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燕京學報》新7期(1999年)、新8期(2000年)


    注釋:


    [219] 《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160頁,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經略洪承疇揭帖》,《明清檔案》第28冊,a28-13,同日《五省經略洪承疇揭為自陳不職請敕罷斥》。


    [220] 《清世祖實錄》卷91,順治十二年四月壬戌條。四川巡撫李國英奏言:“我國家兵威無敵,而小醜敢逆顏行,非兵不強,餉不足,由封疆之臣畏難避苦、利鈍功罪之念先入於中,以致貽憂君父耳。”很顯然,矛頭就是針對洪氏的。


    [221] 《清世祖實錄》卷91,順治十二年四月己巳條。


    [222] 以上未指明出處者,均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150頁,順治十一年七月初二《經略洪承疇密揭帖》。


    [223] 《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538頁,順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經略洪承疇密揭帖》。


    [224] 《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146頁,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


    [225] 《清世祖實錄》卷89,順治十二年二月戊午條記載順治帝得知洪承疇此時正“在彼操練軍兵,整修器械”,故取消了派駐八旗官兵駐防武昌的決定。


    [226] 《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146頁,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


    [227] 黃榜元:《興寧縣誌》卷18,《雜記·紀異》記載,順治十一年“紅寇復擾”,知縣“合桂東官兵進剿,賊眾乏食,盡從江西、廣東散去。”這時“紅寇”活動頻繁,看來與李定國的軍事行動有密切關係。


    [228] 郭岐勛:《桂東縣誌》卷7,《兵防誌》;楊嶽方:《酃縣誌》卷11,《事記·兵燹祥異》。


    [229] 《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563頁,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經略洪承疇密揭帖》,《明清檔案》第25冊,a25-4,同日之二《五省經略洪承疇揭請備戰明年秋冬會剿滇黔賊寇事宜》。


    [230] 《洪承疇章奏文冊彙輯》第132頁,順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軍前十二年分收支兵馬錢糧事揭帖》。


    [231] 如順治十三年南明知府郭子治等率士民投誠,洪氏十分興奮,認為“巫夔之間耕鑿久馳,竟成荒土,賊之外地無委積可恃,動多掣肘。”就是一個例子,這個成就並非是軍事勝利。見《明清檔案》第30冊,a30-12,順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二《五省經略洪承疇揭報投誠文職姓名請準照例降授》。


    [232] 《明季南略》卷16,《洪承疇傳》,第522頁。


    [233] 《洪承疇章奏文冊彙輯》第106頁,順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常德剿賊大兵已旋荊州會議另發大兵駐紮澧州事密揭帖》。


    [234] 戴聯壁:《城步縣誌》卷5,《形勝》,同治七年修,民國十九年重刊本。


    [235] 周思仁:《武岡州誌》卷8,《流寇紀略》,幹隆二十二年刻本。


    [236] 《永曆實錄》第13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237] 《清代檔案史料從編》第六輯,第172頁,順治八年七月十一日《沈永忠為沅州失陷請撥軍糧以資進剿事題本》。


    [238] 《洪承疇章奏文冊彙輯》第107頁,順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常德剿賊大兵已旋荊州會議另發大兵駐紮澧州事密揭帖》。


    [239] 十月十五日據紫陽中路坐撥把總向應芳報稱:“高、丁貳家撥兵,自南嶽廟一帶,於十三日酉時撤轉”,“已上靖州。又聞武岡楊武亦要上靖州”,十五日“逆賊將磨陽隘、野豬沖一帶預撥盡行撤回”。十七日據劉先揚報稱,“逆賊於初九日到武岡,調楊武兵轉,楊武心中十分不快。十一日,吩咐各兵收拾,十六日起身,隻見各賊甚是慌忙。又雲,初八日,逆賊調高賊,於十三日擄掠洞口而去。”載《清代檔案史料從編》第六輯,第296頁,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張長庚為孫可望遞書降清事揭帖》。


    [240] 周思仁:《武岡州誌》卷9,《藝文誌》,車萬育《改復大學碑記》。


    [241] 《清史列傳》卷4,《大臣劃一傳檔正編一·阿爾津》,第一冊,第241頁。


    [242] 以上未指明出處者,均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570頁,順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經略洪承疇密揭帖》。


    [243] 《洪承疇章奏文冊彙輯》第146頁,順治十四年二月初六日《辰州大兵糧米署道玩誤事密揭帖》。


    [244] 黃誌遴雖然“解常德料豆,淺閣湖中,未免遲緩”,“但本官勤慎,會計職前,時未遽同參。”見《明清檔案》第31冊,a31-24,順治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之三《五省經略洪承疇揭報署道運解糧米遲誤有因請準寬宥》。


    [245] 《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562頁,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經略洪承疇密揭帖”,《明清檔案》第25冊,a25-4,同日之二《五省經略洪承疇揭請備辦明年秋冬會剿滇黔賊寇事宜》。


    [246] 《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161頁,順治十三年八月十日《經略洪承疇揭帖》,《明清檔案》第28冊,a28-77,同日《五省經略洪承疇揭報兵糧未足難以預期進兵滇黔》。


    [247] 《清世祖實錄》卷104,順治十三年十一月辛亥條。案:這實際上是兵部錯誤理解(抑或是故意如此)洪承疇揭報中的字麵意思引起的。在洪氏十三年八月初十的揭帖中,他匯報了從各處調兵增設湖北、湖南、粵西官兵的情形,行動最遲緩的粵西新增一萬五千官兵,“必今歲冬春之交乃可齊集”,意思是十三年秋冬之交,自己不敢輕舉妄動,以後能否大舉出兵,尚須視官兵齊集、糧餉充足、時機湊合這三個條件是否完全具備。但兵部就抓住粵西官兵“今歲冬春之交乃可齊集”的字眼,而將他一再強調的事機湊合拋到一邊,決定順治十四年春天出兵,並上報順治帝,大概是想拉大旗作虎皮,借順治帝壓迫洪承疇應承十四年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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