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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縱覽元朝雄圖 作者：邢群麟/姚迪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德國漢學家赫伯特曾說：“伯顏確定的是反對中國人的，因此他與年輕的皇帝衝突激化，而皇帝倒傾向於臣下對中國傳統多少有些關心的蒙古官員。”其實，這也多少表明了順帝與伯顏在治國方麵的矛盾。伯顏初當宰相，輔佐順帝，遵循舊章，提倡農事，減除雜徭鹽稅，賑濟饑民，還算是個明相；但誅殺唐其勢之後，開始專政恣肆，肆行貪暴。任命的官員多向伯顏行賄，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省、台、院官多出其門下。伯顏作為蒙古蔑兒乞部的貴族，在草原貴族的支持下，極力排斥漢人官員，日漸跋扈，連順帝也不放在眼中。
伯顏的侄子脫脫雖為伯父一手教養，卻對漢族文化頗為看重，因此後來掌權的脫脫著實進行了一番改革。
黃仁宇先生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說：“中國的好幾個朝代，都有’‘中興’‘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軍製和財政稅收，到中期已失時效，中興需要一番掙紮，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過社會的中層才能透入到基層機構的民間裏去，這時候不是朝廷的一紙通令可以達到目的，也不是全靠軍事行動所能生效，民間對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這裏我們也可以斷言蒙古人的元朝沒有通這一磁。要不是過去的紀錄太壞，人心離散的話，順帝這一朝，有脫脫的領導力量，修遼金宋三史，修賈魯河，使黃河入故道，又有擴廓貼木兒的軍事領導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國珍降伏，恢復海運，看樣子並不是全無中興的希望。”
脫脫在順帝的支持下推行“更化”政策後，朝政為之一新，“中外翁然稱為賢相”（《元史·脫脫傳》）。順帝也開始用心攻讀聖賢書，裁減宮女、宦官，節省禦膳、禦裝，關心政治，常在宣文閣與大臣商談國事。廣大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元史·蘇天爵傳》），歡呼“至正賓興郡國賢，威儀重見甲寅前”，準備在“至正中興”中一顯身手。
然而，順帝與脫脫在才能與氣魄上都有些缺陷。脫脫在治國方麵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雖然上台之初，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伯顏的排漢政策，恢復了科舉取士，重開經筵，又修《宋史》，提倡文治和經史，但在國家的大政方針上他並沒有多少建樹，改革措施流於表麵而未觸及根本，結果必然以失敗告終。
如果隻從前麵來看，元順帝以一個孤兒的身份登位，孤單無援的情況下，化解了多次權臣逼宮的危機，實屬不易，讓人不禁想到了康熙。然而，順帝的溫平卻讓他甘於沉浸在後宮的溫柔鄉中，又如何能夠承擔中興大任呢？
石人一隻眼 挑動黃河天下反
脫脫雖然才能有限，但終究給大元帶來一絲“中興”的希望，脫脫第一次當政期間，連順帝也大有勵精圖治、大幹一場的意思。誰知，此時，政治紛爭又開始了。脫脫執政不到4年，便因政敵的攻擊，於1344年被迫辭相。之後的5年中，元朝的政治機體日益腐化，問題叢生。順帝不得不於至正九年即1349年再次任命脫脫為相。
脫脫二次為相後，麵臨的是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而他自身的短板也暴露無遺，治河與變鈔兩項舉措，看似英明，實為敗筆。邱樹森先生在《元朝史話》中說：“如果說，元末農民起義是元朝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那麽，’‘開河’‘和’‘變鈔’‘就是這次大起義的導火線。”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今河南蘭考東北）、金堤。沿河郡邑，包括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河北等諸多州縣均遭水患。黃河泛濫如此嚴重，受害地區如此之廣闊，是河患史上所罕見的。由於當政者沒有採取果斷的治河措施，水勢不斷北侵。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決，北侵匯入運河，河間、山東兩鹽運司所屬幾十個鹽場也麵臨覆滅的危險。
河患使得社會矛盾尖銳，河泛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大批流民湧入長江下遊，“沿河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起義此起彼伏，《元史·順帝紀四》中記載：監察禦史張偵驚呼：“災異迭見，盜賊蜂起……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天災人禍使得全國上下一片混亂，此時的官吏卻紛紛渾水摸魚，貪汙盤剝，中飽私囊。民間有詩嘲笑順帝派出的反腐倡廉的廉訪司官員：“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扔穗賊不爭多。”時人葉子奇說，“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
苛稅賦役如猛虎，水深火熱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麵對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脫脫採取了兩項措施：變鈔和治河。讓脫脫預料不到的是，這兩項在他看來的妙策居然使得元朝步入深淵。
世祖至元後期以來，國庫嚴重空虛，入不敷出，財政漸見拮據，紙幣發行量猛增。幾代皇帝積累的紙幣印量到了至正年間瀕臨崩潰，加之偽鈔橫行，鈔法幾被破壞殆盡。至正十年，在脫脫的大力支持下，開始變更鈔法。
用舊日的中統交鈔加蓋“至正交鈔”字樣，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兩貫，兩種鈔並行通用，而中統交鈔的價值比至元寶鈔提高一倍。《元史·食貨誌五》中記載：“每日印造，不可計數。舟車裝運，軸護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這一舉措造成的後果可想而知：惡性通貨膨脹。“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元史·食貨誌五》）到至正十六年時，紙幣“絕不用，交易唯用銅錢耳。錢之弊亦甚……且錢之小者，薄者，易失壞，愈久愈減耳”。這種以“鈔買鈔”，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非但沒能解決問題，還使得社會愈加動盪不安。
伯顏的侄子脫脫雖為伯父一手教養，卻對漢族文化頗為看重，因此後來掌權的脫脫著實進行了一番改革。
黃仁宇先生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說：“中國的好幾個朝代，都有’‘中興’‘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軍製和財政稅收，到中期已失時效，中興需要一番掙紮，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過社會的中層才能透入到基層機構的民間裏去，這時候不是朝廷的一紙通令可以達到目的，也不是全靠軍事行動所能生效，民間對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這裏我們也可以斷言蒙古人的元朝沒有通這一磁。要不是過去的紀錄太壞，人心離散的話，順帝這一朝，有脫脫的領導力量，修遼金宋三史，修賈魯河，使黃河入故道，又有擴廓貼木兒的軍事領導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國珍降伏，恢復海運，看樣子並不是全無中興的希望。”
脫脫在順帝的支持下推行“更化”政策後，朝政為之一新，“中外翁然稱為賢相”（《元史·脫脫傳》）。順帝也開始用心攻讀聖賢書，裁減宮女、宦官，節省禦膳、禦裝，關心政治，常在宣文閣與大臣商談國事。廣大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元史·蘇天爵傳》），歡呼“至正賓興郡國賢，威儀重見甲寅前”，準備在“至正中興”中一顯身手。
然而，順帝與脫脫在才能與氣魄上都有些缺陷。脫脫在治國方麵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雖然上台之初，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伯顏的排漢政策，恢復了科舉取士，重開經筵，又修《宋史》，提倡文治和經史，但在國家的大政方針上他並沒有多少建樹，改革措施流於表麵而未觸及根本，結果必然以失敗告終。
如果隻從前麵來看，元順帝以一個孤兒的身份登位，孤單無援的情況下，化解了多次權臣逼宮的危機，實屬不易，讓人不禁想到了康熙。然而，順帝的溫平卻讓他甘於沉浸在後宮的溫柔鄉中，又如何能夠承擔中興大任呢？
石人一隻眼 挑動黃河天下反
脫脫雖然才能有限，但終究給大元帶來一絲“中興”的希望，脫脫第一次當政期間，連順帝也大有勵精圖治、大幹一場的意思。誰知，此時，政治紛爭又開始了。脫脫執政不到4年，便因政敵的攻擊，於1344年被迫辭相。之後的5年中，元朝的政治機體日益腐化，問題叢生。順帝不得不於至正九年即1349年再次任命脫脫為相。
脫脫二次為相後，麵臨的是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而他自身的短板也暴露無遺，治河與變鈔兩項舉措，看似英明，實為敗筆。邱樹森先生在《元朝史話》中說：“如果說，元末農民起義是元朝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那麽，’‘開河’‘和’‘變鈔’‘就是這次大起義的導火線。”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今河南蘭考東北）、金堤。沿河郡邑，包括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河北等諸多州縣均遭水患。黃河泛濫如此嚴重，受害地區如此之廣闊，是河患史上所罕見的。由於當政者沒有採取果斷的治河措施，水勢不斷北侵。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決，北侵匯入運河，河間、山東兩鹽運司所屬幾十個鹽場也麵臨覆滅的危險。
河患使得社會矛盾尖銳，河泛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大批流民湧入長江下遊，“沿河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起義此起彼伏，《元史·順帝紀四》中記載：監察禦史張偵驚呼：“災異迭見，盜賊蜂起……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天災人禍使得全國上下一片混亂，此時的官吏卻紛紛渾水摸魚，貪汙盤剝，中飽私囊。民間有詩嘲笑順帝派出的反腐倡廉的廉訪司官員：“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扔穗賊不爭多。”時人葉子奇說，“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
苛稅賦役如猛虎，水深火熱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麵對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脫脫採取了兩項措施：變鈔和治河。讓脫脫預料不到的是，這兩項在他看來的妙策居然使得元朝步入深淵。
世祖至元後期以來，國庫嚴重空虛，入不敷出，財政漸見拮據，紙幣發行量猛增。幾代皇帝積累的紙幣印量到了至正年間瀕臨崩潰，加之偽鈔橫行，鈔法幾被破壞殆盡。至正十年，在脫脫的大力支持下，開始變更鈔法。
用舊日的中統交鈔加蓋“至正交鈔”字樣，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兩貫，兩種鈔並行通用，而中統交鈔的價值比至元寶鈔提高一倍。《元史·食貨誌五》中記載：“每日印造，不可計數。舟車裝運，軸護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這一舉措造成的後果可想而知：惡性通貨膨脹。“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元史·食貨誌五》）到至正十六年時，紙幣“絕不用，交易唯用銅錢耳。錢之弊亦甚……且錢之小者，薄者，易失壞，愈久愈減耳”。這種以“鈔買鈔”，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非但沒能解決問題，還使得社會愈加動盪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