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黨爭的高潮牛李黨爭終於拉開大幕。


    高潮迭起


    兩派圍繞當時朝政中的許多問題各執己見,互相攻訐,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更是你左我右,存在嚴重的政治分歧,使皇帝頭痛。


    譬如在平藩鎮勢力的戰爭中,牛僧孺一黨主張息事寧人,不同意挑起戰端;李德裕一黨則主張堅決*,削平藩鎮勢力。在邊防安全問題上,李德裕一黨主張用武力平靖邊患;李宗閔則主張懷柔讓步,以求邊防安定。後來發生的“維州事件”足以說明這一點。在改革朝政上,李德裕一黨重視革除舊弊,弘揚新法,採取了不少實際措施;而牛僧孺一黨則主張穩妥為上,維持現狀。


    隨著兩派歧見加深,陣線分明,每當一方執掌朝政時,就想方設法貶逐另一方。今天李黨逐牛黨,明朝牛黨逐李黨。好似小孩壓蹺蹺板,一會你上來,一會他下去。


    李宗閔被貶劍州後,心中豈能自甘,便千方百計用金銀珍寶打通權閹王守澄的關節,又入朝當上吏部侍郎。後聽說由於裴度舉薦,李德裕即將入朝任兵部侍郎,不日即要為相,這對自己無疑很是不利,忙去找王守澄求助,舉薦自己為相。


    王守澄要怎麽樣說李德裕的壞話才能讓文宗信服呢?對李宗閔會說些什麽呢?


    王守澄果然不負所托,攻訐李德裕雖才華橫溢卻嫉賢妒能,營私結黨,是朋黨之爭的罪魁禍首,不能重用。極力舉薦李宗閔為相,說他熟讀經史,處事有方,自任吏部侍郎以來,清正廉明,奉公守法,能體恤百姓,效忠朝廷,是難得的清官;且為人老實持重,如在平藩一事上,李宗閔十分慎重,贊同文宗以恩德感化,平息爭戰。這樣一可使百姓遠離戰爭,安居樂業;也可使國庫不再因平藩之戰而耗費錢糧。這些話倒合了文宗的思路,覺得李宗閔還是長於李德裕。


    文宗理了理思緒,同時懾於王守澄的淫威,無可奈何地決定任李宗閔為相。


    李宗閔達到目的後,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將當下對自己威脅最大的李德裕排擠出去。此時李聽恰好回朝任太子太師,義成軍缺了一個主官,李宗閔便以義成重鎮需一文武全才的儒將掌理軍政大事為由向文宗推薦李德裕。此時的文宗心裏也十分清楚,二李在朝,自己也會不得安寧,隻能將在兵部侍郎位上尚未坐熱的李德裕派出去任義成軍節度使了。當然,有李德裕出任,他也十分放心。


    排擠走李德裕,李宗閔開始培植親信,將武昌軍節度使牛僧孺推薦為兵部尚書。此時,恰巧也有一個職位空缺出來,同平章事王播病亡,牛僧孺就在李宗閔力薦、王守澄幫腔之下,未費吹灰之力的繼任了王播的相位。李德裕未坐穩被逐走,牛僧儒一樣未坐穩卻又一次高升,牛李黨爭的囂張,已經是不避人耳目了。


    李宗閔、牛僧孺在拉幫結夥培植親信的同時,不斷地藉故生非排除李黨官員,即使對貶到義成的李德裕也仍在尋找時機再貶到更邊遠的地方去。


    這時兵部得到西南邊地發來的告急文書,說西川節度使郭釗身染重病,難理軍務,請求朝廷派員替代。牛僧孺、李宗閔聞報大喜,立即麵奏文宗,請求派李德裕前去西川接替郭釗鎮守邊關,防禦南詔。文宗深知李德裕之才,西川乃西南屏障,也需這樣的人才去守邊,便欣然應允。並召德裕進京,麵授旨意,設宴餞行。


    李德裕當然知道這是牛黨在打擊自己,但也隻能奉旨前往。到成都後,他先拜訪郭釗,探病問候。接著整治軍紀,訓練士兵,修葺城牆,囤積糧餉,使邊防壁壘森嚴,固若金湯。南詔聞之膽寒,一時不敢輕舉妄動。郭釗把這些詳盡奏報朝廷,文宗十分欣慰,稱讚裴度慧眼識人。


    中國卷 第二編 人世裏的無可奈何(14)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曾暗中聯絡一個吐蕃將領,收復了邊陲重鎮維州(今四川理縣)。這本來是大功一件,卻被宰相牛僧孺說成:“收復一個維州,算不了什麽,要是跟吐蕃搞壞關係,才不劃算呢!”就因為他這麽“隨意”的一句話,文宗命李德裕把維州“還”給吐蕃。這和晚清時候的中法戰爭差不多,得勝的中國人還不得不向法國賠款,作為主帥的李德裕當然憤恨交加。後來,又有人替李德裕打抱不平,說牛僧儒借著這件事在排擠李德裕,才使文宗開始疏遠牛黨。


    但因為有宦官的從中作梗,把持朝政,加上文宗本人又沒有主見,所以李德裕和牛僧孺還是在輪流地當宰相:李黨當政了,就要排擠牛黨;牛黨在位,李黨也沒有好日子過。於是,這兩派勢力就像“走馬燈”似的轉悠著,到最後,連文宗這位“萬歲爺”也搞不清誰是誰非了,說了一句無限感慨的話:“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實難!”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駕崩。第二年武宗繼位,建元會昌。牛黨失勢,李德裕自淮南節度使入朝為相,開始了李黨獨掌朝政的時期。


    李德裕深得武宗信任,言聽計從。李德裕從政以來從未有過這種風虎雲龍的際會時刻。是時回鶻在北方受挫,整個部落向南遷徙,過著艱難的徙盪生活。武宗採納李德裕對該部落的懷柔之策,一方麵給他們發糧賑濟,拯救艱危;另方麵又明察暗訪,防範有加。在處理唐朝與周邊少數民族關係方麵,這是一種正確的決策,當時受到好評。對於那些寇邊搶掠擾亂內地社會安定的部族,則採取極強硬的手段,予以堅決地回擊。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回鶻另一部族首領烏介克汗,率眾大肆搶掠雲邊之北(今山西北部及內蒙古境內)地區,李德裕立即命河東(今山西太原西南)節度使劉沔與幽州(今北京地區)節度使張仲武聯合*。劉沔部將石雄夜襲烏介克汗大本營,重創敵軍,烏介夜遁,唐軍取得重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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