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返回後，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後，“標準戰略村”、保甲製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徵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後趕進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後，非常嚴厲的“保甲製”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製”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製度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後，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社會秩序嚴肅井然。
全麵占領蘇區後，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麵、嚴格的管製。
前別動隊人員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 “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麵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並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
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有幾萬人。
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後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後，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牆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餘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製正規軍3萬餘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戰後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後，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裏，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復區和 “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對於別動隊甚為恐懼。 國民黨的數字是在1935至1937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裏，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採取相同的辦法”。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
該部別動隊由蔣介石嫡係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隻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
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
“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並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並最終大批餓死。
這一命令是由衛立煌部下、國民黨第八十三師師長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於這一命令的執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誌“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倖免者。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家屬，以及**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
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徵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後趕進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後，非常嚴厲的“保甲製”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製”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製度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後，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社會秩序嚴肅井然。
全麵占領蘇區後，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麵、嚴格的管製。
前別動隊人員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 “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麵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並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
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有幾萬人。
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後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後，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牆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餘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製正規軍3萬餘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戰後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後，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裏，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復區和 “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對於別動隊甚為恐懼。 國民黨的數字是在1935至1937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裏，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採取相同的辦法”。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
該部別動隊由蔣介石嫡係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隻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
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
“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並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並最終大批餓死。
這一命令是由衛立煌部下、國民黨第八十三師師長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於這一命令的執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誌“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倖免者。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家屬，以及**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