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知道無法改變毛澤東的決定，但他可以不改變自己為人的原則。他在會議後期基本保持緘默，用無言表達他的滿腹意見。在會議最緊張的時候，朱德還找毛澤東談過一次話，他對毛澤東直言指出會議的不足之處：“我覺得這次會議發言民主風氣不夠。”毛澤東聽了先是一愣，想了一會兒，說了一句：“你對一半兒，我對一半兒。”
廬山會議後，彭德懷可謂門庭冷落，但朱德卻常常去看望這位與他並肩戰鬥時間最長的戰友。1974年，彭德懷去世時，臨終想見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請求，可誰也不告訴朱德。直到彭德懷死後，朱德才知道彭德懷臨終的心願。他頓時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對著空蕩蕩的房間大聲叫嚷：“你們為啥子不讓我去看彭老總，要死的人，還能做啥子，還有啥子可怕的。”
廬山會議不僅將個人崇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而且也把黨內鬥爭的消極因素推向了一個高峰。而毫無疑問，這並不是毛澤東一人之過，是整個領導群體共同鑄成的。廬山會議以後，隨著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導“文化大革命”的黨內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黨和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場大悲劇開始了。
晚年歲月
1966年的春夏之交，一場來勢異常兇猛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中國。當時，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竟會把中國拖入一場歷時10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人生最後的10年將在這種天下大亂，風雨飄搖的年代裏度過。在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中，三人的關係也麵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
“文革”伊始，朱德也開始遭受到一定的衝擊。對於這位德高望重的老軍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很多人感到非常氣憤。1967年2月10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政治局和軍委領導人在懷仁堂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批評。其中，徐向前在大鬧懷仁堂時怒吼：“我們這麽一個偉大的黨，連一個八十多歲老人都容不下，可悲呀！”
從此以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會議不再召開，而被江青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朱德的各種行動受到限製，文件被停發，保健醫生也被調離。
朱德並沒有把自己的處境放在心上，他始終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組在全國範圍內煽動大規模武鬥後，朱德感到這種方式行不通，於是想找主席和總理談談。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沒有時間。之後，他在秘書的陪同下走到周恩來門前，猶豫了一段時間，最終沒有進去。
隨著“文革”的繼續進行，朱德越發孤單，但他卻堅持說真話，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懷疑三人經過戰爭考驗的關係，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攻擊和誣陷麵前，他始終很坦然，認為主席、總理最了解他，隻要他們在，事情總會搞清楚的。
與朱德相比，周恩來的處境更為艱難。在某種程度上講，他有兩種選擇，一是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與主席決裂，然後被打倒。二是通過實際工作盡量減少“文革”造成的損失，並為以後糾正錯誤準備種種條件。作為一個明白自己對國家、民族擔負責任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來選擇了後者。
十一、縱橫
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新中國成立伊始，內憂外患仍未徹底消除，急於讓中國得到外界承認的毛澤東親赴蘇聯。在蘇聯，毛澤東一再強調，要把總理叫來。史達林大惑不解，但後來終於明白為什麽叫來了周恩來。毛澤東和周恩來首次在國際舞台上展示了毛唱周隨的外交模式的魅力。
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有一個相當大的擔憂，那就是不知道世界會對共產黨中國做出什麽樣的反應。1949年10月2日21時45分，蘇聯第一個承認了新中國。
11月的一天，毛澤東把周恩來等人請到了自己的住處，正式商談出訪蘇聯、會晤史達林的事宜。年12月6日，北京大雪紛飛，在北京站，毛澤東與前來送行的周恩來握手道別：“我在莫斯科等你！”隨即，毛澤東的專列離開北京，駛向蘇聯莫斯科。
16日，毛澤東一行抵達莫斯科。
下午6時，史達林在克裏姆林宮的辦公室會見毛澤東。他委婉地問毛澤東：“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麽東西？”毛澤東當然希望如此：“這個東西必須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澤東按出國前商量的計劃提出要周恩來到莫斯科來一趟。
此時，毛澤東的想法是和蘇聯簽訂一個政治性文件，史達林對此表示同意，並認為應由兩國元首來簽這個文件。毛澤東認為既是兩國之約，由兩國外長簽更為合適，“你是部長會議主席，但我不是總理，我們兩個對不上口徑，如果簽訂條約，我要把我的總理找來。”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立即著手組織代表團。
1月10日，周恩來一行由北京坐火車前往莫斯科。火車上，周恩來即與毛澤東取得了聯繫。毛澤東講了自己在蘇聯的活動、對中蘇簽約的想法以及將要簽訂的條約要旨，並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
廬山會議後，彭德懷可謂門庭冷落，但朱德卻常常去看望這位與他並肩戰鬥時間最長的戰友。1974年，彭德懷去世時，臨終想見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請求，可誰也不告訴朱德。直到彭德懷死後，朱德才知道彭德懷臨終的心願。他頓時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對著空蕩蕩的房間大聲叫嚷：“你們為啥子不讓我去看彭老總，要死的人，還能做啥子，還有啥子可怕的。”
廬山會議不僅將個人崇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而且也把黨內鬥爭的消極因素推向了一個高峰。而毫無疑問，這並不是毛澤東一人之過，是整個領導群體共同鑄成的。廬山會議以後，隨著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導“文化大革命”的黨內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黨和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場大悲劇開始了。
晚年歲月
1966年的春夏之交，一場來勢異常兇猛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中國。當時，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竟會把中國拖入一場歷時10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誰也未曾料到，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人生最後的10年將在這種天下大亂，風雨飄搖的年代裏度過。在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中，三人的關係也麵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
“文革”伊始，朱德也開始遭受到一定的衝擊。對於這位德高望重的老軍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很多人感到非常氣憤。1967年2月10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政治局和軍委領導人在懷仁堂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批評。其中，徐向前在大鬧懷仁堂時怒吼：“我們這麽一個偉大的黨，連一個八十多歲老人都容不下，可悲呀！”
從此以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會議不再召開，而被江青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朱德的各種行動受到限製，文件被停發，保健醫生也被調離。
朱德並沒有把自己的處境放在心上，他始終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組在全國範圍內煽動大規模武鬥後，朱德感到這種方式行不通，於是想找主席和總理談談。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沒有時間。之後，他在秘書的陪同下走到周恩來門前，猶豫了一段時間，最終沒有進去。
隨著“文革”的繼續進行，朱德越發孤單，但他卻堅持說真話，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懷疑三人經過戰爭考驗的關係，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攻擊和誣陷麵前，他始終很坦然，認為主席、總理最了解他，隻要他們在，事情總會搞清楚的。
與朱德相比，周恩來的處境更為艱難。在某種程度上講，他有兩種選擇，一是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與主席決裂，然後被打倒。二是通過實際工作盡量減少“文革”造成的損失，並為以後糾正錯誤準備種種條件。作為一個明白自己對國家、民族擔負責任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來選擇了後者。
十一、縱橫
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新中國成立伊始，內憂外患仍未徹底消除，急於讓中國得到外界承認的毛澤東親赴蘇聯。在蘇聯，毛澤東一再強調，要把總理叫來。史達林大惑不解，但後來終於明白為什麽叫來了周恩來。毛澤東和周恩來首次在國際舞台上展示了毛唱周隨的外交模式的魅力。
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有一個相當大的擔憂，那就是不知道世界會對共產黨中國做出什麽樣的反應。1949年10月2日21時45分，蘇聯第一個承認了新中國。
11月的一天，毛澤東把周恩來等人請到了自己的住處，正式商談出訪蘇聯、會晤史達林的事宜。年12月6日，北京大雪紛飛，在北京站，毛澤東與前來送行的周恩來握手道別：“我在莫斯科等你！”隨即，毛澤東的專列離開北京，駛向蘇聯莫斯科。
16日，毛澤東一行抵達莫斯科。
下午6時，史達林在克裏姆林宮的辦公室會見毛澤東。他委婉地問毛澤東：“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麽東西？”毛澤東當然希望如此：“這個東西必須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澤東按出國前商量的計劃提出要周恩來到莫斯科來一趟。
此時，毛澤東的想法是和蘇聯簽訂一個政治性文件，史達林對此表示同意，並認為應由兩國元首來簽這個文件。毛澤東認為既是兩國之約，由兩國外長簽更為合適，“你是部長會議主席，但我不是總理，我們兩個對不上口徑，如果簽訂條約，我要把我的總理找來。”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立即著手組織代表團。
1月10日，周恩來一行由北京坐火車前往莫斯科。火車上，周恩來即與毛澤東取得了聯繫。毛澤東講了自己在蘇聯的活動、對中蘇簽約的想法以及將要簽訂的條約要旨，並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