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世人不明底裏，風傳張自忠同日方訂立了“密約”，接受了日方的巨額贈款雲雲。於是各方輿論冷嘲熱諷，親朋至友電函交責。窘境中，張自忠不得不以緘默自處。
七七事變爆發後，處在日本和南京政府夾縫中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處境更加困難、複雜。此時，舉國民情沸騰，主戰呼聲日高，含冤蒙垢的張自忠及整個第二十九軍豈不想操槍舉戈，殺個痛快！然一則南京中央對時局的處理沒有明確指令；二則日本方麵仍玩弄“不擴大方針”。同時，被蔣介石視為“非嫡係”的第二十九軍也不能不為自己的地盤考慮，因而對事變的和平解決總還抱有一線希望。然而日軍在“不擴大方針”的煙幕下不斷增兵華北，當他們認為時機成熟時，接連製造了“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戰火不可遏製地蔓延開來。事實使第二十九軍認識到，同日本言和平隻是一種幻想，唯一的出路是奮起抗擊。但此刻為時已晚，日軍已發起了進攻，第二十九軍陷於被動，高級將領佟麟閣、趙登禹在激戰中陣亡，第二十九軍難於立足平津。為了掩護大軍南撤，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經反覆考慮，決定留下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市長、北平綏靖主任等職，與敵周旋以作緩衝。張自忠本心極不情願，知此舉必遭國人辱罵。但為了抗戰大局，他還是臨危受命，滯留京城。28日晚，第二十九軍撤出北平。臨別時，張自忠心情沉重地對原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說：“你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是成了漢奸了。”言畢，潸然淚下。
果不其然，在他孤身滯留北平與敵周旋期間，國人因不諳內情，對他誤會更深，一時“漢奸”之聲四起，“國賊”之斥遍街。甚至第二十九軍大部分官兵也因不悉內情，離平前憤然將懸掛在軍營中的張自忠像片撕得粉碎。更使張自忠難過的是，臨清家鄉父老得知他“主和賣國”，氣憤得在張家大門上屎尿交加，並聲言要掘張家祖墳。更不幸的是，他的一個哥哥因懷疑弟弟淪為漢奸，不願忍辱偷生，竟一氣之下，自殺身亡，麵對這一切，張自忠處於極度的苦悶之中，抗日之誌既不得舒展，為顧全大局而忍辱含垢的真情又無法向世人剖白，他心情沉重，痛苦異常，隻有在1937年9月19日寫給原第三十八師李致遠等將領的信中，才坦露了自己的心聲：
忠奉命留平以後，未獲與諸弟兄共同殺敵，致令諸弟兄獨任軍務，深以為歉。而社會方麵頗有不諒解之際，務望諸弟兄振奮精神，激發勇氣，誓掃敵氛，還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國，不能自救，並不能見諒於國人。事實勝於雄辯，必死而後能生。1
日軍侵占北平後，便要求張自忠通電反蔣，共同反共，他斷然拒絕。日軍遂對張自忠置之不理，另撮傀儡政權“北平治安維持會”。張自忠再無留京必要，且處境十分危險。於是決定脫離險境，秘密住進東交民巷德國醫院，繼而藏入美國朋友福開森家中。9月上旬，張自忠身穿工作服，頭戴工人帽，化裝成汽車司機助手，在隨從副官廖保貞、愛國商人趙子青和福開森的幫助下，搭乘美國人的汽車，一路巧妙地應付了日偽哨卡的盤查，平安回到天津家中。在津稍事停留，他向弟弟自明託付了家事，便告別家人親屬，乘英國駁輪到達塘沽，而後換乘英國商船“海口”號南下煙臺，跳出了日本人的魔掌。
自煙臺登陸後，張自忠取道濟南，轉赴南京。途經徐州時，一群愛國青年聽說“漢奸”張自忠就在車內，便要衝入車廂質問。經陪同前往的秦德純的巧妙應付才得以過關。抵達南京，情況更糟。輿論界指責他擅離職守，不事抵抗，籲請政府嚴於懲辦，以儆效尤。街頭更有大幅標語，罵他“漢奸”、“國賊”，真是群情洶洶，百喙莫辯。軍委會中也有人主張軍法會審，以正綱紀。更有不逞之徒，想乘機收編他的部隊，而在中央推波助瀾。麵對這鋪天蓋地而來的指斥和重壓，張自忠心情抑鬱，但他有思想準備。在濟南時就有不少人勸他不要去南京，他說：“縱使國人不諒，中樞也可能將我置之典刑，可我還是要去的。在這樣的時候，我還能為自己個人打算嗎？若這樣，我早就會不讓國人懷疑我了。”
此期間，馮玉祥、宋哲元、鹿鍾麟、李宗仁等人多次向南京中央說明真相，從中轉圜。之後，蔣介石在四方城官邸兩次召見張自忠，同意不舉行軍法會審，但由於在平津失職，給予撤職查辦處分，以平息輿論。不久，張自忠被任命為軍政部中將部附，但未能獲準離京赴前線作戰。
12月，在宋哲元及舊部官兵的強烈要求下，張自忠終被獲準赴河南新鄉就任由第三十八師擴編而成的第五十九軍代理軍長。返任前，他特地到李宗仁處辭行，對其為自己出山而奔走表示感謝，激動地說：“蒙長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張某有生之年當以熱血生命報答國家，報答知遇！”一種燕趙慷概悲歌之士的忠藎之忱溢於言表。
復歸部隊後，在第五十九軍官兵組織的歡迎會上，張自忠的講話同樣是一曲慷慨悲歌，他說：“在天津時，我連累了大家。我們沒有為國家為民族殉職，這是我們的恥辱。現在敵人氣焰囂張，正是我們戴罪圖功之時。無論什麽部隊都可以打敗仗，唯獨我張自忠的部隊不能打敗仗。我的冤枉，隻有一拚與死，拿真實的戰績，才能洗白幹淨。”1
七七事變爆發後，處在日本和南京政府夾縫中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處境更加困難、複雜。此時，舉國民情沸騰，主戰呼聲日高，含冤蒙垢的張自忠及整個第二十九軍豈不想操槍舉戈，殺個痛快！然一則南京中央對時局的處理沒有明確指令；二則日本方麵仍玩弄“不擴大方針”。同時，被蔣介石視為“非嫡係”的第二十九軍也不能不為自己的地盤考慮，因而對事變的和平解決總還抱有一線希望。然而日軍在“不擴大方針”的煙幕下不斷增兵華北，當他們認為時機成熟時，接連製造了“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戰火不可遏製地蔓延開來。事實使第二十九軍認識到，同日本言和平隻是一種幻想，唯一的出路是奮起抗擊。但此刻為時已晚，日軍已發起了進攻，第二十九軍陷於被動，高級將領佟麟閣、趙登禹在激戰中陣亡，第二十九軍難於立足平津。為了掩護大軍南撤，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經反覆考慮，決定留下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市長、北平綏靖主任等職，與敵周旋以作緩衝。張自忠本心極不情願，知此舉必遭國人辱罵。但為了抗戰大局，他還是臨危受命，滯留京城。28日晚，第二十九軍撤出北平。臨別時，張自忠心情沉重地對原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說：“你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是成了漢奸了。”言畢，潸然淚下。
果不其然，在他孤身滯留北平與敵周旋期間，國人因不諳內情，對他誤會更深，一時“漢奸”之聲四起，“國賊”之斥遍街。甚至第二十九軍大部分官兵也因不悉內情，離平前憤然將懸掛在軍營中的張自忠像片撕得粉碎。更使張自忠難過的是，臨清家鄉父老得知他“主和賣國”，氣憤得在張家大門上屎尿交加，並聲言要掘張家祖墳。更不幸的是，他的一個哥哥因懷疑弟弟淪為漢奸，不願忍辱偷生，竟一氣之下，自殺身亡，麵對這一切，張自忠處於極度的苦悶之中，抗日之誌既不得舒展，為顧全大局而忍辱含垢的真情又無法向世人剖白，他心情沉重，痛苦異常，隻有在1937年9月19日寫給原第三十八師李致遠等將領的信中，才坦露了自己的心聲：
忠奉命留平以後，未獲與諸弟兄共同殺敵，致令諸弟兄獨任軍務，深以為歉。而社會方麵頗有不諒解之際，務望諸弟兄振奮精神，激發勇氣，誓掃敵氛，還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國，不能自救，並不能見諒於國人。事實勝於雄辯，必死而後能生。1
日軍侵占北平後，便要求張自忠通電反蔣，共同反共，他斷然拒絕。日軍遂對張自忠置之不理，另撮傀儡政權“北平治安維持會”。張自忠再無留京必要，且處境十分危險。於是決定脫離險境，秘密住進東交民巷德國醫院，繼而藏入美國朋友福開森家中。9月上旬，張自忠身穿工作服，頭戴工人帽，化裝成汽車司機助手，在隨從副官廖保貞、愛國商人趙子青和福開森的幫助下，搭乘美國人的汽車，一路巧妙地應付了日偽哨卡的盤查，平安回到天津家中。在津稍事停留，他向弟弟自明託付了家事，便告別家人親屬，乘英國駁輪到達塘沽，而後換乘英國商船“海口”號南下煙臺，跳出了日本人的魔掌。
自煙臺登陸後，張自忠取道濟南，轉赴南京。途經徐州時，一群愛國青年聽說“漢奸”張自忠就在車內，便要衝入車廂質問。經陪同前往的秦德純的巧妙應付才得以過關。抵達南京，情況更糟。輿論界指責他擅離職守，不事抵抗，籲請政府嚴於懲辦，以儆效尤。街頭更有大幅標語，罵他“漢奸”、“國賊”，真是群情洶洶，百喙莫辯。軍委會中也有人主張軍法會審，以正綱紀。更有不逞之徒，想乘機收編他的部隊，而在中央推波助瀾。麵對這鋪天蓋地而來的指斥和重壓，張自忠心情抑鬱，但他有思想準備。在濟南時就有不少人勸他不要去南京，他說：“縱使國人不諒，中樞也可能將我置之典刑，可我還是要去的。在這樣的時候，我還能為自己個人打算嗎？若這樣，我早就會不讓國人懷疑我了。”
此期間，馮玉祥、宋哲元、鹿鍾麟、李宗仁等人多次向南京中央說明真相，從中轉圜。之後，蔣介石在四方城官邸兩次召見張自忠，同意不舉行軍法會審，但由於在平津失職，給予撤職查辦處分，以平息輿論。不久，張自忠被任命為軍政部中將部附，但未能獲準離京赴前線作戰。
12月，在宋哲元及舊部官兵的強烈要求下，張自忠終被獲準赴河南新鄉就任由第三十八師擴編而成的第五十九軍代理軍長。返任前，他特地到李宗仁處辭行，對其為自己出山而奔走表示感謝，激動地說：“蒙長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張某有生之年當以熱血生命報答國家，報答知遇！”一種燕趙慷概悲歌之士的忠藎之忱溢於言表。
復歸部隊後，在第五十九軍官兵組織的歡迎會上，張自忠的講話同樣是一曲慷慨悲歌，他說：“在天津時，我連累了大家。我們沒有為國家為民族殉職，這是我們的恥辱。現在敵人氣焰囂張，正是我們戴罪圖功之時。無論什麽部隊都可以打敗仗，唯獨我張自忠的部隊不能打敗仗。我的冤枉，隻有一拚與死，拿真實的戰績，才能洗白幹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