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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千古一帝：隱藏在歷史背後的周世宗 作者：柴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柴榮在肯定的侍臣的回答後，還有一點補充意見，就是認為侍臣“違君之失”，而隻談大臣的過失，不談皇帝的過失。柴榮也理解他們，畢竟自己是皇帝，有些話大臣們不敢直說。柴榮替他們回答了：“儻君能駕禦保惜不()於顛危之地，則臣下必能保守其富貴，自然君臣保其終始也。”(8)
大臣們“恃寵矜功，縱慾敗度。”其實都是帝王縱容出來的，有什麽樣的皇帝，就有什麽樣的大臣，反之也一樣。所以柴榮認為皇帝縱容大臣，實際上是對他們的不愛惜，真正的愛人，是使其不置於顛危之地。樹皆有根，枝葉敗爛，原因出在根上。
這也是柴榮用人的態度，不苛薄，不縱容，有過必罰，有功必賞。君臣共存之道，在於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縱容。侍臣和柴榮從各自的角度解釋了如何才能實現君臣和諧共存，周朝群臣對柴榮的觀點非常贊同，認為皇帝說出了他們想說、但不敢說的話。“群臣大稱美之。”(9)
五代雖然是亂世，但有一點卻做的非常好，就是基本沒有停過科舉製度。五代五十三年，除了後梁和後晉各停了兩年科舉取士外，其他無論戰亂與否，從不廢科舉取士之道。統治者可以從中遴選人才，為本政權服務。倒是文化興盛的南唐，基本沒有實行科舉製度，旋起而廢。
五代科舉取士，與國有益，但也弊竇叢生，最大的問題是考試製度不嚴格，容易出現走後門的現象，或者是士人參加的次數多了，屢考不第，考官於心不忍，就行了方便。諸種弊端導致政府選用的人才質量出現下降，柴榮對這個問題非常關心。
顯德二年（公元955年）三月，禮部侍郎劉溫叟主持科考，取以李覃為首的進士十六人。但有落榜的士子對此不服，向朝廷告發，說此次考試有舞弊行為，對其他落榜士子不公，請求朝廷嚴查此事。柴榮就此下詔：
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曮、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閭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徽、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李震，《文獻通考》記為李進）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視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別具條理以聞。(10)
柴榮對這十六名舉子進行調查，他認為隻有李覃等四人合格，嚴說、武允成等十二人暫時還不具備中舉的資格，悉數黜落，“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柴榮並沒有對這些黜落的士子關上入仕的大門。幾年後，嚴說等人又重新靠自己的能力登科，“後數年，其被黜者相繼登第。”(11)
人才難得，這個道理再淺顯不過，政權建設，實際上就是人才的質量、數量的累積。盛世的標準之一就是大量優秀人才的井噴，初唐、北宋皆是如此。人才質量的重要性要大於其數量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合適的人選，寧可空缺不用。柴榮需要人才，但不會以犧牲原則為代價。當然，在柴榮晚期，他有時就以個人喜好濫封官職，比如臨終前要封酒鬼王著入中樞，這是柴榮的缺點。
柴榮勵精圖治，旰食之勞，也激發了大臣們參與政治的熱情。有些大臣其實並非是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隻是近代多昏暴之君，不求至治，與其說真話得罪人，不如閉嘴。但柴榮一番真誠的表白之後，他們感覺到柴榮確實是做實事的皇帝，自然就踴躍發言。
集賢殿學士竇儼給柴榮上了一道奏疏，這道奏疏係統的闡明了竇治對內政外交的整體思維，“歷代致理，六綱為首”。所謂六綱，即：
一、明禮，建立正確的社會倫理道德觀。
二、崇樂，盛世修樂，以示正統，收人心。
三、熙政，行政要精簡有當，隻有政治清明，才能完成具體的施政綱領。
四、正刑，國家權力機構必須明細法律，威懾不法。
五、勸農，農業是國家穩定的根本和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要大力發展農業。
六、經武，整肅軍紀，打造一支作風過硬、訓練有素的軍隊，否則就不能完成統一。(12)
竇儼把“明禮”放在了第一位，是很有道理的。從社會學角度看，人的社會性要遠遠大於人的動物性，沒有統一的道德標準，人心就會浮動，社會就會動盪。衡量盛世的標準有兩個，一是發達的經濟體係，二是正確的道德價值觀，二者缺一不可。
其他五條也切中時弊，特別是後四條，如果歷代帝王都能做到這四條，何憂天下不治？柴榮看了竇儼此疏後，“多見聽納”。事實證明，柴榮也確實是這麽做的，當然柴榮本人也會想到這些治國之道。求治之術，在於求言。要多聽聽別人的意見，廣開言路，這樣才不會造成封閉決策，頭腦一熱，亂開藥方。
內政清明，是盛世根本。社會盛衰與否，其實都是政府決策優劣的外在體現。柴榮所處的五代十國是個天崩地裂的大亂世，但柴榮卻有條不紊的做開創盛世的努力，柴榮不甘心做一個守成之君，為了改變渾渾噩噩的社會生存狀態，他必須繼續搞一些大動作。一味守成遷就，是不可能開創盛世的。
大臣們“恃寵矜功，縱慾敗度。”其實都是帝王縱容出來的，有什麽樣的皇帝，就有什麽樣的大臣，反之也一樣。所以柴榮認為皇帝縱容大臣，實際上是對他們的不愛惜，真正的愛人，是使其不置於顛危之地。樹皆有根，枝葉敗爛，原因出在根上。
這也是柴榮用人的態度，不苛薄，不縱容，有過必罰，有功必賞。君臣共存之道，在於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縱容。侍臣和柴榮從各自的角度解釋了如何才能實現君臣和諧共存，周朝群臣對柴榮的觀點非常贊同，認為皇帝說出了他們想說、但不敢說的話。“群臣大稱美之。”(9)
五代雖然是亂世，但有一點卻做的非常好，就是基本沒有停過科舉製度。五代五十三年，除了後梁和後晉各停了兩年科舉取士外，其他無論戰亂與否，從不廢科舉取士之道。統治者可以從中遴選人才，為本政權服務。倒是文化興盛的南唐，基本沒有實行科舉製度，旋起而廢。
五代科舉取士，與國有益，但也弊竇叢生，最大的問題是考試製度不嚴格，容易出現走後門的現象，或者是士人參加的次數多了，屢考不第，考官於心不忍，就行了方便。諸種弊端導致政府選用的人才質量出現下降，柴榮對這個問題非常關心。
顯德二年（公元955年）三月，禮部侍郎劉溫叟主持科考，取以李覃為首的進士十六人。但有落榜的士子對此不服，向朝廷告發，說此次考試有舞弊行為，對其他落榜士子不公，請求朝廷嚴查此事。柴榮就此下詔：
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曮、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閭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徽、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李震，《文獻通考》記為李進）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視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別具條理以聞。(10)
柴榮對這十六名舉子進行調查，他認為隻有李覃等四人合格，嚴說、武允成等十二人暫時還不具備中舉的資格，悉數黜落，“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柴榮並沒有對這些黜落的士子關上入仕的大門。幾年後，嚴說等人又重新靠自己的能力登科，“後數年，其被黜者相繼登第。”(11)
人才難得，這個道理再淺顯不過，政權建設，實際上就是人才的質量、數量的累積。盛世的標準之一就是大量優秀人才的井噴，初唐、北宋皆是如此。人才質量的重要性要大於其數量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合適的人選，寧可空缺不用。柴榮需要人才，但不會以犧牲原則為代價。當然，在柴榮晚期，他有時就以個人喜好濫封官職，比如臨終前要封酒鬼王著入中樞，這是柴榮的缺點。
柴榮勵精圖治，旰食之勞，也激發了大臣們參與政治的熱情。有些大臣其實並非是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隻是近代多昏暴之君，不求至治，與其說真話得罪人，不如閉嘴。但柴榮一番真誠的表白之後，他們感覺到柴榮確實是做實事的皇帝，自然就踴躍發言。
集賢殿學士竇儼給柴榮上了一道奏疏，這道奏疏係統的闡明了竇治對內政外交的整體思維，“歷代致理，六綱為首”。所謂六綱，即：
一、明禮，建立正確的社會倫理道德觀。
二、崇樂，盛世修樂，以示正統，收人心。
三、熙政，行政要精簡有當，隻有政治清明，才能完成具體的施政綱領。
四、正刑，國家權力機構必須明細法律，威懾不法。
五、勸農，農業是國家穩定的根本和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要大力發展農業。
六、經武，整肅軍紀，打造一支作風過硬、訓練有素的軍隊，否則就不能完成統一。(12)
竇儼把“明禮”放在了第一位，是很有道理的。從社會學角度看，人的社會性要遠遠大於人的動物性，沒有統一的道德標準，人心就會浮動，社會就會動盪。衡量盛世的標準有兩個，一是發達的經濟體係，二是正確的道德價值觀，二者缺一不可。
其他五條也切中時弊，特別是後四條，如果歷代帝王都能做到這四條，何憂天下不治？柴榮看了竇儼此疏後，“多見聽納”。事實證明，柴榮也確實是這麽做的，當然柴榮本人也會想到這些治國之道。求治之術，在於求言。要多聽聽別人的意見，廣開言路，這樣才不會造成封閉決策，頭腦一熱，亂開藥方。
內政清明，是盛世根本。社會盛衰與否，其實都是政府決策優劣的外在體現。柴榮所處的五代十國是個天崩地裂的大亂世，但柴榮卻有條不紊的做開創盛世的努力，柴榮不甘心做一個守成之君，為了改變渾渾噩噩的社會生存狀態，他必須繼續搞一些大動作。一味守成遷就，是不可能開創盛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