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舉的這個例子真是再恰當不過了，而他所提出的這個反問也辛辣到頂了：榮祿若說否，則是反對太後的丈夫鹹豐皇帝；若說是，則又打了自己的嘴巴。榮祿被逼到死胡同，無路可走，恨得牙齒格格地交錯，直欲把眼前這個位卑人微的廣東佬食肉寢皮，卻開不得口。
翁同穌心裏很讚賞康有為的機敏與辯才，但擔心他這種咄咄逼人的氣勢和淩厲峻刻的語言，會使得榮祿老羞成怒，那樣則於事更不利，遂做出一副嗬斥的神態來：“康有為不可無禮，榮中堂乃三朝老臣。當年文宗爺設置總署時，榮中堂正做著一等侍衛，極力稱讚文宗爺英明遠見。你怎能如此責問榮中堂?康有為聽著，你隻能好好回答各位大人的提問，不可放肆亂說！”
所謂榮祿稱讚鹹豐英明遠見雲雲，根本沒有這回事，全是翁同穌的當麵恭維，免得榮祿難堪。榮祿果然接過翁同穌的話，冷笑一聲說：“當年設總署時，你康有為怕還沒出世。在老夫麵前提這樁事，你不臉紅嗎?”
康有為知道翁問漸保護他的好意，見榮祿在為自己尋找下台階，便也給他麵子：“我隻是就眼前所見的隨口舉個例子而已。不想冒犯了榮中堂，還請榮中堂多多包涵。”
榮祿餘怒雖未消，但一時找不出難題來，不做聲了。廖恆壽問：“康有為，你口口聲聲變法變法的，老夫問你，變法當從何處著手?”
在新與舊、變與守的衝撞中，廖恆壽實際上是一個折中騎牆派。他既不像榮祿那樣頑固保守，也不像翁同龢那樣力主變革。舊的那一套讓他一輩子平乎順順官運亨通，他對之有深厚的感情，何況他已六十好幾的人，真若維新的話，他自思也不可能有什麽作為，故而他趨向守舊。但廖恆壽又是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內憂外患，國勢頹替，也的確讓他心焦。他也常常想到，要走出困境，大概隻能尋找新途徑，洋人如此強大，是有許多可學之處，學人之長補自己之短，這也是昔賢的諄諄教導。從這個角度來看，廖恆壽也不反對變法。但他自己對此素無研究，頗想從康有為這裏得點知識。
廖恆壽的話正問到康有為的心窩裏了，這些年他苦心鑽研於斯，幾次上書也放言於斯，今天正好藉此機會，給這些老朽上一堂變法的啟蒙課，讓他們開開心竅。康有為輕輕地幹咳一聲，拿出在萬木草堂講課時的架勢來，不疾不緩地說：“以有為之見，變法當從法律規度人手。我大清法製大致沿襲明朝，至今已實行兩百餘年。一樣器具用久了則有損壞，一種法製實施久了則有積弊，被損壞的器具必須更新，有積弊的法製也必須更新，這本是常識所能明了的事。”
康有為說到這裏，又順便望了一下榮祿。這原是他性格的本能流露，他自己並沒有覺察到，倒讓翁同龢心裏不太舒服：康有為如此不容物，以刺人為樂，怕難成大事。榮祿則瞪著眼回應康有為，心中又增加一分怨恨。
“大清變法的重點，當在富國、養民和教民三個方麵。”康有為胸有成竹地繼續說下去，“關於富國方麵，有六大措施：一為設立國家銀行，二為大修鐵路，三為大辦製造業，四為大力採礦煉礦，五為在各省設銅元局，六為在全國建立郵政係統。關於養民，重在四個方麵：一為務農，二為勸工，三為重商，四為恤貧。至於教民，則需要在全國大辦新式學校，教授中國歷史和西方的天文、光電、數學、化學，並廣設圖書館，辦報館，辦出版公司。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變法項目，便是仿照西方設立議院，使上下情通，民間疾苦能上聞，朝廷美意能下達，事事皆本於眾議，故權奸無所容其私，中飽者無所容其弊。”
康有為正說得起勁，不料這幾句話惹怒了對麵坐著的一位大人物，此人便是李鴻章。
李鴻章並不是榮祿式的頑固派，實在地說，他是鴉片戰爭以來，最早提出變革並付諸實踐的一位大員。作為一個肩負朝廷重任，並與外人打交道最多的四朝元老，李鴻章對於“變”的重要性的認識一點也不亞於康有為，甚至還有過之，但李鴻章的出身教養和經歷，使他更重在變事而不在變法。這是他與康有為的最大分歧。此外，李鴻章在私人情感上與康有為也有很大的牴觸。乙未年，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矛頭就是針對他而來的，口口聲聲罵他是漢奸、權奸、誤國罪魁，還說他在與日本談判中接受了賄賂，後來強學會又拒絕他人會。李對康一直耿耿於懷，剛才康有為說的“權奸”“中飽”之類的話，李鴻章認為這都在暗指自己，遂再也不能忍受，打斷康有為的話：“康有為，照你的說法，朝廷六部都要盡撤，規章製度都可以不要了嗎?”
康有為看了看坐在首位的這個文華殿大學士，發現他碩大的傘形紅纓官帽上插著一根長長的三眼花翎。這是李鴻章一生的驕傲之處，也是他與別的漢員的最大區別之處。原來，清廷的三眼花翎，隻授貝子貝勒以上的滿洲貴族，漢人不能享此待遇，所以哪怕就是從太平軍手中為皇帝奪回江山的曾國藩，也隻能授雙眼花翎。有清一代，漢人授三眼花翎的隻有一個李鴻章。那是在甲午年海戰前，慈禧太後因著自己的六旬大壽大賞群臣，破例給了李鴻章這個殊榮。誰知，不久便海戰爆發，北洋水師一敗塗地，在全國一片指責聲中，慈禧又摘掉了李鴻章頭上的這個與眾不同的標記。接下來是朝廷以戰敗國的身分派人去日本馬關談判，日方指定要李鴻章去。李鴻章便藉此機會向朝廷索價。他說他現在身分低微，不足以代表朝廷，不能去。慈禧害怕日本，又擔心談判不成，隻得遷就李鴻章，賞還他的三眼花翎。這個得而復失、失而又得的極富戲劇性的三眼花翎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凸現了晚清高層政治的滑稽可笑。
翁同穌心裏很讚賞康有為的機敏與辯才，但擔心他這種咄咄逼人的氣勢和淩厲峻刻的語言，會使得榮祿老羞成怒，那樣則於事更不利，遂做出一副嗬斥的神態來：“康有為不可無禮，榮中堂乃三朝老臣。當年文宗爺設置總署時，榮中堂正做著一等侍衛，極力稱讚文宗爺英明遠見。你怎能如此責問榮中堂?康有為聽著，你隻能好好回答各位大人的提問，不可放肆亂說！”
所謂榮祿稱讚鹹豐英明遠見雲雲，根本沒有這回事，全是翁同穌的當麵恭維，免得榮祿難堪。榮祿果然接過翁同穌的話，冷笑一聲說：“當年設總署時，你康有為怕還沒出世。在老夫麵前提這樁事，你不臉紅嗎?”
康有為知道翁問漸保護他的好意，見榮祿在為自己尋找下台階，便也給他麵子：“我隻是就眼前所見的隨口舉個例子而已。不想冒犯了榮中堂，還請榮中堂多多包涵。”
榮祿餘怒雖未消，但一時找不出難題來，不做聲了。廖恆壽問：“康有為，你口口聲聲變法變法的，老夫問你，變法當從何處著手?”
在新與舊、變與守的衝撞中，廖恆壽實際上是一個折中騎牆派。他既不像榮祿那樣頑固保守，也不像翁同龢那樣力主變革。舊的那一套讓他一輩子平乎順順官運亨通，他對之有深厚的感情，何況他已六十好幾的人，真若維新的話，他自思也不可能有什麽作為，故而他趨向守舊。但廖恆壽又是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內憂外患，國勢頹替，也的確讓他心焦。他也常常想到，要走出困境，大概隻能尋找新途徑，洋人如此強大，是有許多可學之處，學人之長補自己之短，這也是昔賢的諄諄教導。從這個角度來看，廖恆壽也不反對變法。但他自己對此素無研究，頗想從康有為這裏得點知識。
廖恆壽的話正問到康有為的心窩裏了，這些年他苦心鑽研於斯，幾次上書也放言於斯，今天正好藉此機會，給這些老朽上一堂變法的啟蒙課，讓他們開開心竅。康有為輕輕地幹咳一聲，拿出在萬木草堂講課時的架勢來，不疾不緩地說：“以有為之見，變法當從法律規度人手。我大清法製大致沿襲明朝，至今已實行兩百餘年。一樣器具用久了則有損壞，一種法製實施久了則有積弊，被損壞的器具必須更新，有積弊的法製也必須更新，這本是常識所能明了的事。”
康有為說到這裏，又順便望了一下榮祿。這原是他性格的本能流露，他自己並沒有覺察到，倒讓翁同龢心裏不太舒服：康有為如此不容物，以刺人為樂，怕難成大事。榮祿則瞪著眼回應康有為，心中又增加一分怨恨。
“大清變法的重點，當在富國、養民和教民三個方麵。”康有為胸有成竹地繼續說下去，“關於富國方麵，有六大措施：一為設立國家銀行，二為大修鐵路，三為大辦製造業，四為大力採礦煉礦，五為在各省設銅元局，六為在全國建立郵政係統。關於養民，重在四個方麵：一為務農，二為勸工，三為重商，四為恤貧。至於教民，則需要在全國大辦新式學校，教授中國歷史和西方的天文、光電、數學、化學，並廣設圖書館，辦報館，辦出版公司。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變法項目，便是仿照西方設立議院，使上下情通，民間疾苦能上聞，朝廷美意能下達，事事皆本於眾議，故權奸無所容其私，中飽者無所容其弊。”
康有為正說得起勁，不料這幾句話惹怒了對麵坐著的一位大人物，此人便是李鴻章。
李鴻章並不是榮祿式的頑固派，實在地說，他是鴉片戰爭以來，最早提出變革並付諸實踐的一位大員。作為一個肩負朝廷重任，並與外人打交道最多的四朝元老，李鴻章對於“變”的重要性的認識一點也不亞於康有為，甚至還有過之，但李鴻章的出身教養和經歷，使他更重在變事而不在變法。這是他與康有為的最大分歧。此外，李鴻章在私人情感上與康有為也有很大的牴觸。乙未年，康有為領導的公車上書，矛頭就是針對他而來的，口口聲聲罵他是漢奸、權奸、誤國罪魁，還說他在與日本談判中接受了賄賂，後來強學會又拒絕他人會。李對康一直耿耿於懷，剛才康有為說的“權奸”“中飽”之類的話，李鴻章認為這都在暗指自己，遂再也不能忍受，打斷康有為的話：“康有為，照你的說法，朝廷六部都要盡撤，規章製度都可以不要了嗎?”
康有為看了看坐在首位的這個文華殿大學士，發現他碩大的傘形紅纓官帽上插著一根長長的三眼花翎。這是李鴻章一生的驕傲之處，也是他與別的漢員的最大區別之處。原來，清廷的三眼花翎，隻授貝子貝勒以上的滿洲貴族，漢人不能享此待遇，所以哪怕就是從太平軍手中為皇帝奪回江山的曾國藩，也隻能授雙眼花翎。有清一代，漢人授三眼花翎的隻有一個李鴻章。那是在甲午年海戰前，慈禧太後因著自己的六旬大壽大賞群臣，破例給了李鴻章這個殊榮。誰知，不久便海戰爆發，北洋水師一敗塗地，在全國一片指責聲中，慈禧又摘掉了李鴻章頭上的這個與眾不同的標記。接下來是朝廷以戰敗國的身分派人去日本馬關談判，日方指定要李鴻章去。李鴻章便藉此機會向朝廷索價。他說他現在身分低微，不足以代表朝廷，不能去。慈禧害怕日本，又擔心談判不成，隻得遷就李鴻章，賞還他的三眼花翎。這個得而復失、失而又得的極富戲劇性的三眼花翎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凸現了晚清高層政治的滑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