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金輕快地站立起來，點點頭，走出去了。在街道上，他走到一輛絕非豪華的“梅爾謝傑斯”牌小轎車跟前，來不及打開汽車門，它就殷勤地敞開了，和司機並排坐的是個年輕的男人，他不是管理員，也不是保管員，而是一個以偵察為職業的人，他這一生中見多識廣，他不會注意任何多餘的事物，尤其不會把他記在心裏，福金寧肯倚臥在後座上。
司機開動馬達，聽候口令。
“夥伴們，我們究竟要闖到哪裏去?”福金嘆一口氣，問道，忍受住停頓的苦悶。
“夥伴們”都是有經驗的人，他們心裏十分明了，誰也不會問他們，該到什麽地方去，主人早就拿定了主意。
“啊，既然您一定要蔑視我，那麽我們順便到銀行去看看，光說一句表示謝意的話，您是不願意工作的。讓我們給您取出工資來，您給我一筆花銷，我們就到什麽地方去吃一餐午飯吧。”
小汽車靜悄悄地駛離人行道，鑽入了公共運輸的洪流。
他是一個有才華的人，在某些問題方麵他是有天才的人，畢業於克格勃的高等學校，留在莫斯科工作。不靠走後門能夠留在莫斯科的人為數不多，更準確地說，簡直寥若晨星。福金能流利地，幾乎不帶俄國口音地說英語，精通法語、德語，粗通西班牙語，他喜歡地質勘探局的工作。頭幾年他甚至是愛國主義者。他在好幾個大使館工作過，住在外交人員公寓，最初在英國，嗣後調往美國。當然，這些國家的特工機關都知道，事實上誰是那個經常穿著得體雅致、與大多數俄國人有所不同的自由不羈的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但是福金完全能夠使特工機構感到滿意，以偵探為職業的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你驅逐一個偵探，他們會派遣另一個偵探來。而福金為人謙虛，有時和他人互換寶貴的情報，盡管他從來不提供許多情報，但是他的情報一向是高質量的。
福金憑良心工作，意識到中央的支持，他熱情地、頑強地、一往直前地行動。他獲得額外的軍銜，很快就擢升為上校，看來他能在職位的階梯上飛速地前進。在俄國所關注的至為重要的國家的首都委任他為駐外公使的問題似乎已經解決的時候，突然派遣了一個黨內的不內行的小子擔任此職。
在供職多年之後，他豁然省悟，心中明了，上層當中沒有誰會對他的才能感興趣，誰也不需要他的細緻耐心的，有時是冒險的工作。在偵察中所發生的一切全都是鬧劇，說得更準確些，這是一種提升“自己人”的方式。甚至即使向具有無限權力的安德羅波夫提出附帶有個人贏利前提的以一比百的交換方式，那個人就會不加思索地採取這種交換方式。
福金認清了他最初應當了解的情勢以後，垂頭喪氣，停止了工作，開始正確地書寫公文。但是不知道，盛氣淩人的人才敢於這樣做，而沮喪的人不敢這樣做。權貴的兒子們和幹親家們才敢於擺脫這種文牘工作，而一個普通人就必須耕耘。兩年後人家把福金調回莫斯科，從領頭的總局轉移到負有與敵特鬥爭使命的第二總局，如果沒有敵特的話，那就要和國內反對派、猶太人以及敢於違反社會規章的俄同人作鬥爭。
福金既不是法律維護者，也不是有敏銳的良心的人。他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從事認真嚴肅的男人的事業，寬容地說，在新的地方他覺得自己不舒適。誰說了什麽呢?誰在哪裏印了什麽呢?不過這都是不重要的事。他突然來到黨委會的領導那裏，黨委應當直接向在野黨的中央委員會匯報工作情況。但是福金並不把這類事情記在腦子裏，他活著，這樣活著，為信仰和真理而服務。他沒有什麽自尊感，他是一個正常的男人，是以偵探為職業的人，他耽誤了自己的發展，到頭來他也不會明了，真行的不是在狩獵時用槍打傷野獸的人，而是及時地吻上司的屁股、把他的腳掌端到眼前來的人。
當謝苗·彼得羅維奇·福金，上校和勳章獲得者明白，他的火車離開了月台，他滿懷著偵探工作的知識並掌握三門語言，可是誰也不需要他時，戈巴契夫出現了。改組工作開始了，他們解散了具有無限權力的克格勃。福金在這裏親眼看見了他認為最可怕的而且最可恥的事情。各個地區搶走了一批夥伴，專家總是需要的。盡管政權改變了，取消了蘇聯，但是他們搶走的不是專家，而是一些走後門的人。原則上並不是說你能夠勝任工作，站穩了立場，而是說你是個什麽人，在什麽地方，是在什麽時候，和什麽人在一起。隻有到那個時候，在四十多歲的時候，他才留下了不良影響和惡習的痕跡，並且對自己說：“您所確定的準則，我都接受，隻好怨自己。”
福金懂得，在這個社會隻有政權才能給予人以相對的自由。他把自己的機會和升遷的可能性估計到最低限度。偵察任務使他受到了訓練：要像大夥兒一樣，你不用操出頭來，你的精力不是潛藏在肌肉中，而是蘊藏在情報範圍內。
他這個王牌偵察員接受了中校軍銜，毫無意義的職務，並為所有今日的政客們收集情報。當他隻是挖了一下土，他就明白了，在他麵前展現的是未經耕耘的土地，一片黑土地，周圍卻盡是花花公子，他們手裏拿著幾片東西，而不去考慮明天的問題。
在一個月以內他為有產者的政權機關收集了那麽多的材料，連他自己也大為驚訝。根據西方世界的法律，昨日就必須處死擁有這種情報的人。但是不僅沒有人處死福金，而且他們在飯館用晚餐時還向他提供一件新情報，有時候簡直不明白，他們竟然在提供反對自己的供狀。他在不斷地收集和積累材料，一聲不響地服務，之後他凶相畢露，眼睛裏微微閃現出得意的光輝。
司機開動馬達，聽候口令。
“夥伴們，我們究竟要闖到哪裏去?”福金嘆一口氣，問道，忍受住停頓的苦悶。
“夥伴們”都是有經驗的人，他們心裏十分明了，誰也不會問他們，該到什麽地方去，主人早就拿定了主意。
“啊，既然您一定要蔑視我，那麽我們順便到銀行去看看，光說一句表示謝意的話，您是不願意工作的。讓我們給您取出工資來，您給我一筆花銷，我們就到什麽地方去吃一餐午飯吧。”
小汽車靜悄悄地駛離人行道，鑽入了公共運輸的洪流。
他是一個有才華的人，在某些問題方麵他是有天才的人，畢業於克格勃的高等學校，留在莫斯科工作。不靠走後門能夠留在莫斯科的人為數不多，更準確地說，簡直寥若晨星。福金能流利地，幾乎不帶俄國口音地說英語，精通法語、德語，粗通西班牙語，他喜歡地質勘探局的工作。頭幾年他甚至是愛國主義者。他在好幾個大使館工作過，住在外交人員公寓，最初在英國，嗣後調往美國。當然，這些國家的特工機關都知道，事實上誰是那個經常穿著得體雅致、與大多數俄國人有所不同的自由不羈的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但是福金完全能夠使特工機構感到滿意，以偵探為職業的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你驅逐一個偵探，他們會派遣另一個偵探來。而福金為人謙虛，有時和他人互換寶貴的情報，盡管他從來不提供許多情報，但是他的情報一向是高質量的。
福金憑良心工作，意識到中央的支持，他熱情地、頑強地、一往直前地行動。他獲得額外的軍銜，很快就擢升為上校，看來他能在職位的階梯上飛速地前進。在俄國所關注的至為重要的國家的首都委任他為駐外公使的問題似乎已經解決的時候，突然派遣了一個黨內的不內行的小子擔任此職。
在供職多年之後，他豁然省悟，心中明了，上層當中沒有誰會對他的才能感興趣，誰也不需要他的細緻耐心的，有時是冒險的工作。在偵察中所發生的一切全都是鬧劇，說得更準確些，這是一種提升“自己人”的方式。甚至即使向具有無限權力的安德羅波夫提出附帶有個人贏利前提的以一比百的交換方式，那個人就會不加思索地採取這種交換方式。
福金認清了他最初應當了解的情勢以後，垂頭喪氣，停止了工作，開始正確地書寫公文。但是不知道，盛氣淩人的人才敢於這樣做，而沮喪的人不敢這樣做。權貴的兒子們和幹親家們才敢於擺脫這種文牘工作，而一個普通人就必須耕耘。兩年後人家把福金調回莫斯科，從領頭的總局轉移到負有與敵特鬥爭使命的第二總局，如果沒有敵特的話，那就要和國內反對派、猶太人以及敢於違反社會規章的俄同人作鬥爭。
福金既不是法律維護者，也不是有敏銳的良心的人。他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從事認真嚴肅的男人的事業，寬容地說，在新的地方他覺得自己不舒適。誰說了什麽呢?誰在哪裏印了什麽呢?不過這都是不重要的事。他突然來到黨委會的領導那裏，黨委應當直接向在野黨的中央委員會匯報工作情況。但是福金並不把這類事情記在腦子裏，他活著，這樣活著，為信仰和真理而服務。他沒有什麽自尊感，他是一個正常的男人，是以偵探為職業的人，他耽誤了自己的發展，到頭來他也不會明了，真行的不是在狩獵時用槍打傷野獸的人，而是及時地吻上司的屁股、把他的腳掌端到眼前來的人。
當謝苗·彼得羅維奇·福金，上校和勳章獲得者明白，他的火車離開了月台，他滿懷著偵探工作的知識並掌握三門語言，可是誰也不需要他時，戈巴契夫出現了。改組工作開始了，他們解散了具有無限權力的克格勃。福金在這裏親眼看見了他認為最可怕的而且最可恥的事情。各個地區搶走了一批夥伴，專家總是需要的。盡管政權改變了，取消了蘇聯，但是他們搶走的不是專家，而是一些走後門的人。原則上並不是說你能夠勝任工作，站穩了立場，而是說你是個什麽人，在什麽地方，是在什麽時候，和什麽人在一起。隻有到那個時候，在四十多歲的時候，他才留下了不良影響和惡習的痕跡，並且對自己說：“您所確定的準則，我都接受，隻好怨自己。”
福金懂得，在這個社會隻有政權才能給予人以相對的自由。他把自己的機會和升遷的可能性估計到最低限度。偵察任務使他受到了訓練：要像大夥兒一樣，你不用操出頭來，你的精力不是潛藏在肌肉中，而是蘊藏在情報範圍內。
他這個王牌偵察員接受了中校軍銜，毫無意義的職務，並為所有今日的政客們收集情報。當他隻是挖了一下土，他就明白了，在他麵前展現的是未經耕耘的土地，一片黑土地，周圍卻盡是花花公子，他們手裏拿著幾片東西，而不去考慮明天的問題。
在一個月以內他為有產者的政權機關收集了那麽多的材料，連他自己也大為驚訝。根據西方世界的法律，昨日就必須處死擁有這種情報的人。但是不僅沒有人處死福金，而且他們在飯館用晚餐時還向他提供一件新情報，有時候簡直不明白，他們竟然在提供反對自己的供狀。他在不斷地收集和積累材料，一聲不響地服務，之後他凶相畢露，眼睛裏微微閃現出得意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