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晚上
我不想說自己對藝術一竅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認，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時間用來閱讀詩歌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總覺得這和一個漢堡正派商人的職業協調不起來。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當“教育的缺陷”最終令人難堪地表現出來時，我便開始時常從“女性”書目中選出這本或那本書來，以彌補我知識上的缺陷，當然我首先不免左顧右盼，確定不會被人發現。但是不知是誰聽到了風聲——女士們已經發現了一切，她們麵帶沉靜的微笑對我們的過失並不理會，對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麽樣，檯曆背麵的那些格言警句變得越來越美好。某些特別有詩意的東西在我不知不覺、因而也就沒有提出非議的情況下，被塞進了我的每日筆記本裏，塞進去的紙條常常還露出點邊。今天又有一張紙條擺放在了我的麵前：
生 命
脈搏的每一次跳動——必勝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來臨——不盡的奮爭
生命。
死亡嚇不住我們——
每一個沉寂
都萌發出生命的
意誌。
我們切齒痛恨
虛偽、半途而廢。
我們真切熱愛
自由、光明。
這就是我們的生命。
脈搏的每一次跳動——必勝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來臨——不盡的奮爭。
父輩和大地的神聖遺產
這個生命，人民和國家的造化。
我將這張紙條反反覆覆看了好幾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麵前。如果生命每時每刻都處於危險之中，那麽讀起這些來便有特別肅穆的感覺——謝謝你，妻子！
《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車去上海，這種想法值得稱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順利通行，盡管如此，我還是托他帶一份電報到上海，電文如下：
上海西門子洋行(中國)，本電文簽署人和當地辦事處的全體職員到12月14日晚上9時為止一切都好。請通知 d.拉貝夫人(天津，馬場道136號)和柏林的施萊格爾先生。
拉貝
我剛剛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經返回，上海之行沒有任何結果。遺憾！
12月15日
上午10時，日本海軍少尉關口來訪，他向我們轉達了海軍“勢多”號炮艦艦長和艦隊軍官的問候。我們把致日本軍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給了他。
11時，日本大使館參贊福田先生來訪，我們同他商談了我們工作計劃的細節。福田先生明白，盡快使發電廠、自來水廠和電話局恢復正常不僅符合我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當局的利益。有關這一點，我們，或者說我，可以向他提供幫助。韓先生和我對這3個地方的情況非常了解，我相信我們能夠讓工程師和工人們將工廠重新運轉起來。在新街口的交通銀行(日軍司令部)我又遇見了福田。在拜訪當時的指揮官時，他作為翻譯幫了我們很多的忙。
由於昨天，也就是12月14日，我們沒能和日軍指揮官取得聯繫，因此為了澄清如何處理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的問題，我們向福田先生遞交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南京寧海路5號1937年12月15日致福田德康先生日本大使館參贊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對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的命運深感震驚。委員會從一開始就力爭做到安全區沒有中國軍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這方麵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這一天的下午，有數百名中國軍人接近並進入了安全區，他們(出於絕望)請求我們幫助。委員會明確地告訴他們，無法提供保護。但是我們同時向他們解釋說，如果放下武器，放棄對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們認為，他們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寬待。那天晚上，由於匆忙和混亂，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經脫下了軍裝，委員會未能將已經解除武裝的士兵同中國平民區分開來。
委員會當然認為，這些中國士兵，一旦驗明身份，根據法律就應當被看作是戰俘，但是同時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國平民。
此外，委員會還希望，日軍能夠根據有關戰俘的戰爭法律規定，並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給予這些過去的士兵以寬大處理。戰俘適合充當勞工，他們自己也會因為能夠盡快重新過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興。
順致崇高的敬意
簽名：約翰·拉貝
主席
作為對這封信和12月14日我們給指揮官信函的回答，我們現在收到了指揮官以紀要的形式給予的回覆，回復由福田先生翻譯，紀要如下：
與日軍參謀部參謀長在南京(交通銀行)的會晤紀要1937年12月15日，中午翻譯：福田先生
委員會出席成員：
約翰·拉貝先生，主席斯邁思博士先生，秘書施佩林先生，總稽查
(前麵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兩封函件經過福田先生的翻譯，遞交給了指揮官。指揮官此次會晤是要對此表態，而不是要回答問題。)
1.在城內搜索中國士兵。
2.在安全區入口處設置日本崗哨。
3.居民應盡快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4.如何處理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您交給日軍辦理，您可以相信日軍是有人道主義的。
我不想說自己對藝術一竅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認，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時間用來閱讀詩歌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總覺得這和一個漢堡正派商人的職業協調不起來。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當“教育的缺陷”最終令人難堪地表現出來時，我便開始時常從“女性”書目中選出這本或那本書來，以彌補我知識上的缺陷，當然我首先不免左顧右盼，確定不會被人發現。但是不知是誰聽到了風聲——女士們已經發現了一切，她們麵帶沉靜的微笑對我們的過失並不理會，對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麽樣，檯曆背麵的那些格言警句變得越來越美好。某些特別有詩意的東西在我不知不覺、因而也就沒有提出非議的情況下，被塞進了我的每日筆記本裏，塞進去的紙條常常還露出點邊。今天又有一張紙條擺放在了我的麵前：
生 命
脈搏的每一次跳動——必勝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來臨——不盡的奮爭
生命。
死亡嚇不住我們——
每一個沉寂
都萌發出生命的
意誌。
我們切齒痛恨
虛偽、半途而廢。
我們真切熱愛
自由、光明。
這就是我們的生命。
脈搏的每一次跳動——必勝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來臨——不盡的奮爭。
父輩和大地的神聖遺產
這個生命，人民和國家的造化。
我將這張紙條反反覆覆看了好幾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麵前。如果生命每時每刻都處於危險之中，那麽讀起這些來便有特別肅穆的感覺——謝謝你，妻子！
《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車去上海，這種想法值得稱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順利通行，盡管如此，我還是托他帶一份電報到上海，電文如下：
上海西門子洋行(中國)，本電文簽署人和當地辦事處的全體職員到12月14日晚上9時為止一切都好。請通知 d.拉貝夫人(天津，馬場道136號)和柏林的施萊格爾先生。
拉貝
我剛剛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經返回，上海之行沒有任何結果。遺憾！
12月15日
上午10時，日本海軍少尉關口來訪，他向我們轉達了海軍“勢多”號炮艦艦長和艦隊軍官的問候。我們把致日本軍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給了他。
11時，日本大使館參贊福田先生來訪，我們同他商談了我們工作計劃的細節。福田先生明白，盡快使發電廠、自來水廠和電話局恢復正常不僅符合我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當局的利益。有關這一點，我們，或者說我，可以向他提供幫助。韓先生和我對這3個地方的情況非常了解，我相信我們能夠讓工程師和工人們將工廠重新運轉起來。在新街口的交通銀行(日軍司令部)我又遇見了福田。在拜訪當時的指揮官時，他作為翻譯幫了我們很多的忙。
由於昨天，也就是12月14日，我們沒能和日軍指揮官取得聯繫，因此為了澄清如何處理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的問題，我們向福田先生遞交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南京寧海路5號1937年12月15日致福田德康先生日本大使館參贊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對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的命運深感震驚。委員會從一開始就力爭做到安全區沒有中國軍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這方麵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這一天的下午，有數百名中國軍人接近並進入了安全區，他們(出於絕望)請求我們幫助。委員會明確地告訴他們，無法提供保護。但是我們同時向他們解釋說，如果放下武器，放棄對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們認為，他們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寬待。那天晚上，由於匆忙和混亂，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經脫下了軍裝，委員會未能將已經解除武裝的士兵同中國平民區分開來。
委員會當然認為，這些中國士兵，一旦驗明身份，根據法律就應當被看作是戰俘，但是同時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國平民。
此外，委員會還希望，日軍能夠根據有關戰俘的戰爭法律規定，並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給予這些過去的士兵以寬大處理。戰俘適合充當勞工，他們自己也會因為能夠盡快重新過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興。
順致崇高的敬意
簽名：約翰·拉貝
主席
作為對這封信和12月14日我們給指揮官信函的回答，我們現在收到了指揮官以紀要的形式給予的回覆，回復由福田先生翻譯，紀要如下：
與日軍參謀部參謀長在南京(交通銀行)的會晤紀要1937年12月15日，中午翻譯：福田先生
委員會出席成員：
約翰·拉貝先生，主席斯邁思博士先生，秘書施佩林先生，總稽查
(前麵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兩封函件經過福田先生的翻譯，遞交給了指揮官。指揮官此次會晤是要對此表態，而不是要回答問題。)
1.在城內搜索中國士兵。
2.在安全區入口處設置日本崗哨。
3.居民應盡快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4.如何處理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您交給日軍辦理，您可以相信日軍是有人道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