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時，整個國民經濟也處於嚴重困難時期。飛彈、核武器要不要繼續搞下去？爭議相當激烈。
大家的眼光此時集中到了主管國家經濟大權的周恩來身上。在經濟困難時期，堂堂的共和國總理餐桌上也一樣缺肉少油水，但周恩來的眼光卻放得更遠。經過深思熟慮，他提出了集中力量爭取3至5年突破國防尖端的戰略構想，原子彈要繼續搞下去。這一些想法得到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支持，要自己動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彈搞出來。年事已高的朱德，也十分關注原子彈的建設，之前他曾親自到核試驗基地看望官兵。這個時候，他也毫不猶豫地支持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決策。
在克服了種種困難之後，在廣大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
歷史竟是如此巧合，就在赫魯雪夫下台的第三天，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研製出來的原子彈竟然試爆成功了！後來，毛澤東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這樣說：“飛彈、原子彈有很大成績，這是赫魯雪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著我們走自己的路，要給他一噸重的勳章！”當天晚上11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宣布中國爆炸了一顆原子彈，舉世震驚。
隨後，震驚就象波濤，一浪又一浪地繼續湧來。
1967年6月17 日晨，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7個月，法國用了8年，而中國隻用了兩年8個月，創造了核武器研製史上的奇蹟。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西昌衛星城發射成功。盡管這是繼蘇、美、法、日本之後發射，但中國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重量上卻超過了蘇、美、法、日四國衛星的總和。在研製速度上，從成功爆炸原子彈到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美國花了12年半，蘇聯花了8年，中國僅用了5年半的時間。
十、考驗
“冒進”之爭(1)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這是對三人多年以來合作的肯定，同時也是對建國後三人工作的一個安排。
毛澤東、周恩來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默契的合作關係。但在建國後的新形勢下，特別是對一些事關經濟建設方麵的具體問題，兩人在思路和方法上的差異開始顯露。
1953年新中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急於求成思想傾向的影響下，財政盤子定得過大，基本建設鋪得過寬，導致這一年全國城鎮人口從1950年的六千多萬猛增到七千八百多萬，全國吃商品糧的人口激增到兩個億，造成國家糧食供應的極度緊張狀況。
擔任總理的周恩來很快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他指出，既要反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隨後，周恩來指導製定了一係列克服冒進傾向的措施，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經濟工作基本上沿著有計劃的軌道穩步運行。
到1955年，隨著中國經濟形勢好轉及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一些人的頭腦又開始發熱，認為經濟建設速度可以大大加快，“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會主義”。在這年底，毛澤東提出了“加大速度，反對保守主義，在較短時間內獲得更大成績”的要求，並表示要以此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
麵對毛澤東為“八大”確定的“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速度”的主題，周恩來最初是同意的。他表示“反對盲目冒進是對的，但又帶來了副作用，必須打破這個副作用”。
然而，在落實毛澤東主持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過程中，周恩來和陳雲發現如果按照各部門提出的高指標安排工作，很多產品都將短缺，其中鋼鐵最為嚴重。在覺察到“盲目冒進”苗頭時，周恩來開始著手防止。
毛澤東對於當時的發展速度仍感覺“慢了一點”，並做了相應的指示，國家計委也按要求提出了高指標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
在這種情況下，1956年的年度計劃指標雖然被壓縮了，但並沒有把一些主要指標壓下來。到4月份，冒進的後果開始出現了，財政緊張、生產物資短缺。
令周恩來沒有想到的是，4月下旬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追加基礎建設預算20個億。提議受到了大多數與會人員的反對，一向尊重毛澤東意見的周恩來當場表示反對，認為此舉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係列困難”。會議不歡而散。
會後，周恩來專門就此事找到毛澤東進行解釋，並說，“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毛澤東決定下來的事情是很難改變的，但麵對周恩來發自內心的話語，他沒有反駁。很快，毛澤東離開了北京。
這樣，在周恩來等人的堅持下，1957年中國的經濟建設全麵發展，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11月，毛澤東第二次出訪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大會。當時的蘇聯由於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赫魯雪夫說話很硬氣，表示“今後15年不僅趕上，而且超過美國”。富於挑戰精神的毛澤東當即表示“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就是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審閱了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號召批判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回國後，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對周恩來發了脾氣，對兩年的經濟工作表示不滿，並且要求召開再大一些範圍的會議解決反冒進問題。
大家的眼光此時集中到了主管國家經濟大權的周恩來身上。在經濟困難時期，堂堂的共和國總理餐桌上也一樣缺肉少油水，但周恩來的眼光卻放得更遠。經過深思熟慮，他提出了集中力量爭取3至5年突破國防尖端的戰略構想，原子彈要繼續搞下去。這一些想法得到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支持，要自己動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彈搞出來。年事已高的朱德，也十分關注原子彈的建設，之前他曾親自到核試驗基地看望官兵。這個時候，他也毫不猶豫地支持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決策。
在克服了種種困難之後，在廣大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
歷史竟是如此巧合，就在赫魯雪夫下台的第三天，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研製出來的原子彈竟然試爆成功了！後來，毛澤東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這樣說：“飛彈、原子彈有很大成績，這是赫魯雪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著我們走自己的路，要給他一噸重的勳章！”當天晚上11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宣布中國爆炸了一顆原子彈，舉世震驚。
隨後，震驚就象波濤，一浪又一浪地繼續湧來。
1967年6月17 日晨，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7個月，法國用了8年，而中國隻用了兩年8個月，創造了核武器研製史上的奇蹟。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西昌衛星城發射成功。盡管這是繼蘇、美、法、日本之後發射，但中國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重量上卻超過了蘇、美、法、日四國衛星的總和。在研製速度上，從成功爆炸原子彈到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美國花了12年半，蘇聯花了8年，中國僅用了5年半的時間。
十、考驗
“冒進”之爭(1)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這是對三人多年以來合作的肯定，同時也是對建國後三人工作的一個安排。
毛澤東、周恩來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默契的合作關係。但在建國後的新形勢下，特別是對一些事關經濟建設方麵的具體問題，兩人在思路和方法上的差異開始顯露。
1953年新中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急於求成思想傾向的影響下，財政盤子定得過大，基本建設鋪得過寬，導致這一年全國城鎮人口從1950年的六千多萬猛增到七千八百多萬，全國吃商品糧的人口激增到兩個億，造成國家糧食供應的極度緊張狀況。
擔任總理的周恩來很快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他指出，既要反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隨後，周恩來指導製定了一係列克服冒進傾向的措施，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經濟工作基本上沿著有計劃的軌道穩步運行。
到1955年，隨著中國經濟形勢好轉及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一些人的頭腦又開始發熱，認為經濟建設速度可以大大加快，“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會主義”。在這年底，毛澤東提出了“加大速度，反對保守主義，在較短時間內獲得更大成績”的要求，並表示要以此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
麵對毛澤東為“八大”確定的“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速度”的主題，周恩來最初是同意的。他表示“反對盲目冒進是對的，但又帶來了副作用，必須打破這個副作用”。
然而，在落實毛澤東主持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過程中，周恩來和陳雲發現如果按照各部門提出的高指標安排工作，很多產品都將短缺，其中鋼鐵最為嚴重。在覺察到“盲目冒進”苗頭時，周恩來開始著手防止。
毛澤東對於當時的發展速度仍感覺“慢了一點”，並做了相應的指示，國家計委也按要求提出了高指標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
在這種情況下，1956年的年度計劃指標雖然被壓縮了，但並沒有把一些主要指標壓下來。到4月份，冒進的後果開始出現了，財政緊張、生產物資短缺。
令周恩來沒有想到的是，4月下旬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追加基礎建設預算20個億。提議受到了大多數與會人員的反對，一向尊重毛澤東意見的周恩來當場表示反對，認為此舉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係列困難”。會議不歡而散。
會後，周恩來專門就此事找到毛澤東進行解釋，並說，“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毛澤東決定下來的事情是很難改變的，但麵對周恩來發自內心的話語，他沒有反駁。很快，毛澤東離開了北京。
這樣，在周恩來等人的堅持下，1957年中國的經濟建設全麵發展，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11月，毛澤東第二次出訪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大會。當時的蘇聯由於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赫魯雪夫說話很硬氣，表示“今後15年不僅趕上，而且超過美國”。富於挑戰精神的毛澤東當即表示“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就是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審閱了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號召批判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回國後，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對周恩來發了脾氣，對兩年的經濟工作表示不滿，並且要求召開再大一些範圍的會議解決反冒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