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八九年間,海軍衙門三千多萬兩銀子,至少有兩千萬兩流失了,這流失的銀子,多半進了內務府上下裏外人的腰包,少半用在園工上,買船買炮的錢就再也沒有了。翁同穌接替閻敬銘掌戶部後更是明文宣布,北洋艦隊十五年內不能增加一艘兵船。翁老三處處與我作對,他是公報私仇。害我李鴻章是小事,害了國家才是大事,翁老三真是罪不容誅!”


    李鴻章向奕沂敘說這些年來的海軍衙門的事,有對善慶的譴責,對奕劻的不滿,甚至連對醇王、太後也頗有微辭。但都沒有情緒化,惟獨說起翁同穌來,便氣忿忿的,仿佛要把海戰失敗的責任都推在翁同穌一人身上似的。這是因為翁家與李鴻章有一段很深的陳年過節。


    那還是同治元年的時候,翁同穌的大哥同書還在安徽做巡撫。安徽那時正是所謂的四戰之地,湘軍與太平軍、撚軍在這裏展開激烈的角逐。翁同書不諳軍事,先是丟掉了臨時省垣定遠,後又因處理苗沛霖一事不當釀成大亂,丟失壽州。兩江總督曾國藩對翁同書極為憤恨,遂不顧翁家的顯赫地位,予以參劾,吩


    咐幕府文案起草奏稿。文案擬了幾稿,曾國藩都不滿意,最後讓李鴻章擬。李擬的奏稿甚得曾的滿意,其中“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這句最得曾的賞識,稱李深得做文章的“辣”字訣。果然,兩宮太後得了曾國藩的參奏後,不能因翁心存身為大學士、三朝元老而寬恕他的兒子,翁同書被定為“斬監候”。翁家因此而大亂,古稀之年的翁心存又急又恨,終於一病不起,當年冬天去世。翁同穌與他的二兄翁同爵為營救大哥上下奔走,好容易才保住翁同書一條命,卻又詖充軍新疆。這件事讓翁同穌一生死死牢記,並因此對曾國藩和李鴻章存下永遠不可化除的深仇。


    翁、李之間這段過節,奕沂知道,但說翁對李是公報私仇卻有失偏頗,遂有意淡化。“翁同穌掌戶部,雖不如閻敬銘那樣會理財,但他也有一個長處,會省儉。他不僅壓北洋艦隊的銀子,各省各部向戶部要銀子,他的態度是一樣的,能免就免,能省就省,實在不能免省的,他也要削減一半甚至到六成,要人家節儉著去辦。為此得罪了不少人,這些人都罵他鐵公雞。對於園工。我知道他也是不同意的,隻是拗不過老七罷了。”


    奕沂說的也是事實,李鴻章不再在這點上糾纏。“翁同穌既然不給北洋艦隊買船,他就應該知道我們海戰的實力並不強大,但他又一個勁地鼓吹打仗。據說皇上這次下的宣戰令,就是受翁同穌的鼓動緣故,太後其實還是主張持重的。虛驕浮躁,譁眾取寵,身為帝師而走清流一路,我最是討厭。”


    李鴻章的這番話引起了奕沂的同感:是的,海戰的失敗,翁同穌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估計李鴻章還會將翁同解罵下去,遂將話題扭正:“李中堂,還是回到我一開始的話題上。你說說,北洋艦隊目前還有多大的實力,我們與日本這場戰爭的前景到底會如何?”


    李鴻章沉默片刻後說:“大東溝一戰,北洋艦隊損失慘重,致遠、經遠、揚威、超勇、廣甲沉沒海底,這五隻鐵艦,已不復存在。來遠、靖遠、定遠受傷嚴重,另有鎮遠、濟遠、平遠、廣丙、鎮南、鎮中六艘各受傷程度不等,現已經修復,全部開回威海衛港,加上大東溝未出戰之威遠、康濟,共尚有兵艦十一艘,另有蚊炮艇六艘,合起來十七艘戰船,再加上魚雷艇十二艘,若艦炮得力,士氣高昂,尚可一戰,隻是……”


    李鴻章稍停一會,才接著說:“大部分鐵艦雖經修復,但威力大減,經此挫折,從將官到士兵情緒低落,估計短期內難以出海作戰。”


    “喔一一”奕沂拖著聲音,下意識地點點頭,兩隻不大的眼睛盯著李鴻章問:“依你的看法,跟日本這場仗是繼續打下去呢,還是盡早坐下來談和呢?”


    這是一個絕大的難題!要說繼續打下去,北洋艦隊的情況剛才已經說了,短期內簡直無戰鬥力。有情報說,日本的陸軍大將山縣有朋正在調兵遣將,麇集朝鮮,擬過鴨綠江,進犯中國遼東。從平壤失守的情況來看,駐守在遼東的中國陸軍也決不是日翠的對手。打下去,中國隻會失敗得更慘,損失更大,然則能言“和談”嗎?李鴻章想起這二個字,胸膛裏便仿佛有一股冷氣灌進似的。


    從北宋末年以降,中國的士大夫在對外交戰中就十分忌諱“和談”二字。七百餘年來,有一種觀念在士人之間約定俗成:誰主和,誰就是懦夫、膽小鬼,甚至是賣國賊;誰主戰,誰就是勇士、英雄、愛國者。所以,一旦國遇外患,總是主戰呼聲一浪蓋過一浪,調子一個比一個唱得高,尤其是那些清流們,他們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己既沒有辦事的實際經歷,又知道真的打起仗來,也不會上前線親冒矢石,倘若出了什麽事,他們也不負任何責


    任。於是,他們主戰的喊聲比誰都響亮,以此博得國人的讚賞,同時也藉以打擊那些真正做實事但又與他們有衝突的人。作為多年來眾矢之的的李鴻章,早巳看透了清流的這一套伎倆,對之深惡痛絕,但他又無可奈何。七百餘年來積習而成的國情,你一人能改變得了嗎?百無辦法的時候,他也隻能繞著躲著。而今,他苦心經營二十多年、耗費國家數以千萬計銀兩的北洋艦隊慘敗於敵手,他的聲望已降到了一生的最低點,他再提出“和談”一事,豈不招致更大的舉國唾罵嗎?何況,宣戰諭旨是皇上經太後同意頒發的,他李鴻章能唱反調嗎?即便在恭王這樣相交四十年的上司麵前,李鴻章也不敢冒這個天下之大不韙,隻得硬著心說:“戰與和,這是國家的頭等大事,老臣已疲憊昏聵,這事得由王爺與太後、皇上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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