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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縱覽元朝雄圖 作者：邢群麟/姚迪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日本朝野對突如其來的颱風趕走元軍十分驚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拜神的活動，稱為“神風”。此後“神風”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原來，自從唐代後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國脫離外交關係長達四個世紀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後，企圖改變這種情況，使日本與其他政權和民族一樣臣服於蒙古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忽必烈數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為日本政府拒絕，於是決定進攻日本。
今天，在日本今津一帶有抗元石壘的遺蹟，成為福岡市的一個著名旅遊景點，這是日本鎌倉幕府在博多灣沿岸建造的反抗元軍進攻的石壩。石壩西起今津，東至箱崎，壩高約五、六尺，厚約一丈，沿自然地形長達二十餘公裏。這個石壩在元軍進攻的防衛戰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陸地上所向披靡的蒙古鐵騎，卻不善於水陸兩棲作戰，蒙古人戰無不勝的神話在海戰中破滅。茫茫大海，止住了元朝擴張的鐵蹄。
蒙古軍隊之所以戰無不勝，主要依靠的是它的騎兵，事實上蒙古軍隊在所有無法展開其騎兵優勢的戰場上鮮有勝績。如在安南、爪哇和高麗都遭遇了失敗，這也是蒙古擴張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過程。而蒙古帝國也終於止住了擴張的步伐。
雖然擴張的步伐止住了，但交流卻是不能停止的。至元十五年，元朝福建行省參政唆都派使節到達占城（越南中南部古國）。使節回報占城國王失裏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有歸順之意，元世祖忽必烈封其為占城郡王。但此後不久，占城王子布德（史書寫為補的）專權，扣押了元朝派往暹國（泰國）、馬八兒國（印度半島南端佩內爾河以南）的使者。忽必烈數度討伐，但都沒有結果，元成宗時，元朝與占城恢復了和好關係。
這樣，當元朝的邊疆逐漸穩定下來後，逐漸與周圍各國建立了友好往來的關係，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正如邱樹森先生所說：東亞、南亞各國都是我國的近鄰，元朝交通方便，與這些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1976年，日本人在木浦附近新安郡的海底發掘了一艘700年前來自中國元朝的沉船，這艘沉船有12個船艙，發掘沉船的同時還挖掘出中國的瓷器、高麗的青瓷、日本的工藝品。可見這艘船是往返於三國之間的貿易商船。在發掘出大量商品的同時，同時還發掘了大約7萬枚元代錢幣。可見，當時，元朝的貨幣在當時世界是一種世界性的貨幣，類似於今天的美元。
元代的造幣業非常發達，當時在市場上流通的除了傳統的鑄幣外，還大量流行紙幣。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專門講述了中國元朝印刷、發行、市場流通使用紙幣的情況，使歐洲人為之大開眼界。
在互相的交流過程中，我國元朝的貨幣往東流出到達了高麗和日本。在經濟上，元朝與高麗通過互市進行物資交流和錢幣交換。貨幣往南主要流出到東南亞各國。《島夷誌略》記載，元朝商人從海路到安南、占城（今越南）經商，帶出一批財物和錢幣；元代旅行家周達觀寫的《真臘（柬埔寨）風土記》寫道，元朝的錢幣、金銀、銅器、錫器、漆盤、青瓷、麻布、雨傘、鐵鍋等，在真臘到處可見。公元1294年暹羅國王來元朝訪問，從此，元朝的商品、錢幣不斷流出到現今的泰國。
除了馬可·波羅外，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也記述過元朝商人帶著商品和錢幣，到印度南部的俱蘭、獅子國、馬爾地夫去做生意的情景。
元朝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不僅僅局限在經濟上，還包括宗教文化等各個方麵。例如，當時有一位中國的禪師一寧就被日本天皇尊為國師。當時，元成宗為與日本修好，派遣一寧等為使者，出使日本。受到日本天皇後宇多隆重的歡迎。後宇多天皇對一寧十分尊敬，將一寧留下擔任鎌倉建長寺的主持，一寧也就留在日本弘揚佛法，公元1317年，一寧在日本京都南禪寺圓寂。他的塔祠至今仍存於日本京都南禪寺。
元朝除了與越南、日本關係密切外，與高麗的關係也從當初的敵對漸漸走向友好。
“衛兵學得高麗語，連臂低唱並即梨。”這是元朝詩人張昱寫的兩句詩。據《元史》記載，元朝時期高麗與元的關係很密切。特別是在高麗國王子至元十一年（1274），迎娶了忽必烈皇帝的公主為高麗皇後以後，雙方的關係更為密切。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高麗及後來的朝鮮學者很重視對元朝的文化加以學習。
元朝和高麗的友好往來在民間也非常頻繁，元代高麗文獻《老乞大》、《樸通事》二書生動地展現了這種友好畫麵。
有個例子很能體現這種友好的交往。當時高麗商人通常是與親戚鄰裏合夥入元營商，而且高麗商人常喜歡與中國商人一路同行。元朝商人對之熱情關照和教導，做商業參謀。高麗商人很感激地向人介紹說：“他是漢兒人，俺沿路來時好生多得他濟，路上吃的、馬匹草料，以至安下處，全是這哥哥生受。”起程回國時高麗客商對中國商人依依不捨地說：“咱每這般做了數月伴當嗬不曾麵赤，今後再廝見嗬，不是好兄弟那是什麽？”
化幹戈為玉帛，用友好往來代替刀兵相見，以商路上的駝鈴代替鐵騎的殺伐聲。再好的駿馬也有倦的時候，再鋒利的刀劍也有磨鈍的時候，當元朝學會以另一副友好的麵孔與其他國家交往的時候，人們發現，馬背上貨物的魅力並不遜於全副武裝的甲兵。
原來，自從唐代後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國脫離外交關係長達四個世紀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後，企圖改變這種情況，使日本與其他政權和民族一樣臣服於蒙古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忽必烈數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為日本政府拒絕，於是決定進攻日本。
今天，在日本今津一帶有抗元石壘的遺蹟，成為福岡市的一個著名旅遊景點，這是日本鎌倉幕府在博多灣沿岸建造的反抗元軍進攻的石壩。石壩西起今津，東至箱崎，壩高約五、六尺，厚約一丈，沿自然地形長達二十餘公裏。這個石壩在元軍進攻的防衛戰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陸地上所向披靡的蒙古鐵騎，卻不善於水陸兩棲作戰，蒙古人戰無不勝的神話在海戰中破滅。茫茫大海，止住了元朝擴張的鐵蹄。
蒙古軍隊之所以戰無不勝，主要依靠的是它的騎兵，事實上蒙古軍隊在所有無法展開其騎兵優勢的戰場上鮮有勝績。如在安南、爪哇和高麗都遭遇了失敗，這也是蒙古擴張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過程。而蒙古帝國也終於止住了擴張的步伐。
雖然擴張的步伐止住了，但交流卻是不能停止的。至元十五年，元朝福建行省參政唆都派使節到達占城（越南中南部古國）。使節回報占城國王失裏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有歸順之意，元世祖忽必烈封其為占城郡王。但此後不久，占城王子布德（史書寫為補的）專權，扣押了元朝派往暹國（泰國）、馬八兒國（印度半島南端佩內爾河以南）的使者。忽必烈數度討伐，但都沒有結果，元成宗時，元朝與占城恢復了和好關係。
這樣，當元朝的邊疆逐漸穩定下來後，逐漸與周圍各國建立了友好往來的關係，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正如邱樹森先生所說：東亞、南亞各國都是我國的近鄰，元朝交通方便，與這些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1976年，日本人在木浦附近新安郡的海底發掘了一艘700年前來自中國元朝的沉船，這艘沉船有12個船艙，發掘沉船的同時還挖掘出中國的瓷器、高麗的青瓷、日本的工藝品。可見這艘船是往返於三國之間的貿易商船。在發掘出大量商品的同時，同時還發掘了大約7萬枚元代錢幣。可見，當時，元朝的貨幣在當時世界是一種世界性的貨幣，類似於今天的美元。
元代的造幣業非常發達，當時在市場上流通的除了傳統的鑄幣外，還大量流行紙幣。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專門講述了中國元朝印刷、發行、市場流通使用紙幣的情況，使歐洲人為之大開眼界。
在互相的交流過程中，我國元朝的貨幣往東流出到達了高麗和日本。在經濟上，元朝與高麗通過互市進行物資交流和錢幣交換。貨幣往南主要流出到東南亞各國。《島夷誌略》記載，元朝商人從海路到安南、占城（今越南）經商，帶出一批財物和錢幣；元代旅行家周達觀寫的《真臘（柬埔寨）風土記》寫道，元朝的錢幣、金銀、銅器、錫器、漆盤、青瓷、麻布、雨傘、鐵鍋等，在真臘到處可見。公元1294年暹羅國王來元朝訪問，從此，元朝的商品、錢幣不斷流出到現今的泰國。
除了馬可·波羅外，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也記述過元朝商人帶著商品和錢幣，到印度南部的俱蘭、獅子國、馬爾地夫去做生意的情景。
元朝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不僅僅局限在經濟上，還包括宗教文化等各個方麵。例如，當時有一位中國的禪師一寧就被日本天皇尊為國師。當時，元成宗為與日本修好，派遣一寧等為使者，出使日本。受到日本天皇後宇多隆重的歡迎。後宇多天皇對一寧十分尊敬，將一寧留下擔任鎌倉建長寺的主持，一寧也就留在日本弘揚佛法，公元1317年，一寧在日本京都南禪寺圓寂。他的塔祠至今仍存於日本京都南禪寺。
元朝除了與越南、日本關係密切外，與高麗的關係也從當初的敵對漸漸走向友好。
“衛兵學得高麗語，連臂低唱並即梨。”這是元朝詩人張昱寫的兩句詩。據《元史》記載，元朝時期高麗與元的關係很密切。特別是在高麗國王子至元十一年（1274），迎娶了忽必烈皇帝的公主為高麗皇後以後，雙方的關係更為密切。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高麗及後來的朝鮮學者很重視對元朝的文化加以學習。
元朝和高麗的友好往來在民間也非常頻繁，元代高麗文獻《老乞大》、《樸通事》二書生動地展現了這種友好畫麵。
有個例子很能體現這種友好的交往。當時高麗商人通常是與親戚鄰裏合夥入元營商，而且高麗商人常喜歡與中國商人一路同行。元朝商人對之熱情關照和教導，做商業參謀。高麗商人很感激地向人介紹說：“他是漢兒人，俺沿路來時好生多得他濟，路上吃的、馬匹草料，以至安下處，全是這哥哥生受。”起程回國時高麗客商對中國商人依依不捨地說：“咱每這般做了數月伴當嗬不曾麵赤，今後再廝見嗬，不是好兄弟那是什麽？”
化幹戈為玉帛，用友好往來代替刀兵相見，以商路上的駝鈴代替鐵騎的殺伐聲。再好的駿馬也有倦的時候，再鋒利的刀劍也有磨鈍的時候，當元朝學會以另一副友好的麵孔與其他國家交往的時候，人們發現，馬背上貨物的魅力並不遜於全副武裝的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