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將軍的又一個不可抹去的功績。
晚年時期，有一次將軍在外地休養，被一群化工部門的同誌熱情地拉去做客。將軍一時摸不著頭腦：“我跟你們沒有什麽交情啊？”化工部門的同誌大呼“冤枉”，說：老部長啊，當年就是因為你留了我們這些人上石油會戰去了，才讓我們從“牛棚”裏提前出來了。我們才有今天施展才能的機會呀！將軍的臉上終於露出笑容：原來如此！
其實將軍他自己都不知道因為他一句“你們不要我要”的話，救了多少人的命運。我在大慶採訪時，有一天文聯同誌向我介紹一位“老文學愛好者”，叫梁崇真，今年64歲。老梁先生拿來他寫的兩本小說送給我，後來他聽說我正在寫將軍指揮石油會戰的事，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說你知道我跟將軍是什麽關係嗎？我說不知道。於是老梁就滔滔不絕地給我講了半天：老梁說他就是後任深圳特區市委書記的李灝的外甥，他父母都是烈士。他舅舅李灝後來當了穀牧秘書，與將軍的秘書李曄等很熟。老梁有些慚愧年輕時“不知天高地厚”，整天調皮搗蛋，誰也管不了他。1964年，餘秋裏得知後，對李灝說，你交給我，我來管他。就這樣，老梁就從廣東到了大慶會戰前線。經過將軍的幾番“調教”，日後也成了有家有室的中層幹部。老梁嘆言說，是將軍改變了他一生。不過老梁因為與將軍有這層關係，“文革”中也沒少吃苦頭，被打成“餘秋裏的小黑幹將”，受批鬥80多場，一關就是七個月。“因為沾餘伯伯的光而慘遭造反派的迫害我一點不後悔。上大慶油田之前我上餘伯伯家吃飯，開始以為到部長家能吃點什麽好東西，結果就一個炒雞蛋。打那以後我認定像餘伯伯這樣的幹部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所以日後我為他受點冤屈並不感到後悔。”老梁身上仍然有點知識分子的傲氣。
老梁告訴我，當時大慶會戰時期，像他這樣原本不思進取的“調皮搗蛋分子”，將軍他收了不少，後來他們都在石油會戰這樣的大熔爐裏得到鍛鍊，成了國家的有用之材。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將軍在當石油部長和“文革”時期，到底接收了多少被一些人視為“破銅爛鐵”和“階級異己分子”，隻有將軍自己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這些人中有的後來還當上了部長級高級幹部。可將軍生前沒有對人說過，連他最親近的人有的也不知道。
“還有餘秋裏”的意義很深刻吧？就論這一點，毛澤東仍然同樣功不可沒。因為是他在關鍵時刻說了這樣的話。
列寧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有沒有提供的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這才是事情的本質。”
（轉引自中央文獻出版社《周恩來的最後歲月》第38頁）
歷朝歷代的政治鬥爭從來都是殘酷無情的。但毛澤東作為一代曠世大政治家，他即便在做錯事時，也還留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尾巴”。中國今天之所以能有今天，這跟毛澤東在“文革”中沒有徹底地斷“尾巴”有關。“還有餘秋裏”是一例，鄧小平的命運更屬此舉。當然，如果毛澤東不發動“文革”運動，中國會有比現在更好的局麵。但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難免犯錯誤。毛澤東也是人，而不是神。
歷史之所以讓人回味和令人讀後充滿著驚心動魄，那便是因為它不平庸枯燥、不死水一潭。我們都願望能夠有永遠的鶯歌燕舞、一路春光的美好時代，可這也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在責備先人的缺陷與遺憾時，其實自己已經在犯同樣的或者更大的缺陷與遺憾了。
新中國的“三五計劃”始於將軍之手，卻毀於“文革”之中，但因周恩來、李先念和將軍、穀牧等領導人的苦苦支撐，除了1967、1968年全國性的混亂實在無法維持外，其餘年份生產形勢尚有發展。1969年，國民經濟出現扭轉下滑的局麵，工農業總產值為2613億元，比上一年增長18郾1%。1970年形勢更好一些，比1969年增長20郾1%。“三五”期間安排的三線建設和其他重點項目，也有些突出表現。1967年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爆炸；1968年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1969年寶成鐵路廣元到馬角壩段電氣化工程建成並投入運營；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同年長江葛洲壩水利工程上馬興建……將軍曾經感嘆：如果沒有“文革”破壞，“三五”將是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國家的經濟麵貌將是十分可觀的。
但感嘆挽救不了歷史，有罪的是林彪、“四人幫”，有錯的是毛澤東和他的“黨內走資派”學說。將軍和總理他們已經盡力了。
我記得將軍的後任秘書雷厲同誌給我講起一個情節：那是“文革”最亂的一個時期的1968年底，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業務小組會，好不容易召來的各省市區軍管會代表及群眾組織代表，本來是討論年度計劃的，結果代表們吵吵嚷嚷的還是大批判內容。會議開到12月25日晚，周恩來接見會議代表，將軍也參加了。周恩來原準備通過這次接見，想把全國的計劃盤子大體定下，可他的話正題還未提及，一些代表又吵嚷起來，互不相讓。直鬧到26日淩晨也沒個結果。周恩來朝將軍痛苦地搖搖頭，然後站起來對代表們說：今天是12月26日，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生日，我指揮大家唱個《大海航行靠舵手》，再請大家吃頓壽麵。吃完後上午大家就趕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吧。吵得精疲力竭的代表們這回才叫好。計劃會議就這樣毫無結果地散會了。將軍無精打采地剛踏進家門已經淩晨兩點多了，紅頭電話鈴突然響起。“總理？！是我啊！馬上到你那兒去？好。我馬上到。”周總理讓將軍立即趕到中南海。將軍走進西花廳，總理身體斜仰在沙發上，疲倦不堪地連連長嘆一陣後對將軍說：今年隻有五天了，明年的計劃都還沒有搞出來。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裏生產、往哪裏調運，沒個計劃怎麽成嘛？這幾億人口的大國……將軍的內心何嚐不是這般焦慮？“總理，我馬上找幾個人先搞一個明年第一季度的計劃，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周恩來深情地點點頭：拜託了。將軍當即趕回辦公室，拚命搖響電話，叫來幾個信得過的同誌，不分日夜地加班加點提出了一個臨時方案交給總理，總理隨即報毛澤東審批並獲通過。
晚年時期，有一次將軍在外地休養，被一群化工部門的同誌熱情地拉去做客。將軍一時摸不著頭腦：“我跟你們沒有什麽交情啊？”化工部門的同誌大呼“冤枉”，說：老部長啊，當年就是因為你留了我們這些人上石油會戰去了，才讓我們從“牛棚”裏提前出來了。我們才有今天施展才能的機會呀！將軍的臉上終於露出笑容：原來如此！
其實將軍他自己都不知道因為他一句“你們不要我要”的話，救了多少人的命運。我在大慶採訪時，有一天文聯同誌向我介紹一位“老文學愛好者”，叫梁崇真，今年64歲。老梁先生拿來他寫的兩本小說送給我，後來他聽說我正在寫將軍指揮石油會戰的事，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說你知道我跟將軍是什麽關係嗎？我說不知道。於是老梁就滔滔不絕地給我講了半天：老梁說他就是後任深圳特區市委書記的李灝的外甥，他父母都是烈士。他舅舅李灝後來當了穀牧秘書，與將軍的秘書李曄等很熟。老梁有些慚愧年輕時“不知天高地厚”，整天調皮搗蛋，誰也管不了他。1964年，餘秋裏得知後，對李灝說，你交給我，我來管他。就這樣，老梁就從廣東到了大慶會戰前線。經過將軍的幾番“調教”，日後也成了有家有室的中層幹部。老梁嘆言說，是將軍改變了他一生。不過老梁因為與將軍有這層關係，“文革”中也沒少吃苦頭，被打成“餘秋裏的小黑幹將”，受批鬥80多場，一關就是七個月。“因為沾餘伯伯的光而慘遭造反派的迫害我一點不後悔。上大慶油田之前我上餘伯伯家吃飯，開始以為到部長家能吃點什麽好東西，結果就一個炒雞蛋。打那以後我認定像餘伯伯這樣的幹部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所以日後我為他受點冤屈並不感到後悔。”老梁身上仍然有點知識分子的傲氣。
老梁告訴我，當時大慶會戰時期，像他這樣原本不思進取的“調皮搗蛋分子”，將軍他收了不少，後來他們都在石油會戰這樣的大熔爐裏得到鍛鍊，成了國家的有用之材。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將軍在當石油部長和“文革”時期，到底接收了多少被一些人視為“破銅爛鐵”和“階級異己分子”，隻有將軍自己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這些人中有的後來還當上了部長級高級幹部。可將軍生前沒有對人說過，連他最親近的人有的也不知道。
“還有餘秋裏”的意義很深刻吧？就論這一點，毛澤東仍然同樣功不可沒。因為是他在關鍵時刻說了這樣的話。
列寧說：“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有沒有提供的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這才是事情的本質。”
（轉引自中央文獻出版社《周恩來的最後歲月》第38頁）
歷朝歷代的政治鬥爭從來都是殘酷無情的。但毛澤東作為一代曠世大政治家，他即便在做錯事時，也還留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尾巴”。中國今天之所以能有今天，這跟毛澤東在“文革”中沒有徹底地斷“尾巴”有關。“還有餘秋裏”是一例，鄧小平的命運更屬此舉。當然，如果毛澤東不發動“文革”運動，中國會有比現在更好的局麵。但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難免犯錯誤。毛澤東也是人，而不是神。
歷史之所以讓人回味和令人讀後充滿著驚心動魄，那便是因為它不平庸枯燥、不死水一潭。我們都願望能夠有永遠的鶯歌燕舞、一路春光的美好時代，可這也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在責備先人的缺陷與遺憾時，其實自己已經在犯同樣的或者更大的缺陷與遺憾了。
新中國的“三五計劃”始於將軍之手，卻毀於“文革”之中，但因周恩來、李先念和將軍、穀牧等領導人的苦苦支撐，除了1967、1968年全國性的混亂實在無法維持外，其餘年份生產形勢尚有發展。1969年，國民經濟出現扭轉下滑的局麵，工農業總產值為2613億元，比上一年增長18郾1%。1970年形勢更好一些，比1969年增長20郾1%。“三五”期間安排的三線建設和其他重點項目，也有些突出表現。1967年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爆炸；1968年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1969年寶成鐵路廣元到馬角壩段電氣化工程建成並投入運營；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同年長江葛洲壩水利工程上馬興建……將軍曾經感嘆：如果沒有“文革”破壞，“三五”將是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國家的經濟麵貌將是十分可觀的。
但感嘆挽救不了歷史，有罪的是林彪、“四人幫”，有錯的是毛澤東和他的“黨內走資派”學說。將軍和總理他們已經盡力了。
我記得將軍的後任秘書雷厲同誌給我講起一個情節：那是“文革”最亂的一個時期的1968年底，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業務小組會，好不容易召來的各省市區軍管會代表及群眾組織代表，本來是討論年度計劃的，結果代表們吵吵嚷嚷的還是大批判內容。會議開到12月25日晚，周恩來接見會議代表，將軍也參加了。周恩來原準備通過這次接見，想把全國的計劃盤子大體定下，可他的話正題還未提及，一些代表又吵嚷起來，互不相讓。直鬧到26日淩晨也沒個結果。周恩來朝將軍痛苦地搖搖頭，然後站起來對代表們說：今天是12月26日，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生日，我指揮大家唱個《大海航行靠舵手》，再請大家吃頓壽麵。吃完後上午大家就趕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吧。吵得精疲力竭的代表們這回才叫好。計劃會議就這樣毫無結果地散會了。將軍無精打采地剛踏進家門已經淩晨兩點多了，紅頭電話鈴突然響起。“總理？！是我啊！馬上到你那兒去？好。我馬上到。”周總理讓將軍立即趕到中南海。將軍走進西花廳，總理身體斜仰在沙發上，疲倦不堪地連連長嘆一陣後對將軍說：今年隻有五天了，明年的計劃都還沒有搞出來。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裏生產、往哪裏調運，沒個計劃怎麽成嘛？這幾億人口的大國……將軍的內心何嚐不是這般焦慮？“總理，我馬上找幾個人先搞一個明年第一季度的計劃，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周恩來深情地點點頭：拜託了。將軍當即趕回辦公室，拚命搖響電話，叫來幾個信得過的同誌，不分日夜地加班加點提出了一個臨時方案交給總理，總理隨即報毛澤東審批並獲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