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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縱覽元朝雄圖 作者：邢群麟/姚迪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蒙元雖然在治國思想上利用儒家文化，但在貫徹的過程中是不徹底的。在現實的生活中，存在對儒家文化的歧視，比如他們把當時的漢人分成了十等，即“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本來“官、吏、醫”等階層的人也屬於儒家體係，但為了侮辱和嘲弄漢人的價值觀，故意把“儒家”分出來置於“娼”和“丐”之間。
由於儒家思想得不到徹底的貫徹，元朝在後期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僅僅經歷了百年的輝煌，曾經不可一世的蒙古鐵騎，也不得不從中原消失了。
兼容並包的宗教情懷
熟悉《射鵰英雄傳》的人都會記得其中這樣一個情節：暮年的成吉思汗年老體衰，他聞聽“全真七子”之一的丘處機有養生長壽秘訣，便派人下詔請丘處機前往汗帳，想向他討教長生之術。丘處機欣然應命，率領門徒不遠萬裏前往西域大雪山，向成吉思汗進諫治國之本。小說的描寫和歷史自然有一定的出入，但在歷史中，這二人確實在蒙古大漠會過麵。
1219年冬，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聽隨行的中原人介紹丘處機法術超人，遣使相召。丘處機說：“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處無敢違。”遂帶弟子18人前往。歷時三年，行程萬裏，74歲高齡的丘處機終於會成吉思汗於雪山。每每進言：“要長生，須清心寡欲；要一統天下，須敬天愛民。”此講深得成吉思汗讚賞，口封“神仙”。在丘處機的影響下，成吉思汗曾令“止殺”。
由於與成吉思汗的這段機緣，道教在蒙古時期以及元朝初期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丘處機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長觀（今白雲觀）。同年，丘處機曾持旨釋放淪為奴隸的漢人和女真人三萬餘人，並通過入全真教即可免除差役的方式，解救了大批漢族學者。自此，全真教盛極一時。
盡管這一時期道教盡受恩寵，但成吉思汗對其他宗教亦是同樣優禮，正如誌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的：“因為不信宗教，所以他沒有偏見，不舍一種而取另一種，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說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學識的、虔誠的人，認識到這樣做是通往宮廷的途徑。他一麵優禮相待穆斯林，一麵極為敬重基督教和佛教。”
可以說，成吉思汗是堅決主張信仰自由政策的，他在給後代的遺言中就強調，對各種宗教要一律平等對待。所以在元朝建立後，各種宗教得以並存。對此，李誌安先生這樣說：“先西征的戰略選擇讓定都北京後的蒙元政府幾乎成為一個’‘聯合國’‘，忽必烈必須考慮各色人等的利益之爭。”
如果說元朝與道教的結緣是因為成吉思汗的長生情結，那麽對於蒙古統治者禮遇伊斯蘭教對宗教的信仰則是因為統治者念念不忘的長生情結。元代統治者要求伊斯蘭教徒為其“告天祝壽”。元代在大都的佛寺、道觀、教堂、清真寺，往往立有石碑，碑文為：“……皇帝聖旨裏，和尚、也裏可溫、先生、達知蠻每，不拒揀什麽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麽道有來。”
盡管成吉思汗時期對於佛教並未像對待道教那樣極度尊崇，但同樣採取優禮的政策。入元以後，佛教在諸教之中所受之尊禮為最，1253年忽必烈和八思巴在六盤山相見，並將其留在身邊問法論道，並首先給王妃察必傳授喜金剛灌頂，接著又很快為忽必烈傳授了薩迦派的喜金剛灌頂。八思巴被封為國師以後，成為全國的佛教領袖。
忽必烈及其以後的元朝皇帝崇佛，因為佛教本身具備不同於其他宗教的特點。統一後的元統治者要求各教利用自己的宗教儀式來為元朝“告天祝壽，誦經祈福”。在這方麵，佛教似乎明顯優於道教。元大都幾十個寺院的僧侶們經常舉行“誦經祈福，祝皇帝萬萬歲”等佛事活動，給元朝皇帝頭上“繞了一圈神聖的靈光”。
對於當時佛教的盛況，孟樊鱗在《十方重陽成壽宮記》中曾有這樣的感慨：“嗚呼！歷觀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之盛，興作之日，四方奔走，而願赴役者，從之如雲。”
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作為皇家新寵的佛教很快就與傳統的宗教豪門道教發生了衝突。由於全真道教徒憑藉成吉思汗璽書，在燕薊晉北地區欺淩佛教，導致佛教與道教的激烈沖。為解決兩教之間的衝突，蒙哥令阿裏不哥主持佛道兩家進行辯論。這次辯論會上，佛教聯合伊斯蘭教、基督教等教對道士進行批駁，“李誌常等義墮辭屈，奉旨焚毀偽經，還佛寺三十七所”。但蒙哥對諸教的看法是隻稍稍抬高了佛教。
關於元朝的宗教政策，馬可·波羅曾經借忽必烈之口說過：“全世界所崇奉之預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謂其天主是耶穌基督，回教徒謂是摩訶末，猶太教徒謂是摩西，偶像教謂其第一神是釋迦牟尼。我對於茲四皆致敬禮，由是其中在天居位而最真實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然大汗有時露其承認基督教為最真最良之教意。”
當然，馬可·波羅抬高了基督教的地位，基督教確實也已經傳入了我國。基督教在我國的傳播經歷了很多曲折。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基督教開始傳入中國，稱景教，後來在唐朝會昌五年（845年）被禁止傳播。元朝時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再次傳入中國，元朝滅亡後又中斷了。
由於儒家思想得不到徹底的貫徹，元朝在後期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僅僅經歷了百年的輝煌，曾經不可一世的蒙古鐵騎，也不得不從中原消失了。
兼容並包的宗教情懷
熟悉《射鵰英雄傳》的人都會記得其中這樣一個情節：暮年的成吉思汗年老體衰，他聞聽“全真七子”之一的丘處機有養生長壽秘訣，便派人下詔請丘處機前往汗帳，想向他討教長生之術。丘處機欣然應命，率領門徒不遠萬裏前往西域大雪山，向成吉思汗進諫治國之本。小說的描寫和歷史自然有一定的出入，但在歷史中，這二人確實在蒙古大漠會過麵。
1219年冬，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聽隨行的中原人介紹丘處機法術超人，遣使相召。丘處機說：“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處無敢違。”遂帶弟子18人前往。歷時三年，行程萬裏，74歲高齡的丘處機終於會成吉思汗於雪山。每每進言：“要長生，須清心寡欲；要一統天下，須敬天愛民。”此講深得成吉思汗讚賞，口封“神仙”。在丘處機的影響下，成吉思汗曾令“止殺”。
由於與成吉思汗的這段機緣，道教在蒙古時期以及元朝初期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丘處機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長觀（今白雲觀）。同年，丘處機曾持旨釋放淪為奴隸的漢人和女真人三萬餘人，並通過入全真教即可免除差役的方式，解救了大批漢族學者。自此，全真教盛極一時。
盡管這一時期道教盡受恩寵，但成吉思汗對其他宗教亦是同樣優禮，正如誌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的：“因為不信宗教，所以他沒有偏見，不舍一種而取另一種，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說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學識的、虔誠的人，認識到這樣做是通往宮廷的途徑。他一麵優禮相待穆斯林，一麵極為敬重基督教和佛教。”
可以說，成吉思汗是堅決主張信仰自由政策的，他在給後代的遺言中就強調，對各種宗教要一律平等對待。所以在元朝建立後，各種宗教得以並存。對此，李誌安先生這樣說：“先西征的戰略選擇讓定都北京後的蒙元政府幾乎成為一個’‘聯合國’‘，忽必烈必須考慮各色人等的利益之爭。”
如果說元朝與道教的結緣是因為成吉思汗的長生情結，那麽對於蒙古統治者禮遇伊斯蘭教對宗教的信仰則是因為統治者念念不忘的長生情結。元代統治者要求伊斯蘭教徒為其“告天祝壽”。元代在大都的佛寺、道觀、教堂、清真寺，往往立有石碑，碑文為：“……皇帝聖旨裏，和尚、也裏可溫、先生、達知蠻每，不拒揀什麽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麽道有來。”
盡管成吉思汗時期對於佛教並未像對待道教那樣極度尊崇，但同樣採取優禮的政策。入元以後，佛教在諸教之中所受之尊禮為最，1253年忽必烈和八思巴在六盤山相見，並將其留在身邊問法論道，並首先給王妃察必傳授喜金剛灌頂，接著又很快為忽必烈傳授了薩迦派的喜金剛灌頂。八思巴被封為國師以後，成為全國的佛教領袖。
忽必烈及其以後的元朝皇帝崇佛，因為佛教本身具備不同於其他宗教的特點。統一後的元統治者要求各教利用自己的宗教儀式來為元朝“告天祝壽，誦經祈福”。在這方麵，佛教似乎明顯優於道教。元大都幾十個寺院的僧侶們經常舉行“誦經祈福，祝皇帝萬萬歲”等佛事活動，給元朝皇帝頭上“繞了一圈神聖的靈光”。
對於當時佛教的盛況，孟樊鱗在《十方重陽成壽宮記》中曾有這樣的感慨：“嗚呼！歷觀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之盛，興作之日，四方奔走，而願赴役者，從之如雲。”
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作為皇家新寵的佛教很快就與傳統的宗教豪門道教發生了衝突。由於全真道教徒憑藉成吉思汗璽書，在燕薊晉北地區欺淩佛教，導致佛教與道教的激烈沖。為解決兩教之間的衝突，蒙哥令阿裏不哥主持佛道兩家進行辯論。這次辯論會上，佛教聯合伊斯蘭教、基督教等教對道士進行批駁，“李誌常等義墮辭屈，奉旨焚毀偽經，還佛寺三十七所”。但蒙哥對諸教的看法是隻稍稍抬高了佛教。
關於元朝的宗教政策，馬可·波羅曾經借忽必烈之口說過：“全世界所崇奉之預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謂其天主是耶穌基督，回教徒謂是摩訶末，猶太教徒謂是摩西，偶像教謂其第一神是釋迦牟尼。我對於茲四皆致敬禮，由是其中在天居位而最真實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然大汗有時露其承認基督教為最真最良之教意。”
當然，馬可·波羅抬高了基督教的地位，基督教確實也已經傳入了我國。基督教在我國的傳播經歷了很多曲折。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基督教開始傳入中國，稱景教，後來在唐朝會昌五年（845年）被禁止傳播。元朝時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再次傳入中國，元朝滅亡後又中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