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著力塑造的幾個人物的形象也都令人難忘，其突出的特點是把性格的多樣性和同一性統一起來，把人性的複雜與社會的、集體的理想和英雄性統一起來，從而產生了一種精神的升華，作品也具有了更深刻的社會意義。同時，在不同的性格表現中，也描寫到主流文化與民間“義”文化的對照，寫出了主流文化的進步性和生命力。
小說的深刻性在於，它寫出講真話難，並不簡單因為它關係個人榮辱得失，是周圍很多方麵都在製約著說真話，特別是在艱苦的革命探索中，其中有許多並不是真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而是封建主義的、農民意識的東西。政委說“自殺就是背叛革命隊伍”，周漢就不敢作證團長死於自殺。王京津的悲劇僅僅是因為看了說了一些西方軍事理論。東進放棄立功受獎而遭到冷遇，同事反對他上報事故，是因為上級和周圍都要為坦白的失誤承擔責任，親人也因此感覺臉上無光。阻礙講真話的原因，有個人利益關係，有出於公心的錯誤認識，並且形成一種集體意識，集體習慣十全十美，習慣共性，習慣唯書唯人，結果就習慣虛假。而最嚴重的，是方針本身沒有實事求是，形成“上有好焉，下必效焉”的做假土壤，即小說所說的：“天造勢，人做事。”小說以一連串發人深醒的人物遭際，客觀揭示了實事求是在根本上需要一個趨勢正確的大局環境。
引人注目的是，小說的一係列矛盾衝突置於兩個經歷地位懸殊的社會階層中展開，它涉及了一個敏感的社會話題：幹部子弟生活及其與平民的關係。這使小說表現的深刻內涵處在一種具有廣泛性的社會生活中。小說通過兩個階層人物的命運變化，反映出社會普遍出現以效率、才能為價值標準的新的價值觀；同時也表現出，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沒有成為社會普遍的精神氛圍時，個人的精神解放與否是沒有階層界線的。貧寒的出身使魏明坤比別人更刻苦努力，但他的底層經歷又使他在為人處事上具有周東進在優越家庭中所不曾想過的處心積慮。他不願在軍營暴露貧寒的父親，他兩次在周東進處在失誤和事故時，冷眼旁觀，他希望東進隱瞞失誤，自己就將占有優勢，其心理令人心驚。他娶了將門之女黃妮娜為妻，滿足了心理上的戰勝感，還要表現出自己受傷害的樣子。而讓東進疑惑的是，他就是想進取，想獻身軍隊事業，為此他可以刻苦，可以勤儉，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努力，但為什麽一定要隱瞞自己，甚至連自己的出身都不能講呢？在高壓的“文革”時代，王京津為此付出了生命，南征從此將自己內心深深埋藏起來，以致在重要關頭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婚變上。他們的命運深刻體現了小說的點睛之筆：“天造勢，人做事。人都是在勢中做事的，哪個人做事能不受勢的影響？”不同階層的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黃妮娜、李小兵等一些人物，更客觀地反映出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家庭已經不能決定人的成功與否，不同階層出身的人正處在社會發展的同一標準、同一起點下，反映出社會的進步。對於隻有出身的優越感，卻處世糊塗的黃妮娜，作者不無深深的同情，但是作品對黃妮娜性格的全部描寫，特別是對一些仍然隻會倚仗門第，旁若無人，吹牛爭尖兒的“子弟”們的描寫，令人啞然失笑，實際上作品是唱出了對一種生活方式的輓歌。
小說中所有這些令人激動的人物、故事、思想，都是在極富藝術表現力的形式中完成的。小說在敘述和描寫中充滿著一種激情，讓人似能感受到中國古典文學中“發憤”著書的影響，其中東進桌上的跪式兵馬俑，南征勸說東進時的幾近聲淚俱下，東進在重重壓力下的“放棄”和重又堅持，都令人心動不已。小說在結構上對敘述視角轉換的運用非常自如，情節的連續與中斷恰到好處，多個人物線索與東進的主線交叉互動，在一個個疊印中銜接又收攏。故事始終是在敘述人物的不斷轉換中，在獨立故事的一次次中斷中向前推進。不斷的轉換、中斷和連續，造成了閱讀中的“心旌搖盪”，欲罷不能。其中的轉換不僅出現在人物的敘述上，而且還包括一種明顯的現實與超現實的對照，這就是周漢在昏迷中與冥界中死去戰友的對話神遊。這種表現方式是小說的一大藝術特點，它使人物隱秘的心靈得以敞開，使一些人生挫折蒙上神秘色彩，使小說的現實主義平添了幾分複雜的多樣性。同時，周漢與冥界人物大段的對話，毫無枯燥之感，反而是情節推進的精彩段落。小說語言的生活化氣息和時代特點也相當突出，有一些很傳神的流行語為描寫增加了不少生動性。作者對兩個階層人物的生活也都比較熟悉，一些場麵描寫在生活中有似曾相見之感。結尾一節，周漢與油娃子在冥界對弈，他們共同為東進擔憂：麵對現實中的楚河漢界，東進將何去何從，他能夠渡過激流洶湧的心靈之河嗎？小說對此未做正麵回答，卻令人久久回味。
小說給人的另一個突出感受是充滿英雄和理想的激情，既有人物形象所表現出的革命軍人和共產黨人的堅定理想信念之情，又有敘述者的強烈感情，使人聯想到中國古典文學中“發憤”的光榮傳統。這種強烈感情，表現在對主要人物英雄性、悲劇性的傾註上，也表現在對情節、對思想的深情敘述和議論中。其中的高潮是在南征最後對東進大動感情的規勸中，他從許多軍人生涯的夭折說起，講有的英模死後才得到承認，講為了能報效祖國做一點假有什麽關係，講團集體和死傷戰士的前途，南征幾乎是聲淚俱下。出人意外的是，一身正氣的東進至此終於說出：“我放棄”。真是英雄氣短。然而，小說的最後，東進遇到陳簡，女教師精神世界的光明重新喚醒他的良知。情節峰迴路轉。小說在激情的宣洩中完美地體現了它所追求的，對英雄崇高的輝煌頌揚，這實際上是小說真正的重心所在，它寫了那麽多做假的教訓，那麽多求真的挫折，最終都是在寫東進無論是榮辱進退，都不放棄國家軍隊利益的理想，甚至所有主要人物都表現出作為革命軍人，作為共產黨人，為之畢生奮鬥的滿腔熱情。就這種激情而言，小說更具有一種“內省”的意味，是站在自己內部的立場，而不是站在局外的立場，來反思黨內的經驗教訓。然而，令人更加動情的是，東進這樣的忠誠，但在某種程度上又是一個落伍者。特殊的年代造成他的科學文化水平與軍隊的發展需要差距那麽大，使他的赤誠在時代麵前顯得有些無力，因而，東進不能不是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英雄。但即使如此，東進仍然讓人敬佩讓人熱愛，他的求實精神，他的忠誠本質，是我們民族永遠都需要的。
小說的深刻性在於，它寫出講真話難，並不簡單因為它關係個人榮辱得失，是周圍很多方麵都在製約著說真話，特別是在艱苦的革命探索中，其中有許多並不是真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而是封建主義的、農民意識的東西。政委說“自殺就是背叛革命隊伍”，周漢就不敢作證團長死於自殺。王京津的悲劇僅僅是因為看了說了一些西方軍事理論。東進放棄立功受獎而遭到冷遇，同事反對他上報事故，是因為上級和周圍都要為坦白的失誤承擔責任，親人也因此感覺臉上無光。阻礙講真話的原因，有個人利益關係，有出於公心的錯誤認識，並且形成一種集體意識，集體習慣十全十美，習慣共性，習慣唯書唯人，結果就習慣虛假。而最嚴重的，是方針本身沒有實事求是，形成“上有好焉，下必效焉”的做假土壤，即小說所說的：“天造勢，人做事。”小說以一連串發人深醒的人物遭際，客觀揭示了實事求是在根本上需要一個趨勢正確的大局環境。
引人注目的是，小說的一係列矛盾衝突置於兩個經歷地位懸殊的社會階層中展開，它涉及了一個敏感的社會話題：幹部子弟生活及其與平民的關係。這使小說表現的深刻內涵處在一種具有廣泛性的社會生活中。小說通過兩個階層人物的命運變化，反映出社會普遍出現以效率、才能為價值標準的新的價值觀；同時也表現出，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沒有成為社會普遍的精神氛圍時，個人的精神解放與否是沒有階層界線的。貧寒的出身使魏明坤比別人更刻苦努力，但他的底層經歷又使他在為人處事上具有周東進在優越家庭中所不曾想過的處心積慮。他不願在軍營暴露貧寒的父親，他兩次在周東進處在失誤和事故時，冷眼旁觀，他希望東進隱瞞失誤，自己就將占有優勢，其心理令人心驚。他娶了將門之女黃妮娜為妻，滿足了心理上的戰勝感，還要表現出自己受傷害的樣子。而讓東進疑惑的是，他就是想進取，想獻身軍隊事業，為此他可以刻苦，可以勤儉，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努力，但為什麽一定要隱瞞自己，甚至連自己的出身都不能講呢？在高壓的“文革”時代，王京津為此付出了生命，南征從此將自己內心深深埋藏起來，以致在重要關頭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婚變上。他們的命運深刻體現了小說的點睛之筆：“天造勢，人做事。人都是在勢中做事的，哪個人做事能不受勢的影響？”不同階層的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黃妮娜、李小兵等一些人物，更客觀地反映出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家庭已經不能決定人的成功與否，不同階層出身的人正處在社會發展的同一標準、同一起點下，反映出社會的進步。對於隻有出身的優越感，卻處世糊塗的黃妮娜，作者不無深深的同情，但是作品對黃妮娜性格的全部描寫，特別是對一些仍然隻會倚仗門第，旁若無人，吹牛爭尖兒的“子弟”們的描寫，令人啞然失笑，實際上作品是唱出了對一種生活方式的輓歌。
小說中所有這些令人激動的人物、故事、思想，都是在極富藝術表現力的形式中完成的。小說在敘述和描寫中充滿著一種激情，讓人似能感受到中國古典文學中“發憤”著書的影響，其中東進桌上的跪式兵馬俑，南征勸說東進時的幾近聲淚俱下，東進在重重壓力下的“放棄”和重又堅持，都令人心動不已。小說在結構上對敘述視角轉換的運用非常自如，情節的連續與中斷恰到好處，多個人物線索與東進的主線交叉互動，在一個個疊印中銜接又收攏。故事始終是在敘述人物的不斷轉換中，在獨立故事的一次次中斷中向前推進。不斷的轉換、中斷和連續，造成了閱讀中的“心旌搖盪”，欲罷不能。其中的轉換不僅出現在人物的敘述上，而且還包括一種明顯的現實與超現實的對照，這就是周漢在昏迷中與冥界中死去戰友的對話神遊。這種表現方式是小說的一大藝術特點，它使人物隱秘的心靈得以敞開，使一些人生挫折蒙上神秘色彩，使小說的現實主義平添了幾分複雜的多樣性。同時，周漢與冥界人物大段的對話，毫無枯燥之感，反而是情節推進的精彩段落。小說語言的生活化氣息和時代特點也相當突出，有一些很傳神的流行語為描寫增加了不少生動性。作者對兩個階層人物的生活也都比較熟悉，一些場麵描寫在生活中有似曾相見之感。結尾一節，周漢與油娃子在冥界對弈，他們共同為東進擔憂：麵對現實中的楚河漢界，東進將何去何從，他能夠渡過激流洶湧的心靈之河嗎？小說對此未做正麵回答，卻令人久久回味。
小說給人的另一個突出感受是充滿英雄和理想的激情，既有人物形象所表現出的革命軍人和共產黨人的堅定理想信念之情，又有敘述者的強烈感情，使人聯想到中國古典文學中“發憤”的光榮傳統。這種強烈感情，表現在對主要人物英雄性、悲劇性的傾註上，也表現在對情節、對思想的深情敘述和議論中。其中的高潮是在南征最後對東進大動感情的規勸中，他從許多軍人生涯的夭折說起，講有的英模死後才得到承認，講為了能報效祖國做一點假有什麽關係，講團集體和死傷戰士的前途，南征幾乎是聲淚俱下。出人意外的是，一身正氣的東進至此終於說出：“我放棄”。真是英雄氣短。然而，小說的最後，東進遇到陳簡，女教師精神世界的光明重新喚醒他的良知。情節峰迴路轉。小說在激情的宣洩中完美地體現了它所追求的，對英雄崇高的輝煌頌揚，這實際上是小說真正的重心所在，它寫了那麽多做假的教訓，那麽多求真的挫折，最終都是在寫東進無論是榮辱進退，都不放棄國家軍隊利益的理想，甚至所有主要人物都表現出作為革命軍人，作為共產黨人，為之畢生奮鬥的滿腔熱情。就這種激情而言，小說更具有一種“內省”的意味，是站在自己內部的立場，而不是站在局外的立場，來反思黨內的經驗教訓。然而，令人更加動情的是，東進這樣的忠誠，但在某種程度上又是一個落伍者。特殊的年代造成他的科學文化水平與軍隊的發展需要差距那麽大，使他的赤誠在時代麵前顯得有些無力，因而，東進不能不是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英雄。但即使如此，東進仍然讓人敬佩讓人熱愛，他的求實精神，他的忠誠本質，是我們民族永遠都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