴族學校的另一層意思是,這裏的師生,不管來源如何,在校薰陶一段時間,便都有一點貴族氣息,男的儒雅,女的端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比後來上麵的提倡早了幾十年。老師就更不用說了,隨便翻翻底細,都能找到耀人的學歷。到了文革,這裏的人才開始瘋野起來,但比起其他學校,還是要溫和許多。在這樣一所學校裏,白漢生這個普普通通的孩子,倒成了另類。他既不是舊貴,也不是新貴,甚至也不是工農子弟。他的家庭出身一欄裏,填寫的是“獨勞”。團章學習小組長小算盤第一次見到這個詞兒,不知道它究竟是個什麽東西,悄悄問他。白漢生囁嚅說,獨勞……好像就是單獨的……勞動者?我也不知道……團章學習小組長小算盤還是沒有明白,便去問了政治老師,從那兒知道了“獨勞”就是個體手工業者或其他獨立勞動者。既沒有參加無產階級勞動大協作,也沒有僱工剝削,比如打箍修傘,焊壺補鍋之類,比資產階級好,比無產階級差一點,相當於中農吧。白漢生的父親是一個木匠。有一個小小的作坊,幫人家做個箱子櫃子桌子板凳,也修理一些舊家具。那作坊其實就是他們家的那一間堂屋,白漢生家人多,晚上把作坊裏的木馬工具材料等等家雜一順,搭起兩張行鋪還得睡人。白漢生成績平平,相貌平平,言語短少,也沒有文藝、體育之類的特長。所以,像他這樣的人,在風雲際會,英才輩出的文博中學,就像後來一首歌唱的“沒有花香,沒有樹高,我是一顆無人知道的小草。”現在想來,白漢生當時實際上是受著雙重的歧視。出身好的,因為自己血統的純正高貴而可以歧視他,一些出身不好的,可以因為自己家庭良好的文化經濟條件歧視他。


    白漢生被人遺忘,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是住讀生。文博的學生,來源廣泛,所以大多都住讀,不像當時的一般中學,就近招生,住讀很少或根本就沒有住讀。在當時,住讀生多少,有沒有住讀生,顯示著一個學校的檔次。大學住讀,不用說了。軍隊貴族學校——八一學校,住讀。地方貴族學校——育英學校,住讀。所以,文博住讀這個特點,在當時也是很讓人羨慕的。十三四歲的少年,都渴望住讀,仿佛那是一種成年禮,由此開始了獨立的人生,不再籠罩於父母的羽翼之下。有些住得離學校隻一箭之遙,也想方設法要當上住讀生。住讀的同學,一個課堂上課,一個飯堂吃飯,一個寢室睡覺,同吃同住同學習,互相間的關係要親密許多,猶如同胞手足。走讀的,就有點像庶出或外姓,與大家總要生分一些。白漢生沒有住讀,他家離學校不太遠,步行二十多分鍾。再就是他家經濟困窘,可以省下一點吃住費用。前麵說了,白漢生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沒有什麽吸引力,所以,在校多年,沒有什麽人去過他家,他也從不邀請誰去他家玩。在班上過得若有若無。


    名單齊了,可要找到這些名單上的人,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於是又成立了一個臨時聯絡組,費了很多周折,找到了四十二人。有的已經定居外地,有的已是泥牛入海無消息。還有三個已經去世,一個因為肝病,一個是工傷事故,另一個也是事故,是在自己家裏被電打死的。白漢生初中三年沒有住讀,與大家交往本來就少,文革開始後,他也沒有參加哪一派組織,說是去做臨時工了。到得上山下鄉後,就沒有人再見過他。白漢生家子女多,他父母不讓他下鄉,繼續做他的工,掙點錢貼補家用,所以與大家徹底斷了聯繫。


    尋找白漢生的任務,最後落在了我身上。因為我記起來,我去過他的家。初一的時候,到他家去做過槍。是那種木製衝鋒鎗,粗鐵絲做零部件,比如扳機,彈卡,固定橡筋的小樁什麽的,拉上橡皮筋,可以彈射一種紙疊的三角子彈,射程很遠。


    白漢生原來的家,在武昌老城區的一條小街上,那小街是一條明清古街,曾經非常繁華過。青石路,磚木房,大多是樓下店鋪,樓上居室,或後屋工場。一竿衣物,捅到對麵窗台上。幾掛鹹魚,吊在自家房簷下。三兩隻做著飯菜的小煤爐,擺在街邊的石級上。鋪麵大多是一些南北幹鮮,日用百貨,醬園,紙坊一類,再就是各種修傘配鎖白鐵木器的手藝店。走進小街,便聽得見遠遠近近的各類敲打聲。很有一些市井煙火氣。大多人家沒有自來水,街頭巷尾便設有一些個小小的水站,比現今的報刊亭還要低矮許多,賣水人就在那小屋子裏坐著,控製著一桿鐵柄,很神氣。街上人家要用水,便晃晃蕩盪擔了一付空桶去,將手裏一枚竹製的小牌牌遞給小屋裏的人,那人便將那一尺來長的鐵柄啪地打一個方向,伸出屋外的那根粗大的水龍頭就嘩嘩地噴出水柱來,頃刻間將一桶水放滿。那竹製的小牌牌,他們都叫它“歡喜”,上麵烙著火印,有時也就隨意抹上一點油漆,表示真實有效。我第一次跟著白漢生去擔水,聽他說“歡喜”這個名稱,覺得好玩極了。


    時隔數十年,我再去的時候,這條小街已經麵目全非。原來一層兩層的木樑柱板壁房,大多已變成那種又狹又高的灰色水泥樓房。人口多了,地皮還那麽大,小巷人家,隻好像樹一樣,拚命向天空伸展。巴掌大的地基,三層,四層,四層半,一座座建得像方寶塔。


    邊走邊尋,記起來白漢生家斜對麵曾有一座紅磚砌的公共廁所,一年四季都有一股濃濃的味道。尋過去,那廁所果然還在。於是向不遠處一家擺煙攤的老人打聽。那老人家居然還記得白木匠,說,白木匠死了多年,他家麽兒子還住在對麵那棟還建房裏。於是找到了白漢生的小弟。他小弟我已經不認識,當年大約還是一個鼻涕娃娃。我說了一些往事,那個正打著麻將留著濃濃唇鬚的中年漢子說,他哥哥不住在這裏,說罷撲倒自己的牌,匆匆起身,在抽屜裏找出一張他哥哥的名片遞給我,說上麵有他哥的電話。我接過名片一看,上麵寫著“鄂昌工貿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白光(經濟師)。名片上麵,還有一排小字,是各類社團協會的任職。我說,這白光……那漢子說,白光就是我哥白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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