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官大了，但小事上依然不含糊。他最恨那些官當得不大，卻大事小事都把手伸得特長。他不，就連抽菸這樣的細節也都十分注意：他菸癮大，一天都在兩三包水平上。口袋裏又總不能塞得鼓鼓囊囊的，可是經常一開會就是半天，他的煙就會“斷檔”。這時將軍就會抬頭朝坐在某個旮旯裏的賈師傅使個眼神，賈師傅馬上悄悄走過去塞上一兩包煙——倆人有默契，因為將軍有一條自律：不抽公家的“招待煙”。
李先念曾有話評價將軍：粗中有細，一心為公。
“為公”兩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易事，而要一心為公，怕是難上難。有人可以一時為公，卻難能做到一輩子為公；有人可以在某些容易做到的事上為公，卻不能在所有事情上特別是涉及到錯綜複雜、尤其影響到自己切身利益和個人形象時就再也做不到了。
當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後也常有衡量他為人處世的品質問題。
將軍在任副總理和政治局委員時就奉命做過兩件“得罪人”的事——而這又是必須有人去做的影響國家和軍隊改革的大事。
一件事是80年代初國務院所屬的工業部門的機構改革。
積五六十年代中國計劃經濟時機構龐雜的慣性和“文革”十餘年留下的幹部問題，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政府機構的臃腫和人浮於事的現象極其突出，政府部長級幹部中“一多二老三不專”的情況非常嚴重。一多，即有的部正副部長多達20人，少的也有十幾人。一份文件傳閱、畫圈有時一個月還沒有轉過來；二老，即正副部長年齡都在六七十歲左右，部長會一開起來圍了一大會議室，真正能堅持正常工作的卻並沒有幾個人。三不專，即文化水平普遍低，大部分部長隻有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對專業知識尤其是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更加缺乏。麵對這種局麵，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把精簡機構的意義提高到“一場革命”的高度。他說：“精簡這個事可大啊！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讓黨和國家的組織繼續目前這樣機構臃腫重疊，職責不清，許多人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的狀況，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贊同的，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下麵的幹部。這的確是難以為繼的狀態，確實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們黨也不能容忍。”
機構改革的這場“革命”，革的大部分都是為建立新中國和在新中國建設中立過汗馬功勞的老同誌，他們大多又是在“文革”中慘遭林彪、“四人幫”的迫害、多年失去工作機會的老幹部。“四人幫”垮台，他們才重新獲得工作機會，可現在精簡機構又要他們退位。許多人想不通，牴觸情緒自然非同一般。誰去做這得罪人的事？一些“聰明人”躲到一邊去了，將軍沒有躲，並主動承擔了他分管的那些部委的精簡任務。
難哪！既然精簡，就得有硬性的“槓槓”：年齡槓槓、編製人數槓槓，這都是要了那些想留任的老同誌的“命”。
將軍為此一個部委、一個部委地跑；一個人、一個人地找談話；談了部長，談副部長，談了留任的再談退位的；談了正副部長，再談司局長……談得通的可以過關，談不通的最後還得想法談通後再過關。罵娘的、拍桌子的有，告狀寫信的有，領導幹部也是人嘛！而且大家都是“以革命的名義”在跟你說話。將軍靠的一是擺大道理，二是耐心細緻的做說服教育，三是合情合理的妥善安置。經過五十天的緊張工作，將軍分管的那些工業部門機構全部完成，新的領導班子獲得中央書記處一次通過。總書記胡耀邦和書記處其他領導同誌對將軍的工作非常滿意，並將經驗向其他部門和省市區推廣。
1982年9月27日。又是一個秋天的日子。脫了二十四年軍裝的將軍這一天突然出現在人民解放軍總政大院的寬闊操場上。令人驚奇的是他穿著一身嶄新的軍裝，那鮮艷的紅五星、紅帽徽，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上午9時，將軍麵對操場上整齊站著的23個綠色方隊，健步登上閱兵車，甩起那條威武有力的右臂，目光炯炯地向受閱的官兵高聲致禮：“同誌們好！”
頓時，24個綠色方隊的官兵，齊聲回應：“首長好！”
“同誌們辛苦了！”
“為人民服務！”
那響亮高昂的口號聲、整齊一致的步伐，鏗鏘有力地敲擊著大地，預示著中國軍隊將掀開新的一頁：是的，新華社借一個規模並不大但很特殊的閱兵式向全國和全世界宣布了我軍的一項重大人事改動：餘秋裏將軍重新回到人民解放軍領導崗位，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兼中央軍委副秘書長。
將軍是一個星期前接到中央任命的。像當年戰爭年代接到戰鬥命令一樣，第二天他就上了闊別二十四年的軍隊報到。因時間緊，軍裝都來不及做，將軍那天是著一件平時常穿的藍色中山裝走進總政大院的。
“文革”十年，特別是林彪、張春橋（曾任多年總政主任）給軍隊留下的一係列問題，將軍上任初始麵臨的軍隊撥亂反正、清除極“左”思潮、改正精神汙染等方麵的政治工作任務極其繁重。他在黨中央和軍委主席鄧小平的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了軍隊整頓的工作。
李先念曾有話評價將軍：粗中有細，一心為公。
“為公”兩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易事，而要一心為公，怕是難上難。有人可以一時為公，卻難能做到一輩子為公；有人可以在某些容易做到的事上為公，卻不能在所有事情上特別是涉及到錯綜複雜、尤其影響到自己切身利益和個人形象時就再也做不到了。
當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後也常有衡量他為人處世的品質問題。
將軍在任副總理和政治局委員時就奉命做過兩件“得罪人”的事——而這又是必須有人去做的影響國家和軍隊改革的大事。
一件事是80年代初國務院所屬的工業部門的機構改革。
積五六十年代中國計劃經濟時機構龐雜的慣性和“文革”十餘年留下的幹部問題，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政府機構的臃腫和人浮於事的現象極其突出，政府部長級幹部中“一多二老三不專”的情況非常嚴重。一多，即有的部正副部長多達20人，少的也有十幾人。一份文件傳閱、畫圈有時一個月還沒有轉過來；二老，即正副部長年齡都在六七十歲左右，部長會一開起來圍了一大會議室，真正能堅持正常工作的卻並沒有幾個人。三不專，即文化水平普遍低，大部分部長隻有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對專業知識尤其是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更加缺乏。麵對這種局麵，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把精簡機構的意義提高到“一場革命”的高度。他說：“精簡這個事可大啊！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讓黨和國家的組織繼續目前這樣機構臃腫重疊，職責不清，許多人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的狀況，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贊同的，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下麵的幹部。這的確是難以為繼的狀態，確實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們黨也不能容忍。”
機構改革的這場“革命”，革的大部分都是為建立新中國和在新中國建設中立過汗馬功勞的老同誌，他們大多又是在“文革”中慘遭林彪、“四人幫”的迫害、多年失去工作機會的老幹部。“四人幫”垮台，他們才重新獲得工作機會，可現在精簡機構又要他們退位。許多人想不通，牴觸情緒自然非同一般。誰去做這得罪人的事？一些“聰明人”躲到一邊去了，將軍沒有躲，並主動承擔了他分管的那些部委的精簡任務。
難哪！既然精簡，就得有硬性的“槓槓”：年齡槓槓、編製人數槓槓，這都是要了那些想留任的老同誌的“命”。
將軍為此一個部委、一個部委地跑；一個人、一個人地找談話；談了部長，談副部長，談了留任的再談退位的；談了正副部長，再談司局長……談得通的可以過關，談不通的最後還得想法談通後再過關。罵娘的、拍桌子的有，告狀寫信的有，領導幹部也是人嘛！而且大家都是“以革命的名義”在跟你說話。將軍靠的一是擺大道理，二是耐心細緻的做說服教育，三是合情合理的妥善安置。經過五十天的緊張工作，將軍分管的那些工業部門機構全部完成，新的領導班子獲得中央書記處一次通過。總書記胡耀邦和書記處其他領導同誌對將軍的工作非常滿意，並將經驗向其他部門和省市區推廣。
1982年9月27日。又是一個秋天的日子。脫了二十四年軍裝的將軍這一天突然出現在人民解放軍總政大院的寬闊操場上。令人驚奇的是他穿著一身嶄新的軍裝，那鮮艷的紅五星、紅帽徽，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上午9時，將軍麵對操場上整齊站著的23個綠色方隊，健步登上閱兵車，甩起那條威武有力的右臂，目光炯炯地向受閱的官兵高聲致禮：“同誌們好！”
頓時，24個綠色方隊的官兵，齊聲回應：“首長好！”
“同誌們辛苦了！”
“為人民服務！”
那響亮高昂的口號聲、整齊一致的步伐，鏗鏘有力地敲擊著大地，預示著中國軍隊將掀開新的一頁：是的，新華社借一個規模並不大但很特殊的閱兵式向全國和全世界宣布了我軍的一項重大人事改動：餘秋裏將軍重新回到人民解放軍領導崗位，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兼中央軍委副秘書長。
將軍是一個星期前接到中央任命的。像當年戰爭年代接到戰鬥命令一樣，第二天他就上了闊別二十四年的軍隊報到。因時間緊，軍裝都來不及做，將軍那天是著一件平時常穿的藍色中山裝走進總政大院的。
“文革”十年，特別是林彪、張春橋（曾任多年總政主任）給軍隊留下的一係列問題，將軍上任初始麵臨的軍隊撥亂反正、清除極“左”思潮、改正精神汙染等方麵的政治工作任務極其繁重。他在黨中央和軍委主席鄧小平的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了軍隊整頓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