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來,一直想寫寫白漢生。又不知如何落筆。漸漸地,快要將他淡忘掉。老同學們偶爾相見,也不再提起他。


    不久前的一天,參加一個老人的葬禮,突然想起白漢生的墓穴也在這座陵園裏,便依著一點隱約的印象找去。墓區很大,變化也很大,找了很久,終於找到。那是清明過後不久,隨處都還留著祭奠的痕跡。香缽裏插著燃剩的香簽,墓石上留著紅色的燭淚,墓碑下擺放著枯萎的鮮花或落滿塵土的絹花。還有那種紅絲帶。這是近兩年興起來的一種風俗,凡來祭奠,掃墓人都要在亡靈的墓碑上係一根數寸寬的紅絲帶,或許是驅邪,或許是吉祥,或許是表示這個長眠於地下的人,已經有人來探望過,不致顯得冷清。遠遠望過去,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墓碑,好像都戴上了一條條紅色的領巾,如同小學課間操的景象。白漢生的墓,卻什麽都沒有,隻有一些雜草,從墓石周邊的縫隙裏頑強地生長出來,鋪展開去,讓他那不大的墓穴沉淪於一團毛茸茸的青綠之中,別有一番蒼涼的意味。白漢生是一座單人墓,是那種比較廉價的。形製粗陋,碑石單薄。和那些寬大的合葬墓、高檔墓相比,像一個瘦弱矮小發育不良的孩子。碑文也很簡單,隻刻著“白漢生之墓 愛女白戈敬立”。不像大多數的墓碑,亡者成雙成對,生者蓬蓬勃勃——兒子、兒媳、女兒、女婿率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數十個立碑者的名字布滿小半塊碑石,給人以兒孫繞膝功德圓滿的感覺。


    白漢生的生卒年月是1949.5.26——1999.12.31,剛好是20世紀的整個下半頁。一個人,就這樣變成了兩行數字。我想,他要再堅持一下,一個小時?或一分鍾?就可以進入千僖之年了。


    我把手裏那支白菊花放在白漢生墓前。想著這個多年前的老同學,突兀地在我們中間出現了,又突兀地消失了,如今成了一抔白骨,裝在一隻小小的瓷罈子裏,掩埋於此地一尺之下,一動不動。


    很長一段時間裏,在我們文博中學66屆初三(二)的那一幫老同學中,白漢生差不多已經被人忘幹淨了。也是,數十年過去,連當初自己的同座是誰都常常記不起來,更何況他白漢生呢。


    白漢生在班上,是一個平平淡淡,可有可無的人。用他自己後來的話說,是小數點後麵的人,可以四捨五入的。


    一九九三年深秋,赴美多年的陳雅紅回漢探親。在父母家呆了幾天,看望了一些親戚朋友,然後很強烈地想念起老同學來。於是,從她開始,一串二,二串四,班上那些各自西東的昔日同窗們,漸漸聚集到了一起,颳起了一股濃烈的懷舊風。


    陳雅紅從初一進校到初三文革爆發,一直都是班上的文娛委員。陳雅紅長得漂亮,能唱能跳,能編能導,人緣也很好,沒有那種漂亮女生的驕嬌二氣。是女生的知心姐妹,是男生的夢中情人,這話是後來聚會時有人說的。說完之後,便有一些老男生厚著臉出來應承。出來應承的,多是胡鬧,於是有人迫使幾個真正的當事人出來認帳。其中包括班長林鬆,學習委員章海翔和籃球隊長大魏——這些都是當年班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男生尖子,似乎不到這樣的檔次, 連夢一下的資格都沒有。


    陳雅紅先找到了與自己一起插隊的楊蓮燕和吉莉莉。久別重逢,有說不完的話。開頭的話題,當然是如今的容貌啊,體形啊,身子上的毛病啊,各自的境況,大人和孩子一類。楊蓮燕和吉莉莉當年在班上也不是等閑之輩。楊蓮燕是生活委員,小小巧巧,風風火火,掌管著全班同學的財經大權,買飯票,退飯票,收班費,收歌本錢電影票錢,一分一厘一清二楚。不知為什麽,同學們曾用魯迅《故鄉》裏楊二嫂的綽號“豆腐西施”叫過她,或許是楊二嫂向魯迅索要過舊家具,或許是楊二嫂說話伶牙俐齒,也或許是僅僅因為她姓楊。不過楊蓮燕對這個綽號堅決拒辭,本原挺和氣的一個人,隻要誰這樣叫她,她都垮臉,結果終究沒有叫成。這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沒讓一個綽號得逞的例子。


    楊蓮燕的課桌抽屜裏永遠放著一隻半爿課本大小的精緻算盤。那算盤架子是紅木做的,邊框上細細地雕刻著一些花草,玲瓏剔透。那算盤珠子是牙骨一類的材料,每一粒,也就和襯衣鈕扣差不多大小。有的說是象牙,有的說是牛骨,玉潤珠滑的,指頭粗大的男生,很難隻撥一粒而不動其他。凡有什麽算計,楊蓮燕那五根纖小的手指便在那小算盤上眼花繚亂地飛舞,像五個小丫頭在跳橡皮筋,特別好看,讓人想起瑪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詩——工作著,是美麗的。楊蓮燕由此又得了一個“小算盤”的美稱。這一次,她倒沒有怎麽推卻,就慢慢叫了下來。據說那算盤很有一些來歷,楊蓮燕的祖父,曾是漢口一家大藥鋪的老闆,買下的裏份都有好幾條。有同學至今還住著她祖父房產,當然,那早已收歸國有了。掃四舊開始,楊蓮燕就把那隻小算盤砸了,去文具店買了一把大算盤。後來聚會,有人還說起這事,說可惜了,留到今天,肯定是一件寶物。吉莉莉是數學課代表,數學在全班拔尖,特別是幾何,空間想像力出奇地好。一些證明題,班上那幾個最自負的男生,如果要用五、六步,她常常三步、四步就完成,她有一種直達本質的靈感,因此被人戲稱為“三步”。吉莉莉聰明,便有點恃才傲物,出語尖刻,在男生女生中,都不太討人喜歡,她也不在乎,我行我素。直到文革,她父親被揭發出來是一個叛徒,才一夜間變了一個人。楊蓮燕則平和快樂,無微不至,是一個大夥兒全離不開的小管家婆。這三個全然不搭界的女生,是如何走到一起去的,至今是個謎。


    楊蓮燕如今在一個單位做辦公室工作,依然是一個管家婆。恢復高考後,吉莉莉果然考上了數學係。她原來在父親的一家大型企業當化驗員,畢業後,便回去那兒的職工大學當了數學老師。兩人都還衣食無虞。隻是吉莉莉沒能在數學上有所建樹,是她一直心有不甘的。


    三個女人一台戲。說著說著,就說起當年初三(二)那些老同學。吉莉莉和楊蓮燕雖然一直就在本地生活,可說起老同學,幾乎和陳雅紅一樣,所知不多。往日經歷的事情,經過多年醞釀發酵,濾去了狂熱、爭鬥、齟齬和傷害,已經變得醇香誘人。對如今未知的事情,也生出許多記掛與猜想。還有什麽比人物的命運變幻更讓人好奇的呢?於是,通過吉莉莉和楊蓮燕,找到了陳雅紅當年“鍔未殘戰鬥隊”的三、四個革命戰友。“鍔未殘”都是幾個出身不太硬朗的班幹部,為了要革命,意味深長地用了毛主席詩詞中的這幾個字,為自己的戰鬥隊命了名。幾個當年的革命戰友又提供了另一些老同學的下落及聯繫方式。於是,就有了初三(二)的第一次同學聚會,也就是後來被稱為“東湖一大”的那一次聚會。那次一共到了十一個人,五個女生,六個男生。比當年黨的南湖一大隻少一人。


    那次聚會我正在外地,回來後,他們找到我,滿懷激越地複述了當時種種動人的場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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