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作品中，將馬場番太郎定義為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軍國主義者，並把為人數衍、性格卑劣的近鬆千鶴夫，設定為利用侵略戰爭和殖民主義，謀求私利的小人。而來自同一所大學的一對友人——膳所善造和蟻川愛吉，以及充當偵探角色的鬼貫警部，則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便對日本的軍國主義風潮，報以反感的自由民主主義者。
被送到東京汐留車站的一個黑色皮箱裏，裝著馬場番太郎那已經腐爛的屍體。而寄出那隻箱子的，則是歸國後，開始染指毒品交易的近鬆千鶴夫。最後，殺害了馬場的近鬆，似乎意識到自己無處可逃，投身瀨戶內海自盡了。如此，在《黑色皮箱》中出場的兩名死者，都是從學生時代，便與“崇尚自由的”膳所、蟻川、鬼貫警部等人為敵的人物，亦即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者，和唯利是圖的小人。
經過鬼貫警部的調查和推理，確定了真兇的身份，而真兇在被逼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留下一封說明真相的遺書自殺了。遺書中記載了他本次犯罪的動機：“我不僅對馬場，甚至對令日本陷入今日之慘境的所有軍國主義分子，都心懷不滿，這一點想必你能理解。對戰爭滿懷憎惡，唯恐避之不及的你，一定不難理解我胸中的苦悶……總之，我為了成為和平國家的一分子，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我就是懷著如此進退維穀的心情，揮起了手中的櫻木手杖。”
“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 進退維穀的心情”——真兇這些悲痛的話語中，包含了“偵探小說隻能在現代司法製度之下得到發展”這一海格拉夫式的平庸合法主義，所無法兼顧的過剩性質。參與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士兵們，因為“肯定”了戰爭的暴力，從而脫離了“人”的範疇。這樣的人們，為了“否定”暴力，重回“人”的範疇，又不得不再次“肯定”那些“暴力”。作為加害者，被捲入那場二十世紀最大的殺戮戰爭中的青年們，不得不帶著這對無法解決的矛盾，度過自己的餘生，最後死去。
日本的本格偵探小說的“第二波髙潮”，是在作者與讀者，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的情況下興起的。作為“第二波髙潮”代表作的《黑色皮箱》，正是人們腦中，鮮明戰爭記憶的一種反映。
可是，上文所論述的，隻是該作品的主題思想而已，歸根結底，《黑色皮箱》依舊是一部本格偵探小說，不具有過多社會因素。
1945年以後，日本出現了以大岡昇平的《俘虜記》和《野火》為代表的，眾多描寫戰爭體驗的作品。在描寫被戰爭摧毀的“人性”這一點上，《黑色皮箱》和大岡的《武藏野夫人》，有著共同的主題。順帶一說，大岡昇平雖然是著名的主流文學作家，但在戰前，便已經是出名的本格偵探小說愛好者，甚至還實際創作過《事件》這一偵探小說體裁的作品。該作品還獲得了1978年度的“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的大獎。
與主流文學不同，本格偵探小說對世界大戰的描寫，並不僅止於小說主題的層麵。本格偵探小說之所以被稱為“本格”，是由於作者在作品中，構築起來的高度邏輯性。犯人設計精緻的殺人計劃，造成被害者的死(第一層光環);偵探用以發現真相、指證犯人的精緻推理(第二層光環〉，這兩層光環，最終實現了對慘遭戰爭破壞之“人性”的救贖，要做到這一點，隻能藉助“本格偵探小說”這一特殊的小說形式。這一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美兩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都沒有大的改變。
《黑色皮箱》的真兇為了逃脫殺害兩個人的罪名，使用兩個行李箱，進行了複雜的屍體移動。其目的就在於讓警方產生“兩個被害人的殺害現場，在a地點而非b地點”的錯覺。此外，真兇還在這一計劃之上，添加了又一重利用列車時刻表，偽造不在場證據的詭計。
鯰川哲也的處女長篇《佩特羅夫事件》，同樣是犯人利用“滿洲鐵路”時刻表，偽造不在場證據的作品。《黑色皮箱》的屍體移動詭計，是以英國本格偵探小說作家傅利曼·韋爾斯·克勞夫茲在1920年發表的《桶子》為參考，並在其上添加了一些超越原作的要素完成的。至於以犯人利用列車時刻表，巧妙製造不在現場的證據，偵探又通過推理，摧毀其不在場證據為主線的本格偵探小說，則可謂是鯰川哲也史無前例的獨創。
與日本不同，歐美的長途列車，並非完全按照列車時刻表來運行。到站時間，通常都會與時刻表的時間有所差異。在這樣的國家，想像《黑色皮箱》的真兇那樣，製造不在場證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正因為日本鐵路的運行時間，是全世界最精確的，才讓利用時刻表，製造不在場證據成為可能。
繼《佩特羅夫事件》之後，日本又出現了無數模仿該作的時刻表詭計作品。甚至連鯰川自身也在《黑色皮箱》之後，於1959年，再次發表了時刻表詭計的傑作——《憎惡的化石》，並成功摘取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大獎。
真兇製定的巧妙犯罪計劃中，處處充滿了對“盲目崇拜極權主義，仇視自由主義的極端軍國主義者”的憎惡。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披著‘人性’外皮的非人類，理應處以極刑，而代表正義的行刑者，則不應在法庭上接受製裁1。”
被送到東京汐留車站的一個黑色皮箱裏，裝著馬場番太郎那已經腐爛的屍體。而寄出那隻箱子的，則是歸國後，開始染指毒品交易的近鬆千鶴夫。最後，殺害了馬場的近鬆，似乎意識到自己無處可逃，投身瀨戶內海自盡了。如此，在《黑色皮箱》中出場的兩名死者，都是從學生時代，便與“崇尚自由的”膳所、蟻川、鬼貫警部等人為敵的人物，亦即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者，和唯利是圖的小人。
經過鬼貫警部的調查和推理，確定了真兇的身份，而真兇在被逼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留下一封說明真相的遺書自殺了。遺書中記載了他本次犯罪的動機：“我不僅對馬場，甚至對令日本陷入今日之慘境的所有軍國主義分子，都心懷不滿，這一點想必你能理解。對戰爭滿懷憎惡，唯恐避之不及的你，一定不難理解我胸中的苦悶……總之，我為了成為和平國家的一分子，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我就是懷著如此進退維穀的心情，揮起了手中的櫻木手杖。”
“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 進退維穀的心情”——真兇這些悲痛的話語中，包含了“偵探小說隻能在現代司法製度之下得到發展”這一海格拉夫式的平庸合法主義，所無法兼顧的過剩性質。參與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士兵們，因為“肯定”了戰爭的暴力，從而脫離了“人”的範疇。這樣的人們，為了“否定”暴力，重回“人”的範疇，又不得不再次“肯定”那些“暴力”。作為加害者，被捲入那場二十世紀最大的殺戮戰爭中的青年們，不得不帶著這對無法解決的矛盾，度過自己的餘生，最後死去。
日本的本格偵探小說的“第二波髙潮”，是在作者與讀者，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的情況下興起的。作為“第二波髙潮”代表作的《黑色皮箱》，正是人們腦中，鮮明戰爭記憶的一種反映。
可是，上文所論述的，隻是該作品的主題思想而已，歸根結底，《黑色皮箱》依舊是一部本格偵探小說，不具有過多社會因素。
1945年以後，日本出現了以大岡昇平的《俘虜記》和《野火》為代表的，眾多描寫戰爭體驗的作品。在描寫被戰爭摧毀的“人性”這一點上，《黑色皮箱》和大岡的《武藏野夫人》，有著共同的主題。順帶一說，大岡昇平雖然是著名的主流文學作家，但在戰前，便已經是出名的本格偵探小說愛好者，甚至還實際創作過《事件》這一偵探小說體裁的作品。該作品還獲得了1978年度的“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的大獎。
與主流文學不同，本格偵探小說對世界大戰的描寫，並不僅止於小說主題的層麵。本格偵探小說之所以被稱為“本格”，是由於作者在作品中，構築起來的高度邏輯性。犯人設計精緻的殺人計劃，造成被害者的死(第一層光環);偵探用以發現真相、指證犯人的精緻推理(第二層光環〉，這兩層光環，最終實現了對慘遭戰爭破壞之“人性”的救贖，要做到這一點，隻能藉助“本格偵探小說”這一特殊的小說形式。這一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美兩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都沒有大的改變。
《黑色皮箱》的真兇為了逃脫殺害兩個人的罪名，使用兩個行李箱，進行了複雜的屍體移動。其目的就在於讓警方產生“兩個被害人的殺害現場，在a地點而非b地點”的錯覺。此外，真兇還在這一計劃之上，添加了又一重利用列車時刻表，偽造不在場證據的詭計。
鯰川哲也的處女長篇《佩特羅夫事件》，同樣是犯人利用“滿洲鐵路”時刻表，偽造不在場證據的作品。《黑色皮箱》的屍體移動詭計，是以英國本格偵探小說作家傅利曼·韋爾斯·克勞夫茲在1920年發表的《桶子》為參考，並在其上添加了一些超越原作的要素完成的。至於以犯人利用列車時刻表，巧妙製造不在現場的證據，偵探又通過推理，摧毀其不在場證據為主線的本格偵探小說，則可謂是鯰川哲也史無前例的獨創。
與日本不同，歐美的長途列車，並非完全按照列車時刻表來運行。到站時間，通常都會與時刻表的時間有所差異。在這樣的國家，想像《黑色皮箱》的真兇那樣，製造不在場證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正因為日本鐵路的運行時間，是全世界最精確的，才讓利用時刻表，製造不在場證據成為可能。
繼《佩特羅夫事件》之後，日本又出現了無數模仿該作的時刻表詭計作品。甚至連鯰川自身也在《黑色皮箱》之後，於1959年，再次發表了時刻表詭計的傑作——《憎惡的化石》，並成功摘取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大獎。
真兇製定的巧妙犯罪計劃中，處處充滿了對“盲目崇拜極權主義，仇視自由主義的極端軍國主義者”的憎惡。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披著‘人性’外皮的非人類，理應處以極刑，而代表正義的行刑者，則不應在法庭上接受製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