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小夥子做了個好夢呢,”——他聽到有人在自己腦袋上方講了一句德國話。


    旋風睜開了眼。隻見三個蓋世太保分子站在他跟前。還有幾個德國士兵站得稍遠點,其中一個雙手抱著他的黃色皮包。


    “你是什麽人?”這天中午旋風被帶到克拉科夫秘密警察局後,一個穿便衣的人問他。


    窗子上攔著沉重的、編得很漂亮的鐵柵。窗戶玻璃擦得 光瓦亮。窗外陽光燦爛、靜悄悄的,就象昨天在樹林中一樣。


    旋風懂德語,知道問的是什麽,但是沒有回答,隻是一笑,困惑地聳了聳肩。


    這時,旁邊一個瘦高個子,也就是啊在樹林中被捕時抱著他的皮包的那個人,從窗台上爬下來,走到旋風跟前,用俄語問道:“你需要翻譯嗎?”


    “我不懂德語,”旋風說,“也可以說懂,不過很差。”


    “處長問你是什麽人?”


    “一個普通人,”旋風又 笑了一下。“叫波普科,基裏克·阿克先季耶維奇。”


    瘦高個子把他的話譯成了德語。處長問:“講講你的情況。”


    “處長要你講講自己的情況。”


    “講就講吧……我可以講。我叫基裏爾·波普科,是烏克蘭人……請給支煙抽,我的煙給搜走了……”


    “請。”


    “謝謝。好煙。你哪兒來的土耳其煙?”


    “偷的,”瘦高個子微微一笑。“往下講!”


    “我是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人。父親傳播理智和永恆,母親是區委常委。她一九三七年被槍決了。”


    “停一下,”瘦高個子說,然後把旋風的話翻譯給處長聽。


    旋風發現,瘦高個子對他的話譯得準確、流暢,一口氣譯完。


    “往下講。”


    “我當裝卸工,因為沒能上大學,這你們清楚。後來到軍隊服役。基輔戰役中被俘。在你們的56/a集中營接受過審查。後來在麵粉廠幹活兒。隨德軍撤到利沃夫。現在去克拉科夫,想到鐵路部門幹點事。”


    “停一下,”瘦高個子又說,然後把他的話譯給處長聽。


    處長一邊聽,一邊用嘴角微微笑著。他的嘴稜角分明,顯得任性,但很漂亮。


    “好極了,”他說。“讓他把自己的履歷再講一遍,但要詳細點。”


    “我一九一七年生與第聶伯羅夫斯克。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母親被肅反委員會槍決,父親當教員,一九四三年被飛機炸死。我當裝卸工。後在基輔軍區服役。在白教堂區被俘。在第聶伯羅夫斯克麵粉廠當磨粉車間副主任。隨部隊撤到利沃夫。”


    處長聽完後,朝瘦高個子擺了一下指頭,意思是說用不著翻譯了,然後問道:“好,把你的悲慘歷史再重複一遍。你現在手腳還沒有放開,還在重複你背下來的課文。”


    瘦高個子把處長的話翻譯出來,其實不用翻譯旋風也能聽懂。他利用翻譯花費的幾秒鍾時間,緊張地思索,如何回答還沒有向他提出,但肯定會提出的要害問題:他皮包中的手槍和手榴彈是從哪兒來的?


    “你不相信我嗎?”瘦高個子譯完後,旋風問道。


    “你相信自己嗎?你自己相信自己嗎?”瘦高個子反問道。


    “我不懂……”旋風笑了笑。“倒象我做了什麽不體麵的事情似的。我的護照完全合格,皮包中有你們的人簽署的工作鑑定。”


    他提了一句皮包,以為對方會立即提出皮包內裝些什麽東西的問題,但他想錯了。


    “好,好,”處長說,“我們聽你講。再重複一遍你的履歷。你的履歷很有趣。”


    “我準備重複哪怕一百次,可惜它不會按照我的心意變成另一種樣子。你們以為我再向你們講一遍我無辜遇難的母親,講一遍你們的審查集中營,是一件很輕鬆的事吧?說實話,待在你們的集中營裏並不那麽好受。也許你們以為講講我父親的死,講講和你們的軍隊一起忍飢挨餓,冒著飛機的轟炸,撤退到利沃夫,是很輕鬆的事吧?”


    “我非常可憐真波普科,”處長說。“護照是真的,我們檢查了。波普科的履歷也是真的。可是我要問:你跟波普科先生有什麽關係?波普科?真波普科現在住在布雷斯勞市莫紮特大街24號,樂器廠工人宿舍裏。”


    “這傢夥的手段夠粗暴的,”旋風想道,“波普科現在被關在我們那邊。”


    “要麽是跟我同名,”旋風說,“要麽是你們搞錯了。我準備當麵對質。”


    “噢!”


    “是的……我沒什麽好怕的,在你們麵前我是清白的。我對於新政權向來是奉公守法的。”


    “你聽著,”處長說,“我看得出,你正緊張地等我向你提出有關手槍和手榴彈的問題。你已經準備好了理由,而且是非常可信的理由:手槍是撤退時撿到的,手榴彈也是。你大概會說,這些武器對你防身是必不可少的。這一套我都懂。我不想糊弄你。我馬上叫你看看你用的降落傘和你在上麵留下的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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