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二年級時，有一回參加父親的單位聚餐。席間父親的一位同事聽說我非常喜歡收集些稀奇古怪的真人真事，便坐在我旁邊給了我講了他年輕的時候發生的一件十分靈異的故事。我記得，當時他講故事的時候嘴唇還在微微發抖，當時他就再三的囑咐我，要是我也碰到他說著這種情況一定要按他說的那麽做，嚴肅之情溢於言表，讓我不得不信。也許有些事情的確不是科學就能解釋的了的吧。
父親的同事比我爸大個十來歲，跟我父親同在化工廠上班，我管他叫蘇伯伯。蘇伯伯年輕的時候當過兵，還是那時候早已為數不多的內蒙騎兵。他人長得結實，又高又壯，給我的感覺像是戶外變電站高高聳立的鋼筋鐵塔一般。而這個故事就發生在蘇伯伯年輕的時候。
那年蘇伯伯二十八歲，兩口子外加他三歲的小閨女當時還住在化工廠廠區的一處筒子樓裏。那廠區我小時候也住過幾年，隻不過住的是平房罷了。化工廠在體製改革之前是市裏規模數得著的大型國有企業，很大的一片，廠區內住宅、學校、醫院、商店各種設施一應俱全。蘇伯伯的小閨女是早產兒，據他說當時可把他嚇壞了，才不到七個月出生了。可能是由於早產的關係吧，也可能是別的他小閨女從小就是醫院的常客。用他的原話來說“三天兩頭的就往醫院跑，有時候恨不能的睡醫院的床比自己家還多。”當然這多少有些誇張，不過大體是這個意思。我記得當時我父親坐在旁邊，他還搭話說我小時候也是總愛生病什麽的。所以蘇伯伯這幾句原話我記得也十分的清楚。
說起來還是跟我寫這個故事差不多的時間，一樣的是快到了元旦，一樣是天寒地凍白雪皚皚。那天晚上快十點半的時候，蘇伯伯他小閨女睡著睡著就醒了，小臉兒通紅的哇哇大哭起來。兩口子起來一摸，孩子發起高燒來，身上滾燙滾燙的。蘇伯伯他們也算是讓這小閨女折騰出經驗來的，先給孩子試了試表，三十九度八。接著就各自穿戴妥當，給孩子裏三層外三層的裹把嚴實了，帶著孩子用的小被子小褥子往醫院趕。蘇伯伯說頭天剛下過雪，有些地方很滑，他們兩口子也沒敢騎車。抱著孩子一溜小跑的就往醫院跑。那醫院離蘇伯伯家有個一兩站地，就是廠裏的職工醫院，二十四小時都有大夫值班。
一趕風風火火的到了醫院，給孩子打上吊針已經是十一點多了。蘇伯伯他們兩口子守著孩子，在專門打吊針的一個大房間裏。那個地方我也有些印象，洋灰地麵，高高的屋頂，有許多坐著打針的木頭躺椅。同在那個大屋裏打針的還有一個病病怏怏的小男孩，他父母和奶奶在旁邊照顧著他。蘇伯伯說他沒在廠裏見過他們，跟他們攀談聽口音應該是外地或者農村的。
正巧的事，那天蘇伯伯他們碰到了他們很好的一個朋友，是這職工醫院的護士。我父親當時還插話說她也認識，是一個很健談的高個中年女人，認識她的人都叫她韓姐。
這韓姐看見蘇伯伯一家在這打針，於是就攀談起來。聊了一會兒，韓姐看了看表說：“我今天上的中班，一會就到點兒下班兒了。你兩口子也別都在這兒看著了，留一個就行了。明天正好我早班，還得過來。這麽著吧，診療室那邊有張床，軟軟活活的比這裏強，我給值班的說一身帶孩子去那邊打吧。”
蘇伯伯也覺得這是好意，兩家人又都很熟了，就叫自己老婆回去睡覺了，自己帶著孩子跟著韓姐去診療室打針。那個診療室是內科一個平時不大用的房間，人多的時候或者是急診忙不過來時才用的一個，很幹淨。對著窗的就是一張大夫用的寫字檯，西牆上放著一個貼廚子，那個平時檢查病人用的單人床就和櫥子並排靠牆放著，對著門口還有個白色的屏風。
在診療室掛上吊瓶，安頓孩子躺下後韓姐又說：“其實我讓你過來打針還有個原因，剛才和你在一個屋裏打針的那個小男孩得的可能是腦膜炎(也就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我怕他在傳染給咱孩子。這裏雖然離著大夫值班睡覺的地方遠點可僻靜也挺舒服，你爺倆就在這兒打吧，我走了。”
於是蘇伯伯就關了燈，在診療室拽過一個凳子趴在小閨女躺著的床邊休息了。據蘇伯伯回憶說，大約睡到後半夜，他突然的就醒了，是生生的從夢中驚醒的。因為他發現自己趴著的這個鐵架子床開始一前一後的晃了起來。他下意識的去看躺在上麵的小閨女，以為是孩子冷。可孩子蓋著自家的小花被子，呼吸一起一伏的正睡著呢。他又用手往孩子身上摸，確定不是孩子在抖。那床就是那樣一前一後的晃，蘇伯伯給我形容的很仔細，是從靠牆的一側往蘇伯伯趴著的這一側晃動的，一下一下的輕輕發出鐵器摩擦時特有的嘎吱嘎吱的聲音。
蘇伯伯當時就尋思，這也不是地震，怎麽這床晃得這麽厲害。他當時就坐在床邊，撩開床單向床下看了看，什麽都沒有。他索性就用兩隻手使勁的按住那鐵架子床，經他這麽使勁兒的按著雖然床當時看著是不晃，可蘇伯伯按床的兩隻手竟然還能感覺到有一種力量，就那麽一前一後一前一後的使勁。蘇伯伯那麽壯的一個人，竟然不能讓它靜止不動。
這時候外麵就又開始下雪了，外麵白花花的雪紛紛揚揚的落在地上，外麵靜的出奇，除了診療室的床發出的輕微嘎吱聲。一直這麽用力按了有五六分鍾以後，他放棄了。
父親的同事比我爸大個十來歲，跟我父親同在化工廠上班，我管他叫蘇伯伯。蘇伯伯年輕的時候當過兵，還是那時候早已為數不多的內蒙騎兵。他人長得結實，又高又壯，給我的感覺像是戶外變電站高高聳立的鋼筋鐵塔一般。而這個故事就發生在蘇伯伯年輕的時候。
那年蘇伯伯二十八歲，兩口子外加他三歲的小閨女當時還住在化工廠廠區的一處筒子樓裏。那廠區我小時候也住過幾年，隻不過住的是平房罷了。化工廠在體製改革之前是市裏規模數得著的大型國有企業，很大的一片，廠區內住宅、學校、醫院、商店各種設施一應俱全。蘇伯伯的小閨女是早產兒，據他說當時可把他嚇壞了，才不到七個月出生了。可能是由於早產的關係吧，也可能是別的他小閨女從小就是醫院的常客。用他的原話來說“三天兩頭的就往醫院跑，有時候恨不能的睡醫院的床比自己家還多。”當然這多少有些誇張，不過大體是這個意思。我記得當時我父親坐在旁邊，他還搭話說我小時候也是總愛生病什麽的。所以蘇伯伯這幾句原話我記得也十分的清楚。
說起來還是跟我寫這個故事差不多的時間，一樣的是快到了元旦，一樣是天寒地凍白雪皚皚。那天晚上快十點半的時候，蘇伯伯他小閨女睡著睡著就醒了，小臉兒通紅的哇哇大哭起來。兩口子起來一摸，孩子發起高燒來，身上滾燙滾燙的。蘇伯伯他們也算是讓這小閨女折騰出經驗來的，先給孩子試了試表，三十九度八。接著就各自穿戴妥當，給孩子裏三層外三層的裹把嚴實了，帶著孩子用的小被子小褥子往醫院趕。蘇伯伯說頭天剛下過雪，有些地方很滑，他們兩口子也沒敢騎車。抱著孩子一溜小跑的就往醫院跑。那醫院離蘇伯伯家有個一兩站地，就是廠裏的職工醫院，二十四小時都有大夫值班。
一趕風風火火的到了醫院，給孩子打上吊針已經是十一點多了。蘇伯伯他們兩口子守著孩子，在專門打吊針的一個大房間裏。那個地方我也有些印象，洋灰地麵，高高的屋頂，有許多坐著打針的木頭躺椅。同在那個大屋裏打針的還有一個病病怏怏的小男孩，他父母和奶奶在旁邊照顧著他。蘇伯伯說他沒在廠裏見過他們，跟他們攀談聽口音應該是外地或者農村的。
正巧的事，那天蘇伯伯他們碰到了他們很好的一個朋友，是這職工醫院的護士。我父親當時還插話說她也認識，是一個很健談的高個中年女人，認識她的人都叫她韓姐。
這韓姐看見蘇伯伯一家在這打針，於是就攀談起來。聊了一會兒，韓姐看了看表說：“我今天上的中班，一會就到點兒下班兒了。你兩口子也別都在這兒看著了，留一個就行了。明天正好我早班，還得過來。這麽著吧，診療室那邊有張床，軟軟活活的比這裏強，我給值班的說一身帶孩子去那邊打吧。”
蘇伯伯也覺得這是好意，兩家人又都很熟了，就叫自己老婆回去睡覺了，自己帶著孩子跟著韓姐去診療室打針。那個診療室是內科一個平時不大用的房間，人多的時候或者是急診忙不過來時才用的一個，很幹淨。對著窗的就是一張大夫用的寫字檯，西牆上放著一個貼廚子，那個平時檢查病人用的單人床就和櫥子並排靠牆放著，對著門口還有個白色的屏風。
在診療室掛上吊瓶，安頓孩子躺下後韓姐又說：“其實我讓你過來打針還有個原因，剛才和你在一個屋裏打針的那個小男孩得的可能是腦膜炎(也就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我怕他在傳染給咱孩子。這裏雖然離著大夫值班睡覺的地方遠點可僻靜也挺舒服，你爺倆就在這兒打吧，我走了。”
於是蘇伯伯就關了燈，在診療室拽過一個凳子趴在小閨女躺著的床邊休息了。據蘇伯伯回憶說，大約睡到後半夜，他突然的就醒了，是生生的從夢中驚醒的。因為他發現自己趴著的這個鐵架子床開始一前一後的晃了起來。他下意識的去看躺在上麵的小閨女，以為是孩子冷。可孩子蓋著自家的小花被子，呼吸一起一伏的正睡著呢。他又用手往孩子身上摸，確定不是孩子在抖。那床就是那樣一前一後的晃，蘇伯伯給我形容的很仔細，是從靠牆的一側往蘇伯伯趴著的這一側晃動的，一下一下的輕輕發出鐵器摩擦時特有的嘎吱嘎吱的聲音。
蘇伯伯當時就尋思，這也不是地震，怎麽這床晃得這麽厲害。他當時就坐在床邊，撩開床單向床下看了看，什麽都沒有。他索性就用兩隻手使勁的按住那鐵架子床，經他這麽使勁兒的按著雖然床當時看著是不晃，可蘇伯伯按床的兩隻手竟然還能感覺到有一種力量，就那麽一前一後一前一後的使勁。蘇伯伯那麽壯的一個人，竟然不能讓它靜止不動。
這時候外麵就又開始下雪了，外麵白花花的雪紛紛揚揚的落在地上，外麵靜的出奇，除了診療室的床發出的輕微嘎吱聲。一直這麽用力按了有五六分鍾以後，他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