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關於南京市人口，據民國時期南京市政府的檔案資料記載，1937年6月，南京城區與鄉區人口總數為101.545萬人。南京淪陷前夕人口變動較大，一部分隨國民政府遷移，一部分有錢的人逃離南京。據南京市政府1937年 11月23日致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的公函稱：“查本市現有人口約50餘萬。”這一數字，從日本有關資料可以得到佐證：1937年10月27日，駐滬岡本總領事以機密第2144號函致廣田外務大臣稱：“南京市內公務員和軍人眷屬均已避難，人口劇減，據警察廳調查，現有人口53萬餘，都是各機關公務員，財產無法轉移和當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堅持到底的人。”該公函是日駐滬總領事派諜報人員赴南京所作的調查結果。南京淪陷後，即1938年3月～4月，國際委員會成員斯邁思博士曾進行調查，結果是：1937年，“南京市人口恰好超過100萬，到八九月，人口急劇減少，11月初，又上升到50萬。”從以上幾個方麵的資料可說明，南京淪陷前夕仍在南京的人口應是50餘萬。加上未能撤離南京的中國守軍和從上海、蘇州等江南地區流入南京的外地難民，則總人口數應為60餘萬。
11月29日
我今天發覺一個富人也有他的憂愁，雖然我隻是以代理方式擁有我的財產，即我的新“宮殿”(張群部長的房子)。我曾很隨便地讓這家傭人為我帶來的卐字旗弄一根旗杆來，他也很快就把所要的東西弄來了。可是，他拿給我看的旗杆帳單上寫著：35元！因為前幾天我在我的院子裏豎起了兩根新旗杆，所以我恰好熟悉這些價格(戰爭時期的價格！)：一根旗杆3元，而我的傭人張(國珍)買的旗幟是每麵2元。這個“宮廷僕人先生”毫不猶豫地把一個工資不菲的傭人一個月的工錢算進了旗杆裏。我沒有狠狠地斥責他。但是韓先生認為，這在富人家裏司空見慣，富人就是要比別人多付出“一點兒”。抱著這樣觀點的這些男孩子想要贏得戰爭——根本不可能！
施佩林打來電話說，警察廳廳長王固磐下台了，任命了一個新人接替他的位置。斯邁思博士就此報告說，這個新人或許會留在這裏，就是說，不會帶著他的警察部隊逃跑。這回終於有了一個好消息。下午4時召開了委員會會議。我們必須有所進展，無論以什麽方式，即使日本人不承認中立區。
昨天，我們享有一整天的安寧。今天下午1時～2時，預備警報幹擾了我收聽電台節目。羅森博士打來電話說，他12時40分已經收聽了上海台，剛好聽到：根據東京一則報導，日本人還在考慮是否接受我們關於建立中立區的建議。不久前，在英國文化協會召開了會議。會上，唐將軍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表示要堅決保衛南京。這次報告使日本人頓生疑心。我覺得，德國方麵也許從我們的利益出發，已經進行了幹預，而類似唐將軍這樣的講話必定對我們有害而無利。然而也不能因為唐先生的觀點而指責他，他本是一位將軍，以這種身份講起話來，自然有點兒火藥味。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做法的確不妥，更何況根本不可能對這座城市進行有效防禦。我們這裏位於揚子江的夾角地區，正坐在捕鼠器上！
整理房間的時候，一張元首的相片偶然落人我手中，上麵寫著巴爾杜爾·封·席拉赫的一首詩：
這正是他最偉大之處：
他不僅是我們的元首，是民眾的英雄，
而且他為人正直、樸實而堅定；
我們世界的根須靜臥在他心裏，
他的精神輕撫著群星，
而他始終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
這再次給了我勇氣。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幫助我們。一個和你我一樣的普通而樸實的人想必不僅對自己民族的災難，而且對中國的災難也有著最深的同情。我們當中(德國人或外國人)沒有一個人不堅信，希特勒的一句話(也隻有他的話)會對日本當局產生最大的影響，有利於我們建議的中立區，而且，這句話他一定會說的！！
下午4時，委員會內部會議召開，我們討論了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6時，在英國文化協會舉行例會，市長當眾宣布了國際委員會成立。接著，我多次講話，我講得有點不妥，因為我聲明，我們還不能公布安全區的邊界(迄今為止隻針對南京的中國人而言)，而實際上安全區的所有邊界已通過斯邁思博士向路透社和其他通訊社記者公布了。我通知說，我們得到了所有大使館道義上的支持；在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已給上海日本大使發去了兩份電報；我個人不但給元首，也給克裏伯爾發了電報。我不能期待希特勒的答覆，因為這種純粹的外交問題也許要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但是我表示，我確信元首會給予幫助。我請求與會人員再耐心等待一兩天，因為我仍然沒有放棄還能得到日本當局同意的希望。報社記者(不少人到場)提醒我注意，現在不能再失去時間了，應該向公眾廣泛宣傳我們的事情。人們說的其實是對的。
晚上10時，電台播送了一條新聞：江陰要塞失守了。這是結局的開始！現在距離日本人到我們門前恐怕隻有幾天了。我和斯邁思博士通了電話，同意他和貝茨博士以及米爾斯牧師給新聞界起草的電報。最高統帥向委員會提供10萬元經費。我提議禮和洋行的克勒格爾擔任財務主管。他得到了認可，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個職位。我請克勒格爾搬進我的新房子(寧海路5號)，他對此表示同意。我的卡車盡管有德國國旗，還是被守衛內政部的士兵搶走了。我給唐將軍的代理龍上校打了電話，晚上11時領回了汽車。
11月29日
我今天發覺一個富人也有他的憂愁，雖然我隻是以代理方式擁有我的財產，即我的新“宮殿”(張群部長的房子)。我曾很隨便地讓這家傭人為我帶來的卐字旗弄一根旗杆來，他也很快就把所要的東西弄來了。可是，他拿給我看的旗杆帳單上寫著：35元！因為前幾天我在我的院子裏豎起了兩根新旗杆，所以我恰好熟悉這些價格(戰爭時期的價格！)：一根旗杆3元，而我的傭人張(國珍)買的旗幟是每麵2元。這個“宮廷僕人先生”毫不猶豫地把一個工資不菲的傭人一個月的工錢算進了旗杆裏。我沒有狠狠地斥責他。但是韓先生認為，這在富人家裏司空見慣，富人就是要比別人多付出“一點兒”。抱著這樣觀點的這些男孩子想要贏得戰爭——根本不可能！
施佩林打來電話說，警察廳廳長王固磐下台了，任命了一個新人接替他的位置。斯邁思博士就此報告說，這個新人或許會留在這裏，就是說，不會帶著他的警察部隊逃跑。這回終於有了一個好消息。下午4時召開了委員會會議。我們必須有所進展，無論以什麽方式，即使日本人不承認中立區。
昨天，我們享有一整天的安寧。今天下午1時～2時，預備警報幹擾了我收聽電台節目。羅森博士打來電話說，他12時40分已經收聽了上海台，剛好聽到：根據東京一則報導，日本人還在考慮是否接受我們關於建立中立區的建議。不久前，在英國文化協會召開了會議。會上，唐將軍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表示要堅決保衛南京。這次報告使日本人頓生疑心。我覺得，德國方麵也許從我們的利益出發，已經進行了幹預，而類似唐將軍這樣的講話必定對我們有害而無利。然而也不能因為唐先生的觀點而指責他，他本是一位將軍，以這種身份講起話來，自然有點兒火藥味。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做法的確不妥，更何況根本不可能對這座城市進行有效防禦。我們這裏位於揚子江的夾角地區，正坐在捕鼠器上！
整理房間的時候，一張元首的相片偶然落人我手中，上麵寫著巴爾杜爾·封·席拉赫的一首詩：
這正是他最偉大之處：
他不僅是我們的元首，是民眾的英雄，
而且他為人正直、樸實而堅定；
我們世界的根須靜臥在他心裏，
他的精神輕撫著群星，
而他始終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
這再次給了我勇氣。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幫助我們。一個和你我一樣的普通而樸實的人想必不僅對自己民族的災難，而且對中國的災難也有著最深的同情。我們當中(德國人或外國人)沒有一個人不堅信，希特勒的一句話(也隻有他的話)會對日本當局產生最大的影響，有利於我們建議的中立區，而且，這句話他一定會說的！！
下午4時，委員會內部會議召開，我們討論了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6時，在英國文化協會舉行例會，市長當眾宣布了國際委員會成立。接著，我多次講話，我講得有點不妥，因為我聲明，我們還不能公布安全區的邊界(迄今為止隻針對南京的中國人而言)，而實際上安全區的所有邊界已通過斯邁思博士向路透社和其他通訊社記者公布了。我通知說，我們得到了所有大使館道義上的支持；在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已給上海日本大使發去了兩份電報；我個人不但給元首，也給克裏伯爾發了電報。我不能期待希特勒的答覆，因為這種純粹的外交問題也許要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但是我表示，我確信元首會給予幫助。我請求與會人員再耐心等待一兩天，因為我仍然沒有放棄還能得到日本當局同意的希望。報社記者(不少人到場)提醒我注意，現在不能再失去時間了，應該向公眾廣泛宣傳我們的事情。人們說的其實是對的。
晚上10時，電台播送了一條新聞：江陰要塞失守了。這是結局的開始！現在距離日本人到我們門前恐怕隻有幾天了。我和斯邁思博士通了電話，同意他和貝茨博士以及米爾斯牧師給新聞界起草的電報。最高統帥向委員會提供10萬元經費。我提議禮和洋行的克勒格爾擔任財務主管。他得到了認可，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個職位。我請克勒格爾搬進我的新房子(寧海路5號)，他對此表示同意。我的卡車盡管有德國國旗，還是被守衛內政部的士兵搶走了。我給唐將軍的代理龍上校打了電話，晚上11時領回了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