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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史上七大帝國的沒落 作者：梅朝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士人在漢朝政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的。延及東漢，光武帝本是太學生，在軍中奪天下時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所任用的一朝功臣也大半通儒，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民間的儒業亦十分發達。五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都分別出現了專門研究講學的著名學者，形成了與後世朱程等人的“宋學”相併稱的“漢學”。當時的經學門戶壁壘森嚴，士人崇尚名節，弟子以堅守老師的學派門戶為最高榮譽，相互標榜，品評砥礪。都城的博士弟子由武帝時初設的五十人，猛增至一萬多人，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有廣泛基礎的政治勢力。
再加上漢朝官員選拔製度為地方察舉製和公府徵辟製，士人入仕，需要有關官僚運用察舉、徵辟的權力進行考核和推薦，從而與這些官員們結成集團，號稱門生故吏遍天下。這樣形成黨派之爭就在所難免，在漢代主要是士人內部小集團之間的小鬥爭以及士人與宦官之間的大鬥爭。
清議形成
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除了胡作非為，大肆搜刮外，還把持著官吏的選拔大權。他們濫用親朋，混淆黑白，讓很多有品行，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無法入仕。當時民間流傳有“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歌謠。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盪，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一方麵使失去晉身機會的士人對現實社會不滿，另一方麵也使一部分有良知的官僚發出打擊黑暗勢力的呼聲，他們聯合起來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之風，這種風氣直接針對的是宦官勢力，遭到其*，釀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那麽，東漢末年的這種清議風氣是怎樣形成的呢？
本來察舉及徵辟的標準，主要是儒家的“德”。當時，德行高潔之人是被看作可以輔翼聖教、敦睦民風的政治人才的。然而，“德”是一種十分抽象的東西，沒有一個辦法將其量化考核，所以，察舉、辟召主要就靠社會輿論，靠人們的口口相傳。這樣，品核他人就開始為社會所重視，這種人物評論的風氣就漸漸流行開來。
到了東漢後期，尤其是桓、靈之世，士人們的評論就慢慢發生了變化，此時由於宦官專政十分嚴重，評論就不單單是為了推舉與選拔人才，揭露奸邪也成為它的一項職能。清議成為士人在政治、社會上最初始的一種勢力表達。桓帝時的太學生達三萬人，他們和朝廷中的大臣聲氣相通，傾動天下，抨擊朝政，形成一股十分強大的清議勢力。這兩部分人的結合，使得東漢清議的影響力已經不限於中下層社會了，而開始“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對朝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有左右朝政之嫌，這也是黨錮之獄興起的緣由。
東漢時期儒學的興盛，客觀上也使士人的主體意識得到增強。儒家對德行修養的強調，很快轉變成士人“重德行輕功業、重德行輕利祿”的價值實踐。這樣，追求功業、利祿被看作是世俗之人，強調德行修養，反而成了大多數人的追求。加上朝政的黑暗也使士人們逐漸失去了對朝廷的信心，從反麵更加讓士人們對功業、利祿失去興趣。社會這樣的發展使得漢代的士風從溫柔敦厚逐步演變為張揚自我。
士人們的結黨使得政府的輿論控製力下降，給了士人清議一個相對於前後時期都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推動了清議風氣的發展。這樣清議遭到打擊也是遲早的事，一場黨錮之獄呼之欲出。
黨錮之獄
外戚與宦官的專權擅政，使有正義感的士大夫紛紛退隱山林。桓帝時，更多的讀書人或逃入山林，或躬耕田裏，或隱居講學。表麵上是與世無爭，實際上是對外戚與宦官的極度不滿。太學生數千人因外戚宦官任用私人而無用武之地，他們對宦官當政十分怨恨。於是，形成了以郭泰、賈彪等為首的反宦官政治團體，同時，他們又吸收社會上有學識、有名望的學者加入，來鞏固自己的勢力，從而使太學成為當時又一政治活動中心。
中國卷 第一編 夾縫中的苟延殘喘(7)
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朱穆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任上，因為宦官趙忠葬父超過規製，將其挖墳剖棺，並逮捕了家屬。桓帝大怒，反將朱穆判作苦役。由此，引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請願運動。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闋請願，桓帝懾於壓力，赦免了朱穆。隨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宦官徐璜等人向平羌有功的皇甫規索賄不遂，就誣陷其侵沒軍餉，皇甫規下獄。太學生張鳳等300餘人又發起第二次請願運動，皇甫規因此被赦免。
在野處士、在朝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生三股力量相互呼應，大造聲勢，形成了反宦官鬥爭的政治高潮。這場鬥爭的首領人物是太尉陳蕃和司隸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親自帶人到大宦官張讓家中把其兄弟、罪大惡極的張朔抓獲並繩之以法，這讓張讓痛失顏麵，向桓帝訴冤，李膺據理駁斥，桓帝也隻好判李膺無罪。此後宦官一度收斂，李膺聲望更高。當時人們榮稱受到他接待為“登龍門”。
士人和宦官的鬥爭已經趨於激烈，他們最後的一搏眼看就要到來，誰能笑到最後呢？
再加上漢朝官員選拔製度為地方察舉製和公府徵辟製，士人入仕，需要有關官僚運用察舉、徵辟的權力進行考核和推薦，從而與這些官員們結成集團，號稱門生故吏遍天下。這樣形成黨派之爭就在所難免，在漢代主要是士人內部小集團之間的小鬥爭以及士人與宦官之間的大鬥爭。
清議形成
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除了胡作非為，大肆搜刮外，還把持著官吏的選拔大權。他們濫用親朋，混淆黑白，讓很多有品行，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無法入仕。當時民間流傳有“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歌謠。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盪，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一方麵使失去晉身機會的士人對現實社會不滿，另一方麵也使一部分有良知的官僚發出打擊黑暗勢力的呼聲，他們聯合起來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之風，這種風氣直接針對的是宦官勢力，遭到其*，釀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那麽，東漢末年的這種清議風氣是怎樣形成的呢？
本來察舉及徵辟的標準，主要是儒家的“德”。當時，德行高潔之人是被看作可以輔翼聖教、敦睦民風的政治人才的。然而，“德”是一種十分抽象的東西，沒有一個辦法將其量化考核，所以，察舉、辟召主要就靠社會輿論，靠人們的口口相傳。這樣，品核他人就開始為社會所重視，這種人物評論的風氣就漸漸流行開來。
到了東漢後期，尤其是桓、靈之世，士人們的評論就慢慢發生了變化，此時由於宦官專政十分嚴重，評論就不單單是為了推舉與選拔人才，揭露奸邪也成為它的一項職能。清議成為士人在政治、社會上最初始的一種勢力表達。桓帝時的太學生達三萬人，他們和朝廷中的大臣聲氣相通，傾動天下，抨擊朝政，形成一股十分強大的清議勢力。這兩部分人的結合，使得東漢清議的影響力已經不限於中下層社會了，而開始“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對朝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有左右朝政之嫌，這也是黨錮之獄興起的緣由。
東漢時期儒學的興盛，客觀上也使士人的主體意識得到增強。儒家對德行修養的強調，很快轉變成士人“重德行輕功業、重德行輕利祿”的價值實踐。這樣，追求功業、利祿被看作是世俗之人，強調德行修養，反而成了大多數人的追求。加上朝政的黑暗也使士人們逐漸失去了對朝廷的信心，從反麵更加讓士人們對功業、利祿失去興趣。社會這樣的發展使得漢代的士風從溫柔敦厚逐步演變為張揚自我。
士人們的結黨使得政府的輿論控製力下降，給了士人清議一個相對於前後時期都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推動了清議風氣的發展。這樣清議遭到打擊也是遲早的事，一場黨錮之獄呼之欲出。
黨錮之獄
外戚與宦官的專權擅政，使有正義感的士大夫紛紛退隱山林。桓帝時，更多的讀書人或逃入山林，或躬耕田裏，或隱居講學。表麵上是與世無爭，實際上是對外戚與宦官的極度不滿。太學生數千人因外戚宦官任用私人而無用武之地，他們對宦官當政十分怨恨。於是，形成了以郭泰、賈彪等為首的反宦官政治團體，同時，他們又吸收社會上有學識、有名望的學者加入，來鞏固自己的勢力，從而使太學成為當時又一政治活動中心。
中國卷 第一編 夾縫中的苟延殘喘(7)
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朱穆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任上，因為宦官趙忠葬父超過規製，將其挖墳剖棺，並逮捕了家屬。桓帝大怒，反將朱穆判作苦役。由此，引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請願運動。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闋請願，桓帝懾於壓力，赦免了朱穆。隨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宦官徐璜等人向平羌有功的皇甫規索賄不遂，就誣陷其侵沒軍餉，皇甫規下獄。太學生張鳳等300餘人又發起第二次請願運動，皇甫規因此被赦免。
在野處士、在朝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生三股力量相互呼應，大造聲勢，形成了反宦官鬥爭的政治高潮。這場鬥爭的首領人物是太尉陳蕃和司隸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親自帶人到大宦官張讓家中把其兄弟、罪大惡極的張朔抓獲並繩之以法，這讓張讓痛失顏麵，向桓帝訴冤，李膺據理駁斥，桓帝也隻好判李膺無罪。此後宦官一度收斂，李膺聲望更高。當時人們榮稱受到他接待為“登龍門”。
士人和宦官的鬥爭已經趨於激烈，他們最後的一搏眼看就要到來，誰能笑到最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