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一家由日本人出版在上海印刷的中文報紙《新申報》上刊登了一張照片,照的是掛有我們安全區標誌的旗子的安全區入口處。這篇文章中說,難民區國際委員會請求日本人為難民發放床和床上用品。我們從來沒有過這種想法,也許我們曾對日本士兵拿走難民的一些床上用品提出過口頭抗議。不過,向軍隊請求給予床上用品這種想法,我們從來沒有過,因為軍隊它自己也沒有。


    親愛的喬治:


    在鳴羊街17號附近的謝公祠(大廟)旁邊,躺著50具因被懷疑是中國士兵而遭處決的中國人的屍體,屍體在那裏已有兩個星期並已開始腐爛,因此應該立即埋葬。我這裏有幾個人願意承辦安葬工作,但他們在沒有獲得日本當局的許可之前不敢開始這項工作。有必要徵得這種許可嗎?如有必要的話,你能為我辦理一下嗎?


    預先感謝


    你的


    歐內斯特 h.福斯特


    12月28日


    以上福斯特先生給菲奇的信清楚地表明了這裏目前的狀況。除了前麵提到的50具屍體外,離我們總部不遠的池塘裏還躺著被殺害的約50名中國士兵的屍體。我們已經多次請求允許埋葬這些屍體(既向日本大使館又向軍事當局請求過),但總是遭到拒絕。這件事結局會怎樣,我們大家都捉摸不透,尤其現在下了雨和雪,腐爛會加速。


    我和斯邁思博士在日本大使館同福井先生和日本少佐岡會談了兩個小時。岡通知我們,他收到德國大使特勞特曼博士關於負責我們安全的請求,他要求所有德國人(我們總共5人)搬到一所房子裏,以便他保護這所房子。我要是不同意這個建議,就要我寫一封信給岡先生,聲明放棄保護。我坦率地發表了意見,聲明除了日本軍隊向這個城裏的中國人許諾的保護以外,我不要求為我個人的安全提供特別保護。如果我在經歷了過去兩星期這裏發生的一切之後現在置中國人於不顧,那我當時就可以同特勞特曼博士和其他德國人一起登上“庫特沃”號。我當然不能完全拒絕岡少佐的建議,因為此人不過要履行他的職責並特別提醒我注意這一點。這樣,我說要同別的德國人商量,我估計克勒格爾不會從剛搬進的禮和洋行的房子裏再搬出來,因為這樣房子就會被搶劫。岡少佐向我解釋說,我受委託保護您的生命,如果可以證明財物是日本士兵搶去的或破壞的,由日本政府負責償還或賠償。如此狡猾我們當然也可以做到,可是該如何提供證據呢?岡直接問我有哪些證據說明德國大使館的房子以及另外38所房子(布盧默博士的房子在此期間也應該計算在內)被日本士兵搶掠了。我可以回答他的是,我於1937年12月14日同我們委員會的一些美國成員在城裏轉了一圈,發現全部德國財物(在南京淪陷後)完好無損。隨著日軍的進城才開始了搶掠、縱火、強姦、謀殺和屠殺。我們大家都願意對此起誓,美國財物的情況也一樣。被潰退的中國軍隊搶掠的為數不多的幾所房子位於太平路,那裏根本沒有外國人的房子,問題是,人們是否相信我們!!!我們還請求為我們的4個粥廠提供燃煤。我們要自己用卡車運煤,但遭到了拒絕。他們要我們告訴他們地址之後才把煤給我們送來——日本人自己急需煤!


    12月28日


    哈——哈——哈,岡少佐先生,如果又能盡情地大笑該多好。晚上7時來了一個日本工程師。我在下關已認識他,此人是在一個預備役軍官(米丘易<音譯>銀行的職員,會一點英語)的陪同下來的,想恢復電廠供電。電廠還需要50個工人,要我明天早晨提供給他們。我答應盡力而為,因為韓會意地點點頭,他會知道到哪兒招募這些人。7時30分當我們還在談判的時候,一個軍曹同我的“榮譽警衛”——兩個強壯的士兵帶著插上刺刀的槍、穿著髒得可怕的長皮靴走了進來,把地毯踩得一塌糊塗,他們是要來保護我的。他們不得不又很快出去,在外麵的雨雪天氣裏來回巡邏。(我甚至有點同情他們,因為外麵天氣很惡劣。)晚上9時,正在用餐的時候(克勒格爾正在做客),兩個日本匪兵突然悄悄地爬越後麵的院子圍牆。當我準備出去時,他們已經在食品間了。我讓克勒格爾叫那兩名警衛抓住他們,但這兩人不見了!!而正當克勒格爾向我報告叫警衛的結果時,這兩個匪兵又靈活地從圍牆上一躍而出。他們在我的房子裏這樣做太活躍了點。哈——哈——哈——難道不應該笑嗎?岡少佐先生,請您轉達我對德國大使特勞特曼博士先生閣下的問候。關於派警衛保護的想法,您得申請作為您的專利了。這裏沒有別的什麽保護物,隻有黨徽——卐字袖章和我漢堡人的特大的嗓門。我隻要喝令:“滾——出——去,你們這些流氓,你們這些無賴!!”謝天謝地,他們一般就會畏縮或逃跑了!


    12月29日


    我為那個準備恢復電廠供電的日本工程師招到了50名工人,並另外派了30名工人供維修水廠使用。我們歐洲人同日本人一樣關心盡快得到照明和水。中午我同斯邁思博士一起拜會了日本大使館的福井先生。我們請求允許我們運輸燃煤和大米。福井先生願意替我們到軍方說情,他本人幫不了我們的忙,因為一切得通過軍事當局。10時,福井先生和高玉先生來訪,他們為我送來了上海的郵件。這是極其令人高興的。其中有3封信是妻子從上海寄來的(最後一封信註明的日期是12月22日),還有兩份公文:一是禮和洋行經理鮑爾博士給克勒格爾的公文,註明的日期是12月17日;二是大使館參贊菲舍爾給我的公文,註明的日期是12月22日,這份公文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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