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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縱覽元朝雄圖 作者：邢群麟/姚迪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20世紀上半期，德國中亞探險隊在新疆吐魯番地區獲得了一組察合台汗國蒙古文乘驛文書。它們記載了使者換乘驛馬、支取飲食祗應的情況，也提到了管理飲食的官員、站官等。從這些文件中人們發現，察合台汗國的驛站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仍發揮著正常職能，向使者提供換乘馬、住宿和飲食。飲食分例沿襲蒙古帝國時期的舊製，包括羊、酒、糧食。稍有不同的是，察合台汗國驛站供應的羊肉數量比較多。察合台汗國位於蒙古與西亞、東歐之間，境內驛道是連接這些地區的主要通道。
後來，元朝溝通南北大運河的開鑿，使中國的驛路交通空前發達。陸路交通方麵，全國各地設有驛站一千五百多處，其中包括少數水站。驛道北至吉爾吉思，東北至奴兒幹，西南至烏思藏、大理，西通欽察（金帳）、伊兒兩個汗國，可謂“星羅棋布，脈絡相通”。
“從漢八裏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達的道路。每條路上，也就是說每一條大路上，按照市鎮坐落的位置，每隔40或50公裏之間，都設有驛站，築有旅館，接待過往商旅住宿。這些就叫做驛站或郵傳所。這些建築物宏偉壯麗，有陳設華麗的房間，掛著綢緞的窗簾和門簾，供給達官貴人使用。即使王侯在這樣館驛下榻，也不會有失體麵。因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從附近的城鎮和要塞取得，朝廷對某些驛站也有經常性的供應。”
這是馬可·波羅在自己的遊記中，以十分欽羨的筆調寫的一段話。馬可·波羅還說，元朝每一個驛站，常備有400匹馬，供大汗的信使們使用。驛卒們傳遞緊急文書，一日可以飛馳320公裏，即640華裏。他們身上都帶著一麵畫著鷹隼的牌子，作為急馳的標誌，“他們束緊衣服，纏上頭巾，揮鞭策馬以最快速度前進”。雖然他的說法與當時的實際情況有點出入，但基本符合當時元驛站發達的情況。
義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在他的遊記中也提到了傑出的元帝國郵政。
“信使騎著飛馳的快馬，或疾走的駱駝。在他們接近那些驛站時，吹響號角，示意他們來到。驛站主聽到號角後，讓另一名使者騎上新的坐騎，接過信函後，他飛奔到下一站，依次這樣下去，於是，大汗在24小時之間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騎程之遠地區的消息。”
元朝的驛站製度繼承了前代，又有所發展。沈括在《夢溪筆談》曾經提到宋代的一種“急腳遞”的傳送政府文書的方法，這種傳遞方法是接力步行傳遞。神宗時還在從京師開封至廣西沿線設置專門的“急遞鋪”。急遞鋪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時候達到昌盛時期，其製度的完備、組織的嚴密、網絡的發達，遠遠超過宋朝。元朝時急腳遞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遞形式，而且馬遞在此時也逐漸消失，急腳遞便成為公文傳遞的唯一通信工具。
“在各個郵站之間，每隔約五公裏的地方，就有小村落……這裏住著步行信差……他們身纏腰帶，並係上數個小鈴，以便當他們還在很遠的地方時，聽見鈴響，人們就知道驛卒將來了。因為他們隻跑約五公裏……從一個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鈴聲報知他們的到來。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準備，人一到站，便接過他的郵包立即出發。這樣一站站依次傳下去，效率極為神速。隻消兩天兩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遠地方的按平時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採摘季節，早晨在汗八裏（今北京）採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運到上都。這在平日是十日的裏程。”
這是馬可·波羅對當時中國的鋪兵工作的形象描繪。通過這段敘述，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元朝時候急遞鋪步行送信的神速。
在前麵我們提到過，加急快遞的驛使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通行馳驛的牌符證件，各個朝代的稱呼不一樣。元代稱呼為“鋪馬劄子”，不過不要把它當成今天的馬紮子，最常見的“鋪馬劄子”是金銀字圓牌，還有一種叫“鋪馬聖旨”的證明。金、銀字圓牌是緊急馳驛的證件，專門遞送軍情急務。
韓儒林先生說：元朝政府比較重視西北地區驛站的管理，逐步建立起一套驛站管理製度。為了保證驛路的暢通，元朝還建立了嚴密的“站赤”製度，使郵驛通信十分有效地發揮效能。所謂“站赤”，是蒙古語“驛傳”的譯音。站赤製度，是一種係統而嚴密的驛傳製度。這些對驛站管理和對驛官考核的具體條例，對元代郵驛發展起了保證作用。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信息傳遞方便而快捷，也使連信都懶得寫的現代人很難理解古時驛路傳遞的艱辛，也很難明白元代驛路發達的意義。但當你懶洋洋地用手機發個簡訊，或者在電腦上發個e－mail時，你也別忘記了在馬拉鬆戰役中斐力庇第斯為了告訴雅典人“歡樂吧，我們勝利了！”這麽簡單的一句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駿馬的另一種魅力
很多中國人對日本的所謂的“神風特攻隊”非常熟悉，大約有5000名“神風”自殺式飛行員在“二戰”最後數個月裏喪命，卻不知道所謂“神風”一詞的由來也與元朝對日本的進攻有關。元軍在進攻日本時失利，於是主帥忻都決定班師，在忻都決定班師的前一天晚上，博多灣出現了罕見的颱風暴雨。由於不熟悉地形，元軍停泊在博多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忻都怕日軍乘機來襲，下令冒雨撤軍回國。
後來，元朝溝通南北大運河的開鑿，使中國的驛路交通空前發達。陸路交通方麵，全國各地設有驛站一千五百多處，其中包括少數水站。驛道北至吉爾吉思，東北至奴兒幹，西南至烏思藏、大理，西通欽察（金帳）、伊兒兩個汗國，可謂“星羅棋布，脈絡相通”。
“從漢八裏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達的道路。每條路上，也就是說每一條大路上，按照市鎮坐落的位置，每隔40或50公裏之間，都設有驛站，築有旅館，接待過往商旅住宿。這些就叫做驛站或郵傳所。這些建築物宏偉壯麗，有陳設華麗的房間，掛著綢緞的窗簾和門簾，供給達官貴人使用。即使王侯在這樣館驛下榻，也不會有失體麵。因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從附近的城鎮和要塞取得，朝廷對某些驛站也有經常性的供應。”
這是馬可·波羅在自己的遊記中，以十分欽羨的筆調寫的一段話。馬可·波羅還說，元朝每一個驛站，常備有400匹馬，供大汗的信使們使用。驛卒們傳遞緊急文書，一日可以飛馳320公裏，即640華裏。他們身上都帶著一麵畫著鷹隼的牌子，作為急馳的標誌，“他們束緊衣服，纏上頭巾，揮鞭策馬以最快速度前進”。雖然他的說法與當時的實際情況有點出入，但基本符合當時元驛站發達的情況。
義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在他的遊記中也提到了傑出的元帝國郵政。
“信使騎著飛馳的快馬，或疾走的駱駝。在他們接近那些驛站時，吹響號角，示意他們來到。驛站主聽到號角後，讓另一名使者騎上新的坐騎，接過信函後，他飛奔到下一站，依次這樣下去，於是，大汗在24小時之間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騎程之遠地區的消息。”
元朝的驛站製度繼承了前代，又有所發展。沈括在《夢溪筆談》曾經提到宋代的一種“急腳遞”的傳送政府文書的方法，這種傳遞方法是接力步行傳遞。神宗時還在從京師開封至廣西沿線設置專門的“急遞鋪”。急遞鋪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時候達到昌盛時期，其製度的完備、組織的嚴密、網絡的發達，遠遠超過宋朝。元朝時急腳遞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遞形式，而且馬遞在此時也逐漸消失，急腳遞便成為公文傳遞的唯一通信工具。
“在各個郵站之間，每隔約五公裏的地方，就有小村落……這裏住著步行信差……他們身纏腰帶，並係上數個小鈴，以便當他們還在很遠的地方時，聽見鈴響，人們就知道驛卒將來了。因為他們隻跑約五公裏……從一個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鈴聲報知他們的到來。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準備，人一到站，便接過他的郵包立即出發。這樣一站站依次傳下去，效率極為神速。隻消兩天兩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遠地方的按平時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採摘季節，早晨在汗八裏（今北京）採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運到上都。這在平日是十日的裏程。”
這是馬可·波羅對當時中國的鋪兵工作的形象描繪。通過這段敘述，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元朝時候急遞鋪步行送信的神速。
在前麵我們提到過，加急快遞的驛使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通行馳驛的牌符證件，各個朝代的稱呼不一樣。元代稱呼為“鋪馬劄子”，不過不要把它當成今天的馬紮子，最常見的“鋪馬劄子”是金銀字圓牌，還有一種叫“鋪馬聖旨”的證明。金、銀字圓牌是緊急馳驛的證件，專門遞送軍情急務。
韓儒林先生說：元朝政府比較重視西北地區驛站的管理，逐步建立起一套驛站管理製度。為了保證驛路的暢通，元朝還建立了嚴密的“站赤”製度，使郵驛通信十分有效地發揮效能。所謂“站赤”，是蒙古語“驛傳”的譯音。站赤製度，是一種係統而嚴密的驛傳製度。這些對驛站管理和對驛官考核的具體條例，對元代郵驛發展起了保證作用。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信息傳遞方便而快捷，也使連信都懶得寫的現代人很難理解古時驛路傳遞的艱辛，也很難明白元代驛路發達的意義。但當你懶洋洋地用手機發個簡訊，或者在電腦上發個e－mail時，你也別忘記了在馬拉鬆戰役中斐力庇第斯為了告訴雅典人“歡樂吧，我們勝利了！”這麽簡單的一句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駿馬的另一種魅力
很多中國人對日本的所謂的“神風特攻隊”非常熟悉，大約有5000名“神風”自殺式飛行員在“二戰”最後數個月裏喪命，卻不知道所謂“神風”一詞的由來也與元朝對日本的進攻有關。元軍在進攻日本時失利，於是主帥忻都決定班師，在忻都決定班師的前一天晚上，博多灣出現了罕見的颱風暴雨。由於不熟悉地形，元軍停泊在博多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忻都怕日軍乘機來襲，下令冒雨撤軍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