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歷史文獻。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
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
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
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六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姦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 “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如果不是因為傳教士透露出來的消息引起的壓力，如果不是這些勾當使軍隊紀律已經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下令停止屠殺的。
這使人想起了共產黨奪得政權後對於被認定為階級敵人的“地富反壞右”五類人的專政措施，無非是打入另冊管製勞動，比之國民黨1935年在江西瑞金及各蘇區的行為，共產黨是不是仁慈一百倍了？歷史鑄就的血恨深仇怎能就一筆抹掉？紅軍領袖***一家六口有五口慘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之下（毛岸英例外，是1950年犧牲在朝鮮戰場上的），將近大半的紅軍將領指戰員都有親人給國民黨殺害。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沒能夠處理好尖銳的階級對立，沒有審時度勢從根本上解決人民的民生問題，使積貧積弱的國家走上繁榮，因而讓對手共產黨人找到了依靠的最原始的力量，並最終藉助這種力量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革了老蔣的命。
小龍崗離村不過三五裏地，郝劍小時候砍柴放牧玩耍的地方，北風吹動山壁枯黃的草梗。一個土堆就是郝劍姐姐的新墳。郝劍趴在上麵泣不成聲，雙手發瘋地挖啊挖！指頭鮮血點點滴滴滲進土裏。
“姐姐！”郝劍掙紮著。熟悉的身影，瘦骨嶙峋，拖著長長辮子，郝劍想看清一點，卻反而愈加模糊。
仇恨，就是這樣深埋進了心底。
郝劍把項永福帶回到粟裕麵前，讓他介紹一些情況。當聽到整村整村的人都被殺害，或四散逃亡時，粟裕和劉英等心情異常沉重。戰士們則義憤填膺，咬牙切齒要求報仇雪恨。粟裕一邊安排人員去找吃的，一邊原地休息。他心裏惦記著方誌敏，總想著主力部隊快點過來。電台無時無刻不在尋呼先遣隊的信號，但始終沒見回應。不知道過了幾天了，兩天，三天還是四天，一批批派出去打探情況的人始終沒見回音。手臂負傷的政治部主任劉英則守在電台旁，靜聽著電台“嘟嘟……嘟，嘟嘟……”的尋呼聲，心情異常沉重。一種不祥的預感充斥在已經突圍的每個同誌心上。
經歷了一場場劫難，最危險的預想紅軍也是波瀾不驚，見怪不怪。而且相信他們摯愛的方誌敏等會平安回來。
籌糧的紅軍找不到任何吃的。
原來欣欣向榮的蘇區變成了罕有人煙的死地。項永福帶著眾人找到了幾處群眾掩藏的糧食，這還是在紅軍撤出根據地前就做的準備工作。藏匿的人或死或逃都不見了，這些窖子，山洞，墓穴裏的紅薯，米麵，稻穀就成了無主的東西。誰能找到的就是誰的，如果不去找，最終也是爛成泥土。
幾天沒進食的紅軍欣喜非常。冰天雪地，歲末寒冬，許多人身上都還隻穿著襤褸的單衣，鞋子破的破，丟的丟，手腳凍得裂口出血。現在見找來糧食，馬上燃起篝火，三五一組，四六一堆，拿出隨身帶的搪瓷缸子，抓上一把米，放上水，靠近火堆燒烤。不一會，杯子裏水就開了，飄出一陣米飯的清香，誘得飢腸轆轆的戰士饞涎欲滴，有的沒等水份燒幹就拿兩根樹枝挑著吃。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
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
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
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六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姦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 “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如果不是因為傳教士透露出來的消息引起的壓力，如果不是這些勾當使軍隊紀律已經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下令停止屠殺的。
這使人想起了共產黨奪得政權後對於被認定為階級敵人的“地富反壞右”五類人的專政措施，無非是打入另冊管製勞動，比之國民黨1935年在江西瑞金及各蘇區的行為，共產黨是不是仁慈一百倍了？歷史鑄就的血恨深仇怎能就一筆抹掉？紅軍領袖***一家六口有五口慘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之下（毛岸英例外，是1950年犧牲在朝鮮戰場上的），將近大半的紅軍將領指戰員都有親人給國民黨殺害。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沒能夠處理好尖銳的階級對立，沒有審時度勢從根本上解決人民的民生問題，使積貧積弱的國家走上繁榮，因而讓對手共產黨人找到了依靠的最原始的力量，並最終藉助這種力量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革了老蔣的命。
小龍崗離村不過三五裏地，郝劍小時候砍柴放牧玩耍的地方，北風吹動山壁枯黃的草梗。一個土堆就是郝劍姐姐的新墳。郝劍趴在上麵泣不成聲，雙手發瘋地挖啊挖！指頭鮮血點點滴滴滲進土裏。
“姐姐！”郝劍掙紮著。熟悉的身影，瘦骨嶙峋，拖著長長辮子，郝劍想看清一點，卻反而愈加模糊。
仇恨，就是這樣深埋進了心底。
郝劍把項永福帶回到粟裕麵前，讓他介紹一些情況。當聽到整村整村的人都被殺害，或四散逃亡時，粟裕和劉英等心情異常沉重。戰士們則義憤填膺，咬牙切齒要求報仇雪恨。粟裕一邊安排人員去找吃的，一邊原地休息。他心裏惦記著方誌敏，總想著主力部隊快點過來。電台無時無刻不在尋呼先遣隊的信號，但始終沒見回應。不知道過了幾天了，兩天，三天還是四天，一批批派出去打探情況的人始終沒見回音。手臂負傷的政治部主任劉英則守在電台旁，靜聽著電台“嘟嘟……嘟，嘟嘟……”的尋呼聲，心情異常沉重。一種不祥的預感充斥在已經突圍的每個同誌心上。
經歷了一場場劫難，最危險的預想紅軍也是波瀾不驚，見怪不怪。而且相信他們摯愛的方誌敏等會平安回來。
籌糧的紅軍找不到任何吃的。
原來欣欣向榮的蘇區變成了罕有人煙的死地。項永福帶著眾人找到了幾處群眾掩藏的糧食，這還是在紅軍撤出根據地前就做的準備工作。藏匿的人或死或逃都不見了，這些窖子，山洞，墓穴裏的紅薯，米麵，稻穀就成了無主的東西。誰能找到的就是誰的，如果不去找，最終也是爛成泥土。
幾天沒進食的紅軍欣喜非常。冰天雪地，歲末寒冬，許多人身上都還隻穿著襤褸的單衣，鞋子破的破，丟的丟，手腳凍得裂口出血。現在見找來糧食，馬上燃起篝火，三五一組，四六一堆，拿出隨身帶的搪瓷缸子，抓上一把米，放上水，靠近火堆燒烤。不一會，杯子裏水就開了，飄出一陣米飯的清香，誘得飢腸轆轆的戰士饞涎欲滴，有的沒等水份燒幹就拿兩根樹枝挑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