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國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質學家，他們倆人關係之好，除了共同的事業追求外，還有一層非常深的特殊關係：黃汲清的恩師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灝，而翁文波在1936年從清華大學物理係畢業時，在麵臨下一步學什麽做什麽時，得到過時任中央地質調查所代所長的黃汲清的建議，黃說你既然學了物理專業，就應該使自己具有世界水平的知識，到國外去學物探專業，中國地質事業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後來真的考上了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的地球物理探礦專業，並且從此走上了報效祖國的物探事業。黃汲清和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門油田發現中就並肩戰鬥過。新中國成立後，黃汲清最早身兼兩個職務：既是地質部石油地質局的總工程師，又是康世恩領導的國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術負責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總工程師。黃汲清親口告訴我：他說如果不是因為當時自己是右派傾向分子，政治命運捏在別人手裏，又因中國地質科學院硬拉他去任職，他或許就是餘秋裏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
說到黃汲清和翁文波對鬆遼地質理論的貢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還有兩個人必須著重提一下，因為他們對中國石油的貢獻和最後的命運反差極大。第一個是石油部第一任總地質師陳賁，這位為發現和開發玉門油田作過特殊貢獻、在新中國多處油田灑過熱血的傑出地質學家，正當他雄心勃勃為鬆遼油田準備大幹一番時，卻被打成了右派，隨後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監督勞動，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再度受衝擊的陳賁不堪恥辱，含怨於當年6月12日自盡於一間破落的小屋裏。另一位大地質學家謝家榮幾乎與陳賁的命運如出一轍，他是地質部的總工程師，也是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開始時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謝大師的妻子在丈夫離世不幾天也以同樣的方式告別了人世……那一幕令我們不堪回首。
康世恩另外還想講清楚的一件事則是我以前並不清楚的，那就是在地質部普查工作的同時，他所領導的原石油總局和後來的石油部地質工作者也一直在鬆遼一帶進行著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1953年，根據群眾報告，康世恩派出石油總局的宗丕聲、邱振馨等人到黑龍江尚誌縣進行過四次油苗調查。1954年，石油總局的張傳淦、陳良鶴和唐祖奎等人多次到遼寧阜新、吉林安圖和黑龍江依蘭等廣大地區進行過地質調查。這些調查同樣證實了這些地方有油苗、瀝青和油頁岩存在，對鬆遼盆地東部邊緣的地層和構造情況有了初步了解。從1956年開始，石油工業部的專家、領導以及部黨組成員或寫文章，或會議發言，或寫正式報告，紛紛呼籲把鬆遼盆地作為石油勘探的重點地區。比如，1956年1月，在石油部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石油勘探會議”上，康世恩就指出：鬆遼盆地是全國含油地區之一，“應即著手進行地質調查工作”。康世恩還在這個月的20日，特別給石油部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石油勘探大會專門寫了一份長達1郾6萬字、起名為《在中國如何尋找石油》的信。這是他奉李聚奎老部長之命到蘇聯考察和學習了整整三個月、走遍蘇聯各大油田之後又結合中國地質情況而用心完成的一份具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找油指南”。同年2月，石油部黨組給中央的正式報告中明確提出：“鬆遼平原是可能含油地帶”，並將它列入石油資源的後備地區之一。3月，石油部黨組在給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的報告中提出了自己部門的具體戰略：爭取在二三年內，在華北地區（渤海灣盆地）和鬆遼盆地等地找到一兩個大油田。比如，1957年，石油部總地質師陳賁在當年石油部勘探會議上，作了《七年來勘探工作的經驗和今後的方向》的報告。其中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工作部署，就建議把鬆遼盆地作為五個重點地區之一，加強勘探力量。而就在這年初，石油部指示部屬的西安地調處組建一個地質綜合研究隊，專門負責鬆遼盆地的石油地質調查研究工作。這個隊被命名為116隊，由隊長邱仲健等7位地質人員組成。他們從1957年3月開始，冒著淫雨與嚴寒，踏遍了東北地區的山山水水、沼澤湖泊。在北京和長春等地，日以繼夜地工作，廣泛收集了有關資料。經過反覆的對比分析，終於得出了鬆遼盆地是含油極有希望的地區的結論，於1957年底，編製出了鬆遼盆地含油遠景圖，並提出了在這個地區開展地球物理勘探的部署和鑽探基準井井位的意見。
關於鬆遼前期發現的貢獻，有許多不同說法的“版本”，但這些千差萬別的“版本”中在一個問題上卻驚人地相同，即石油部、地質部和中國科學院三方科學技術人員的功績各有所長，誰也不能抹殺。而且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那會兒“三國”之間關係密切，不分你我，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為共和國建設盡快找出大油田，這才是他們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沒想過，也沒那個閑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對我說。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慶文聯李學恆先生的引領下，來到大慶石油管理局的一個職工宿舍，見到了坐在床頭的楊繼良老先生。楊是國家正式確定對“大慶油田發現”上作出傑出貢獻的23位科學家中石油部方麵名列第二的人。大慶油田發現初期，楊繼良還是個剛剛結婚不久的小夥子。40多年後我見到他的時候，他連話都不能說了，一張嘴滿口的口水從嘴裏流出——他在半年前中風了。再看看這位為共和國作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的家時，我心裏非常難過：老兩口住著也就幾十來平方米的舊房子，沒有任何裝修，瘦小的老伴——也是當年大慶找油的女地質隊員，每天靠發氣功給丈夫治病——看著老太太那麽瘦小，我直懷疑她發功能不能起作用，但她很自信，說一定能給楊繼良治好。想當年，這對小夫妻來到鬆遼時，孩子才8個月，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們把孩子放在天津的親戚家，倆人便來到會戰第一線，而且一直分居了兩年多，那時會戰前線沒有房子可供家屬們住，這對會戰夫婦隻能各幹各的，見一次麵也隻有在指揮部開會的時候偶爾有那麽一點機會，同時又像幹地下工作似的找個地方親熱片刻。艱苦的歲月裏他們就是這樣度過。而今幾十年過去了，他們能夠日夜廝守在一起，但老夫妻倆卻過得如此清貧和艱難。
說到黃汲清和翁文波對鬆遼地質理論的貢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還有兩個人必須著重提一下，因為他們對中國石油的貢獻和最後的命運反差極大。第一個是石油部第一任總地質師陳賁，這位為發現和開發玉門油田作過特殊貢獻、在新中國多處油田灑過熱血的傑出地質學家，正當他雄心勃勃為鬆遼油田準備大幹一番時，卻被打成了右派，隨後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監督勞動，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再度受衝擊的陳賁不堪恥辱，含怨於當年6月12日自盡於一間破落的小屋裏。另一位大地質學家謝家榮幾乎與陳賁的命運如出一轍，他是地質部的總工程師，也是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開始時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謝大師的妻子在丈夫離世不幾天也以同樣的方式告別了人世……那一幕令我們不堪回首。
康世恩另外還想講清楚的一件事則是我以前並不清楚的，那就是在地質部普查工作的同時，他所領導的原石油總局和後來的石油部地質工作者也一直在鬆遼一帶進行著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1953年，根據群眾報告，康世恩派出石油總局的宗丕聲、邱振馨等人到黑龍江尚誌縣進行過四次油苗調查。1954年，石油總局的張傳淦、陳良鶴和唐祖奎等人多次到遼寧阜新、吉林安圖和黑龍江依蘭等廣大地區進行過地質調查。這些調查同樣證實了這些地方有油苗、瀝青和油頁岩存在，對鬆遼盆地東部邊緣的地層和構造情況有了初步了解。從1956年開始，石油工業部的專家、領導以及部黨組成員或寫文章，或會議發言，或寫正式報告，紛紛呼籲把鬆遼盆地作為石油勘探的重點地區。比如，1956年1月，在石油部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石油勘探會議”上，康世恩就指出：鬆遼盆地是全國含油地區之一，“應即著手進行地質調查工作”。康世恩還在這個月的20日，特別給石油部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石油勘探大會專門寫了一份長達1郾6萬字、起名為《在中國如何尋找石油》的信。這是他奉李聚奎老部長之命到蘇聯考察和學習了整整三個月、走遍蘇聯各大油田之後又結合中國地質情況而用心完成的一份具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找油指南”。同年2月，石油部黨組給中央的正式報告中明確提出：“鬆遼平原是可能含油地帶”，並將它列入石油資源的後備地區之一。3月，石油部黨組在給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的報告中提出了自己部門的具體戰略：爭取在二三年內，在華北地區（渤海灣盆地）和鬆遼盆地等地找到一兩個大油田。比如，1957年，石油部總地質師陳賁在當年石油部勘探會議上，作了《七年來勘探工作的經驗和今後的方向》的報告。其中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工作部署，就建議把鬆遼盆地作為五個重點地區之一，加強勘探力量。而就在這年初，石油部指示部屬的西安地調處組建一個地質綜合研究隊，專門負責鬆遼盆地的石油地質調查研究工作。這個隊被命名為116隊，由隊長邱仲健等7位地質人員組成。他們從1957年3月開始，冒著淫雨與嚴寒，踏遍了東北地區的山山水水、沼澤湖泊。在北京和長春等地，日以繼夜地工作，廣泛收集了有關資料。經過反覆的對比分析，終於得出了鬆遼盆地是含油極有希望的地區的結論，於1957年底，編製出了鬆遼盆地含油遠景圖，並提出了在這個地區開展地球物理勘探的部署和鑽探基準井井位的意見。
關於鬆遼前期發現的貢獻，有許多不同說法的“版本”，但這些千差萬別的“版本”中在一個問題上卻驚人地相同，即石油部、地質部和中國科學院三方科學技術人員的功績各有所長，誰也不能抹殺。而且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那會兒“三國”之間關係密切，不分你我，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為共和國建設盡快找出大油田，這才是他們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沒想過，也沒那個閑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對我說。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慶文聯李學恆先生的引領下，來到大慶石油管理局的一個職工宿舍，見到了坐在床頭的楊繼良老先生。楊是國家正式確定對“大慶油田發現”上作出傑出貢獻的23位科學家中石油部方麵名列第二的人。大慶油田發現初期，楊繼良還是個剛剛結婚不久的小夥子。40多年後我見到他的時候，他連話都不能說了，一張嘴滿口的口水從嘴裏流出——他在半年前中風了。再看看這位為共和國作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的家時，我心裏非常難過：老兩口住著也就幾十來平方米的舊房子，沒有任何裝修，瘦小的老伴——也是當年大慶找油的女地質隊員，每天靠發氣功給丈夫治病——看著老太太那麽瘦小，我直懷疑她發功能不能起作用，但她很自信，說一定能給楊繼良治好。想當年，這對小夫妻來到鬆遼時，孩子才8個月，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們把孩子放在天津的親戚家，倆人便來到會戰第一線，而且一直分居了兩年多，那時會戰前線沒有房子可供家屬們住，這對會戰夫婦隻能各幹各的，見一次麵也隻有在指揮部開會的時候偶爾有那麽一點機會，同時又像幹地下工作似的找個地方親熱片刻。艱苦的歲月裏他們就是這樣度過。而今幾十年過去了，他們能夠日夜廝守在一起，但老夫妻倆卻過得如此清貧和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