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好嗎，新光堂的大叔他們？”
新光堂是阿惠供職的畫具店。我和那裏的小鬍子大叔已經認識四年了。
“大家都很擔心，可是也有些興奮。”
“興奮？我遭了那麽大的罪還興奮？”
“不對不對，說興奮不合適。我是說，雖然名字沒被公開，但你不是成了世界名人嗎？光是想到身邊有這樣的人，就總覺得難以平靜呢。”
“哈哈……”我能想像大家的心理。假如我和大叔交換立場，大概我也會有一樣的心情。
“差點忘了，”阿惠拿起放在地板上的紙袋，“我想你大概會覺得無聊，就從店裏帶來了。顧不上買花了。”
紙袋裏是大大的素描本。我歡呼起來：“不愧是阿惠，知道現在我最想要的東西。”
“出院前能畫幾張素描呢？”
“我想在這些紙用完之前出去，真的謝謝你。”我撫摸著素描本的白色封麵對她說，似乎馬上就有了靈感。
而後我跟她聊起了住院的日子，說到半夜發現自己的腦片時，她屏住了呼吸。
“不好，都這時候了！”談話告—段落時，阿惠看了看手錶，頓時睜大了眼睛，“我是上班時間出來的。”
“溜號了呀。”
“突然來了電話，一聽說能見你，我二話沒說就飛奔過來了。”阿惠拉著我的手站起來，將我的手貼在她胸口，“看，還在怦怦跳，像做夢一樣。
“我活著呢。”我盯著她，像在發表宣言，“我還不會死，還有很多想做的事。”
“嗯。”她像放下什麽珍貴的易碎品似的輕輕放下我的手，然後再次看著我，“你好像比以前靠得住了。”
“哦？”沒想到她這麽說，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事實上最近心情很好，有重生的感覺。”
“我進屋第一眼看見你就是這種感覺，原來不是錯覺呀。”她滿臉開心，“我明無再來。”
“等著你。”我說。
她走出房間後，我不覺哼起了小曲。
9
準許探視的第三天，同事葛西三郎來了。葛西一進病房就嚷嚷開了：“什麽呀，不是好好的嘛。還住著賓館似的房問，真是白為你擔心了！”他是跟我同一撥進工廠的，性格活潑，這點和我正相反。我說給大家添了麻煩很抱歉，他的腔掉和往常一樣：“你根本不用在意，這種機會可難得有哦，休息個夠就是了。這次休假是帶薪吧？這麽小氣的廠子，這次還真讓我沒想到。”
“廠裏情況怎樣？有點變化沒有？”
聽我這麽問，葛西沉下臉撓撓下巴：“老樣子，什麽都沒變。”
“嗯……也是，這麽短的時間，什麽都不會變。”
“酒井他們在背地裏動不動就說，要馬上炒了工廠的魷魚、走人時要揍廠長一頓什麽的。可酒井這傢夥在我們看來沒幹什麽大事，也沒什麽清楚的想法，隻是裝模作樣掩飾自己混混日子罷了。”
“可不，還是老樣子。”我嘆氣。
從去年開始，我們對廠長及其他上司越來越不信任，此前大家都悶在心裏，沒有表現出來。和上司關係惡化的導火線，是廠裏生產的某種產業機械集中出了問題。我們機械師馬不停蹄地奔赴客戶那兒處理，結果發現，是機器附帶的電源有問題，必須全部召回。具體產品缺陷並沒公開，我們也被指示對客戶要嚴守秘密。
我們連日來熬夜作戰，問題看似解決了，但還有些地方總弄不明白。我們的疑惑有增無減。
出問題的電源是從某公司購入的，我們懷疑上頭可能有人和那家公司扯不清。這並非隻是簡單的猜想，以前有過好幾次類似情況，還有幾次明顯是和競爭對手串通一氣，並且每次受命擦屁股的都是我們這些一線工人。
反抗是理所當然的，明顯的是接二連三有人辭職，年輕人居多。還有些人暫時沒辭職但在等待機會——葛西等人大概屬於這一類。剩下的人整齊地分為兩類：一種人無意辭職，但也沒幹勁；另一種人不管發生什麽，都忍耐著默默工作。後者中的多數人是從廠裏借錢買的房子。
我雖沒借錢，但無疑屬於後一種。我有時隨大溜生上司的氣，卻沒有勇氣表明態度。這也是因為自己從職業學校開始受人幫助，從沒想過其他道路，所以大家叫我“老實蛋”。
“我說阿純，你賺老闆的印象分可以，可別做間諜呀。”休息時大說上司壞話的老員工注意到我也在場時經常這麽說，大概是因為我不跟他們一起說壞話，隻是默默聽著的緣故。
有人問過我：“你就沒有一點牢騷？你究竟在想什麽，覺得這樣下去行嗎？”
我並非沒有牢騷，也不是覺得這樣挺好，隻是一想到自己究竟能做什麽，就覺得無力回天，於是日復一日、得過且過。
“可這樣是不行的。”
聽我唐突地來了這麽一句，葛西一愣：“啊？”
“說廠裏的事呢，總這樣下去還是不行。”
“你小子說什麽哪，人家正說電影呢，怎麽一下子又回到前麵的話題了？”葛西苦笑，看似吃了一驚，隨即又恢復了認真的表情，“說得就是，這樣不行，越來越離譜。”
“咱們不能做點什麽嗎？”
“越級上告？可工廠這麽大，都不知道往哪兒告，並且告狀得作好被炒的準備。”
“斬斷萬惡的根源固然重要，但我們首先該做的是改變自己，應該爭取正當權利。如果因為上頭胡作非為，自己就不好好工作，就和他們成了一丘之貉。”
“話是沒錯，可總提不起勁。”
我搖頭：“這種事不能辯解。”
“嗯，也是，辯解不好。”
“先團結一致做該做的，然後找合適的機會題我們的要求。”
“像工會之類的嗎？可咱們的工會是窩囊廢。”
“他們要是照我說的辦，就不會被老闆馴服了。”
“沒錯！”葛西笑過之後好像注意到了什麽，“我說，你小子真的是阿純？”
“別說胡話，不是我是誰？”
“簡直像在和別人說話，真難相信從你小子嘴裏能說出這種話。”
“住院後有時間仔細考慮各種事了。回顧過去的自己真是慚愧，不知為什麽會那麽滿足於現狀。”
“傳說中的重新發現自我嗎？看來我也得住住院。”葛西看看表站起來，“我走了。”
“要團結！”我沖他握拳。
他在門口回頭看看，聳聳肩：“回去跟大夥兒說你小子現在的樣子，大概沒人會相信。”
我沖他擠擠眼睛。
當天晚上來了警察。我打開阿惠送的素描本，想著她的笑臉開始落筆時，橘小姐來通知了此事。
“如果你不願意，今天可以先讓他回去——如果你還沒整理好心情的話……”
她的關心讓我高興，但沒等她說完，我就開始搖頭：“的確是不想回憶的事情，但我想自己對此作個了結。請他進來吧。”
她用一種觀察患者精神狀態的眼神看著我，理解了似的點點頭，消失在門外。
幾分鍾後，敲門聲響起。
“請進。”
隨著一聲略帶沙啞的“打擾了”，門開了。進來的男人三十五六歲光景，健壯得像職業棒球手，臉色略黑，輪廓粗獷，他迅速環顧了一下病房，像看什麽家具似的把視線停在我身上。
“我是搜查一科的倉田。”他遞過名片。
我接過來，一眼先看到名片一角用原子筆寫的小字，記著今天的日期，大概是出於萬一名片被壞人盜用，能查出去向的考慮。警察的工作就是懷疑。
“你看上去很好，臉色也不錯。”他人來熟地說。
“托大家的福。”我把椅子讓給他，自己坐到床上。他客氣了一句便坐下了。
“還以為你躺在床上呢，原來不是。”他看了一眼窗邊的鐵桌，上麵攤著素描本。
“我不是因為內髒有病或腿骨折之類才住院的。”
“可不。”他點點頭，一臉神秘，“但真是一場大難呀。”
“像做了一場夢。”我說，“當然，是噩夢。”
“負責這兒的女士——橘小姐，是吧？她告訴我，關於那件事，你基本記不起來了。”
“聽說案犯死了，詳情並不清楚，前幾天他們才允許我看看報紙。”
“真是遭了不少罪。”他瞥了一眼我的額頭。繃帶取掉了，傷痕還沒消失。
“警察當然知道我做了什麽手術，對吧？”
聽我這麽問，他表情複雜。“隻有跟調查有關的人知道，上頭還禁止我們外傳。”
我不得不苦笑，大概極少有人能對如此有趣的話題閉口不談。
“嗯，聽說你的記憶沒問題，你還記得那件事嗎？”
“我完整地記得遭槍擊前的事。”
“那就夠了。能盡量詳細說說嗎？”他蹺著腿，取出紙筆。
我把在醫院醒來之後沒回想過幾次的那個場景，盡可能準確地說給他聽，尤其謹慎地敘述了從小女孩想越窗而逃到案犯發覺開槍的過程。
聽完，他臉上混雜著滿足和吃驚的表情。
“和其他人的證詞大體一致，不，應該說你的敘述最明確。真不簡單，頭部中彈，做了那麽大的手術。”
“謝謝。”
“該道謝的是我。這下我可以完成報告了。聽說你可能恢復意識，我一直空著這一段呢。”
他邊說邊把筆記本放進西服內袋。
“我能問點問題嗎？”
“你問吧，隻要是我知道的。”
“那人究竟是什麽人？為什麽要襲擊地產中介公司？”
警官兩手交叉，看著天花板，鼓起嘴唇。
“那人叫京極瞬介，”他用手指在空中比畫著這四個字，“走向犯罪的經過說來話長，簡單說就是報仇。”
“報仇，向誰？”
“一個是他父親，男一個是社會。”
“他父親……和那家公司有什麽關係？”
新光堂是阿惠供職的畫具店。我和那裏的小鬍子大叔已經認識四年了。
“大家都很擔心，可是也有些興奮。”
“興奮？我遭了那麽大的罪還興奮？”
“不對不對，說興奮不合適。我是說，雖然名字沒被公開，但你不是成了世界名人嗎？光是想到身邊有這樣的人，就總覺得難以平靜呢。”
“哈哈……”我能想像大家的心理。假如我和大叔交換立場，大概我也會有一樣的心情。
“差點忘了，”阿惠拿起放在地板上的紙袋，“我想你大概會覺得無聊，就從店裏帶來了。顧不上買花了。”
紙袋裏是大大的素描本。我歡呼起來：“不愧是阿惠，知道現在我最想要的東西。”
“出院前能畫幾張素描呢？”
“我想在這些紙用完之前出去，真的謝謝你。”我撫摸著素描本的白色封麵對她說，似乎馬上就有了靈感。
而後我跟她聊起了住院的日子，說到半夜發現自己的腦片時，她屏住了呼吸。
“不好，都這時候了！”談話告—段落時，阿惠看了看手錶，頓時睜大了眼睛，“我是上班時間出來的。”
“溜號了呀。”
“突然來了電話，一聽說能見你，我二話沒說就飛奔過來了。”阿惠拉著我的手站起來，將我的手貼在她胸口，“看，還在怦怦跳，像做夢一樣。
“我活著呢。”我盯著她，像在發表宣言，“我還不會死，還有很多想做的事。”
“嗯。”她像放下什麽珍貴的易碎品似的輕輕放下我的手，然後再次看著我，“你好像比以前靠得住了。”
“哦？”沒想到她這麽說，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事實上最近心情很好，有重生的感覺。”
“我進屋第一眼看見你就是這種感覺，原來不是錯覺呀。”她滿臉開心，“我明無再來。”
“等著你。”我說。
她走出房間後，我不覺哼起了小曲。
9
準許探視的第三天，同事葛西三郎來了。葛西一進病房就嚷嚷開了：“什麽呀，不是好好的嘛。還住著賓館似的房問，真是白為你擔心了！”他是跟我同一撥進工廠的，性格活潑，這點和我正相反。我說給大家添了麻煩很抱歉，他的腔掉和往常一樣：“你根本不用在意，這種機會可難得有哦，休息個夠就是了。這次休假是帶薪吧？這麽小氣的廠子，這次還真讓我沒想到。”
“廠裏情況怎樣？有點變化沒有？”
聽我這麽問，葛西沉下臉撓撓下巴：“老樣子，什麽都沒變。”
“嗯……也是，這麽短的時間，什麽都不會變。”
“酒井他們在背地裏動不動就說，要馬上炒了工廠的魷魚、走人時要揍廠長一頓什麽的。可酒井這傢夥在我們看來沒幹什麽大事，也沒什麽清楚的想法，隻是裝模作樣掩飾自己混混日子罷了。”
“可不，還是老樣子。”我嘆氣。
從去年開始，我們對廠長及其他上司越來越不信任，此前大家都悶在心裏，沒有表現出來。和上司關係惡化的導火線，是廠裏生產的某種產業機械集中出了問題。我們機械師馬不停蹄地奔赴客戶那兒處理，結果發現，是機器附帶的電源有問題，必須全部召回。具體產品缺陷並沒公開，我們也被指示對客戶要嚴守秘密。
我們連日來熬夜作戰，問題看似解決了，但還有些地方總弄不明白。我們的疑惑有增無減。
出問題的電源是從某公司購入的，我們懷疑上頭可能有人和那家公司扯不清。這並非隻是簡單的猜想，以前有過好幾次類似情況，還有幾次明顯是和競爭對手串通一氣，並且每次受命擦屁股的都是我們這些一線工人。
反抗是理所當然的，明顯的是接二連三有人辭職，年輕人居多。還有些人暫時沒辭職但在等待機會——葛西等人大概屬於這一類。剩下的人整齊地分為兩類：一種人無意辭職，但也沒幹勁；另一種人不管發生什麽，都忍耐著默默工作。後者中的多數人是從廠裏借錢買的房子。
我雖沒借錢，但無疑屬於後一種。我有時隨大溜生上司的氣，卻沒有勇氣表明態度。這也是因為自己從職業學校開始受人幫助，從沒想過其他道路，所以大家叫我“老實蛋”。
“我說阿純，你賺老闆的印象分可以，可別做間諜呀。”休息時大說上司壞話的老員工注意到我也在場時經常這麽說，大概是因為我不跟他們一起說壞話，隻是默默聽著的緣故。
有人問過我：“你就沒有一點牢騷？你究竟在想什麽，覺得這樣下去行嗎？”
我並非沒有牢騷，也不是覺得這樣挺好，隻是一想到自己究竟能做什麽，就覺得無力回天，於是日復一日、得過且過。
“可這樣是不行的。”
聽我唐突地來了這麽一句，葛西一愣：“啊？”
“說廠裏的事呢，總這樣下去還是不行。”
“你小子說什麽哪，人家正說電影呢，怎麽一下子又回到前麵的話題了？”葛西苦笑，看似吃了一驚，隨即又恢復了認真的表情，“說得就是，這樣不行，越來越離譜。”
“咱們不能做點什麽嗎？”
“越級上告？可工廠這麽大，都不知道往哪兒告，並且告狀得作好被炒的準備。”
“斬斷萬惡的根源固然重要，但我們首先該做的是改變自己，應該爭取正當權利。如果因為上頭胡作非為，自己就不好好工作，就和他們成了一丘之貉。”
“話是沒錯，可總提不起勁。”
我搖頭：“這種事不能辯解。”
“嗯，也是，辯解不好。”
“先團結一致做該做的，然後找合適的機會題我們的要求。”
“像工會之類的嗎？可咱們的工會是窩囊廢。”
“他們要是照我說的辦，就不會被老闆馴服了。”
“沒錯！”葛西笑過之後好像注意到了什麽，“我說，你小子真的是阿純？”
“別說胡話，不是我是誰？”
“簡直像在和別人說話，真難相信從你小子嘴裏能說出這種話。”
“住院後有時間仔細考慮各種事了。回顧過去的自己真是慚愧，不知為什麽會那麽滿足於現狀。”
“傳說中的重新發現自我嗎？看來我也得住住院。”葛西看看表站起來，“我走了。”
“要團結！”我沖他握拳。
他在門口回頭看看，聳聳肩：“回去跟大夥兒說你小子現在的樣子，大概沒人會相信。”
我沖他擠擠眼睛。
當天晚上來了警察。我打開阿惠送的素描本，想著她的笑臉開始落筆時，橘小姐來通知了此事。
“如果你不願意，今天可以先讓他回去——如果你還沒整理好心情的話……”
她的關心讓我高興，但沒等她說完，我就開始搖頭：“的確是不想回憶的事情，但我想自己對此作個了結。請他進來吧。”
她用一種觀察患者精神狀態的眼神看著我，理解了似的點點頭，消失在門外。
幾分鍾後，敲門聲響起。
“請進。”
隨著一聲略帶沙啞的“打擾了”，門開了。進來的男人三十五六歲光景，健壯得像職業棒球手，臉色略黑，輪廓粗獷，他迅速環顧了一下病房，像看什麽家具似的把視線停在我身上。
“我是搜查一科的倉田。”他遞過名片。
我接過來，一眼先看到名片一角用原子筆寫的小字，記著今天的日期，大概是出於萬一名片被壞人盜用，能查出去向的考慮。警察的工作就是懷疑。
“你看上去很好，臉色也不錯。”他人來熟地說。
“托大家的福。”我把椅子讓給他，自己坐到床上。他客氣了一句便坐下了。
“還以為你躺在床上呢，原來不是。”他看了一眼窗邊的鐵桌，上麵攤著素描本。
“我不是因為內髒有病或腿骨折之類才住院的。”
“可不。”他點點頭，一臉神秘，“但真是一場大難呀。”
“像做了一場夢。”我說，“當然，是噩夢。”
“負責這兒的女士——橘小姐，是吧？她告訴我，關於那件事，你基本記不起來了。”
“聽說案犯死了，詳情並不清楚，前幾天他們才允許我看看報紙。”
“真是遭了不少罪。”他瞥了一眼我的額頭。繃帶取掉了，傷痕還沒消失。
“警察當然知道我做了什麽手術，對吧？”
聽我這麽問，他表情複雜。“隻有跟調查有關的人知道，上頭還禁止我們外傳。”
我不得不苦笑，大概極少有人能對如此有趣的話題閉口不談。
“嗯，聽說你的記憶沒問題，你還記得那件事嗎？”
“我完整地記得遭槍擊前的事。”
“那就夠了。能盡量詳細說說嗎？”他蹺著腿，取出紙筆。
我把在醫院醒來之後沒回想過幾次的那個場景，盡可能準確地說給他聽，尤其謹慎地敘述了從小女孩想越窗而逃到案犯發覺開槍的過程。
聽完，他臉上混雜著滿足和吃驚的表情。
“和其他人的證詞大體一致，不，應該說你的敘述最明確。真不簡單，頭部中彈，做了那麽大的手術。”
“謝謝。”
“該道謝的是我。這下我可以完成報告了。聽說你可能恢復意識，我一直空著這一段呢。”
他邊說邊把筆記本放進西服內袋。
“我能問點問題嗎？”
“你問吧，隻要是我知道的。”
“那人究竟是什麽人？為什麽要襲擊地產中介公司？”
警官兩手交叉，看著天花板，鼓起嘴唇。
“那人叫京極瞬介，”他用手指在空中比畫著這四個字，“走向犯罪的經過說來話長，簡單說就是報仇。”
“報仇，向誰？”
“一個是他父親，男一個是社會。”
“他父親……和那家公司有什麽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