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初戶口問題的種種疑問，今天看來，確實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我們至今還不能有一個確切的回答。
工商繁榮明朝資本主義萌芽之謎
十六世紀在世界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當時隨著文藝復興、商業革命等的相繼發生，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逐漸形成，可以說，從十六世紀初到十七世紀中葉，西歐已經從封建時代進入了資本主義興起的時代。而與此同時，中國卻正在從先進淪為落後，日益走向封閉，其中原因到底是什麽呢？中國是不是錯過了某種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契機？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的繁榮能不能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的萌芽形態呢？
明朝是繼宋朝以來我國商品經濟發展最為繁榮的時期，當時的社會經濟形態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轉變，而這些變化與早期的近代西方發生的變化存在一些現象上的相似性。目前國內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明朝中後期經濟領域出現的某種轉變可以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的萌芽形態，如果能順其自身成長軌跡繼續發展的話，中國也會像西方國家一樣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他們的基本看法大致是認為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發達，商品貨幣貿易活躍，手工工場規模擴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業生產投資，江南紡織業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這樣類似於現代勞資僱傭關係的現象。農村則以丁銀併入田賦，徵收白銀代替實物稅，農產品趨於商品化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麵，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思想抬頭，市民文化流行，占據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也受到來自民間一定程度的置疑和衝擊。這樣的現象在相關資料中多有反映，如明朝小說《三言》《二拍》是描寫當時市井生活與市民文化的傑出作品，其中就有很多內容涉及到當時經濟的發展狀況。《施潤澤灘闕遇友》（《醒世恆言》）有這樣一段描寫：
“說這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裏，有個鄉鎮，地名盛澤。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樸，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江南養蠶所在甚多，惟此鎮處最盛。”
這段話反映了當時蘇州地區，特別是盛澤鎮絲織業發展的盛況和絲綢貿易的繁華景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施復開始隻有一張織機，是“妻絡夫織”的小生產者，後來生產不斷擴大，不下十年，就積累財產“數千金”，“開起了三四十張綢機”，成了很大的工場主。學者們認為這樣的描寫正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時代小生產者通過積累資金、擴大再生產，上升為工場主的情況。
明代，江南一帶經濟富庶，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這是著名的江南小鎮烏鎮。
那麽，為什麽當時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繼續得到壯大呢？他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明朝封建政府的壓榨和摧殘。比如說，絲綢、瓷器和茶葉是中國歷史悠久、馳名世界的主要商品，很久以來，在國內外有著廣闊的市場。這幾項製造業應該是最有可能出現生產方式變革的領域，但正是這幾種商品的生產遭到了封建宮廷和官府的嚴厲控製、壟斷和掠奪。如蘇州是明朝紡織業的中心，也是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最為明顯的地方。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織造太監孫隆來到蘇州檢查徵稅情況，以此為生財之道，設立了名目眾多的稅項，結果使得“吳中之轉販日稀，織戶之機張日減”，當地的絲織業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再如萬曆二十四年，明朝政府允許各地開礦，可同時卻又派出大批宦官去做“礦監”、“稅使”，一時中官遍天下，他們到處橫徵暴斂，殘害百姓，使全國許多重要的工商城市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明後期的橫徵暴斂隻是個別行為。相反，與西方特別是西歐國家相比，明朝政府對工商業的徵稅事實上要少得多，近代西方的興起正是建立在對工商業徵收重稅的基礎上的，而我國明朝對工商業的“輕徭薄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礙了當時社會的發展。
還有一部分學者則指出，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僅僅是一些學者基於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在簡單中西對比之後，根據一些相似的經濟現象進行判斷而得出的，因此從邏輯上講不夠嚴謹。資本主義最基本的特徵當然是商品經濟，但商品經濟隻是一種經濟行為，如果可以僅僅以一種外在經濟行為或生產方式來下斷語的話，或者認為資本主義隻不過是一種經濟方式的話，那麽可以說中國在春秋時期資本主義就已經萌芽了，漢朝則已形成相當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宋朝簡直可以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資本主義社會了。事實上，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並不是由於什麽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而是中國自身的傳統經濟模式在起作用。
明《南都繁會圖》（局部），描繪當時江南繁榮發達的商業經濟
現代資本主義並非一個經濟模式或商業行為，而是一種思想、一項製度。現代資本主義在君權至上，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社會等級森嚴，思想管製嚴密的中國皇權社會，根本不會有萌芽的土壤。著名社會學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曾經指出，“資本主義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在中世紀都曾存在過。但我們將會看到，那裏的資本主義缺乏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
工商繁榮明朝資本主義萌芽之謎
十六世紀在世界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當時隨著文藝復興、商業革命等的相繼發生，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逐漸形成，可以說，從十六世紀初到十七世紀中葉，西歐已經從封建時代進入了資本主義興起的時代。而與此同時，中國卻正在從先進淪為落後，日益走向封閉，其中原因到底是什麽呢？中國是不是錯過了某種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契機？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的繁榮能不能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的萌芽形態呢？
明朝是繼宋朝以來我國商品經濟發展最為繁榮的時期，當時的社會經濟形態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轉變，而這些變化與早期的近代西方發生的變化存在一些現象上的相似性。目前國內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明朝中後期經濟領域出現的某種轉變可以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的萌芽形態，如果能順其自身成長軌跡繼續發展的話，中國也會像西方國家一樣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他們的基本看法大致是認為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發達，商品貨幣貿易活躍，手工工場規模擴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業生產投資，江南紡織業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這樣類似於現代勞資僱傭關係的現象。農村則以丁銀併入田賦，徵收白銀代替實物稅，農產品趨於商品化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麵，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思想抬頭，市民文化流行，占據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也受到來自民間一定程度的置疑和衝擊。這樣的現象在相關資料中多有反映，如明朝小說《三言》《二拍》是描寫當時市井生活與市民文化的傑出作品，其中就有很多內容涉及到當時經濟的發展狀況。《施潤澤灘闕遇友》（《醒世恆言》）有這樣一段描寫：
“說這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裏，有個鄉鎮，地名盛澤。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樸，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江南養蠶所在甚多，惟此鎮處最盛。”
這段話反映了當時蘇州地區，特別是盛澤鎮絲織業發展的盛況和絲綢貿易的繁華景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施復開始隻有一張織機，是“妻絡夫織”的小生產者，後來生產不斷擴大，不下十年，就積累財產“數千金”，“開起了三四十張綢機”，成了很大的工場主。學者們認為這樣的描寫正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時代小生產者通過積累資金、擴大再生產，上升為工場主的情況。
明代，江南一帶經濟富庶，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這是著名的江南小鎮烏鎮。
那麽，為什麽當時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繼續得到壯大呢？他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明朝封建政府的壓榨和摧殘。比如說，絲綢、瓷器和茶葉是中國歷史悠久、馳名世界的主要商品，很久以來，在國內外有著廣闊的市場。這幾項製造業應該是最有可能出現生產方式變革的領域，但正是這幾種商品的生產遭到了封建宮廷和官府的嚴厲控製、壟斷和掠奪。如蘇州是明朝紡織業的中心，也是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最為明顯的地方。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織造太監孫隆來到蘇州檢查徵稅情況，以此為生財之道，設立了名目眾多的稅項，結果使得“吳中之轉販日稀，織戶之機張日減”，當地的絲織業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再如萬曆二十四年，明朝政府允許各地開礦，可同時卻又派出大批宦官去做“礦監”、“稅使”，一時中官遍天下，他們到處橫徵暴斂，殘害百姓，使全國許多重要的工商城市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明後期的橫徵暴斂隻是個別行為。相反，與西方特別是西歐國家相比，明朝政府對工商業的徵稅事實上要少得多，近代西方的興起正是建立在對工商業徵收重稅的基礎上的，而我國明朝對工商業的“輕徭薄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礙了當時社會的發展。
還有一部分學者則指出，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僅僅是一些學者基於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在簡單中西對比之後，根據一些相似的經濟現象進行判斷而得出的，因此從邏輯上講不夠嚴謹。資本主義最基本的特徵當然是商品經濟，但商品經濟隻是一種經濟行為，如果可以僅僅以一種外在經濟行為或生產方式來下斷語的話，或者認為資本主義隻不過是一種經濟方式的話，那麽可以說中國在春秋時期資本主義就已經萌芽了，漢朝則已形成相當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宋朝簡直可以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資本主義社會了。事實上，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並不是由於什麽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而是中國自身的傳統經濟模式在起作用。
明《南都繁會圖》（局部），描繪當時江南繁榮發達的商業經濟
現代資本主義並非一個經濟模式或商業行為，而是一種思想、一項製度。現代資本主義在君權至上，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社會等級森嚴，思想管製嚴密的中國皇權社會，根本不會有萌芽的土壤。著名社會學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曾經指出，“資本主義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在中世紀都曾存在過。但我們將會看到，那裏的資本主義缺乏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