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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疇長沙幕府與西南戰局 作者：楊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不幸的是洪承疇最終還是沒能等到“計離賊黨”從而可以“優加爵賞”的機會。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洪承疇得到了上映崗土目報告的李定國動向：“逆賊李定國差偽總兵吳之鳳齎偽敕令旨到鎮安，稱偽永曆已移駐雲南省，李定國錫封偽晉王，即領賊眾復圖犯兩粵等情，並抄錄偽敕書到職。職細釋來文，似孫、李二逆又有複合之勢。”[268]對於孫、李矛盾這種有關“招撫機括”核心內容的情報，洪承疇是絕對重視的。也正因為如此，這一錯誤的估計，給他致命一擊，使他陷入絕望的深淵，導致他第一次借病乞去。
事實上，當時孫、李不僅沒有可能和好，矛盾的發展反而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三個月後雙方就在雲南曲靖交水進行了一場大戰，結果是孫可望落荒而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降清軍。但洪承疇已經等不及到那一天了，這又一次暴露了他個性中足以左右其人生道路的最大弱點——極不堅定。在洪氏眼裏，整整四年以來，在孫、李有矛盾的情況下，他所指揮的清軍也沒有占到任何便宜，若是兩人有和好的可能，他還有什麽好日子過？在他看來，南明武裝簡直就是一道無法打破的堅冰，在這道堅冰麵前，他不禁心慌氣短起來。作為一個軍事統帥，洪氏無疑是有才能的，他所製定的戰略思想絕對正確，他的工作事實上也被證明卓有成效，但他唯獨缺少成就一個成功軍事家所必備的要素，這就是堅定不移的信念，執著追求崇高理想和既定目標的定力。正是這個弱點，使他在十六年前的遼寧鬆山前線，作為明軍最高指揮官，經過兩個多月的徘徊、猶豫之後，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邁出了遭萬人唾罵的可恥一步，投降當時的敵方後金政權；現在，歷史又恐怖地重演了：退卻絕不可能，前進又毫無把握，與其冒險重蹈鬆山兵敗的覆轍，不如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於是僅僅在得到這個消息的兩天之後，六月三十日洪氏就上疏以病乞休[269]。李光濤先生認為這是“避難”[270]，洵為至言。至此，洪氏自己也十分清楚：若再次兵敗，不僅乞命敵手絕無可能，清廷也豈能輕饒了他？以六十有五之年，雙目幾瞽之身，兢兢業業，訖訖矻矻，最終落得如此境地，何苦來著？洪承疇不禁悲從中來，“陡患危篤之疾”[271]，既是無可奈何的藉口，也是順理成章的結果，更是他唯一可以選擇的全身法寶，所有的信心和力量就在這一剎那間崩潰了、消失殆盡，以絕望而避難，並非言過其實。
清廷隨即批準洪氏解任[272]，並決定“經略員缺，相應不補”[273]。因此，洪承疇建議將經略營製中八旗官員、甲兵、丁壯內年貌精壯、有能力買馬備器者，聽湖廣總督、湖廣巡撫和偏沅巡撫就近遇缺補用，其餘人員“同職回京”，盡量使所屬“各有著落”[274]。這完全是交待後事的口吻，時間是順治十四年十月。滿朝文武，甚至是順治帝本人似乎也感染了洪承疇的絕望。值得慶幸的是，這種絕望並沒有機會維持多久。就在洪承疇上奏交待後事、清廷決定不設經略的一月之前，九月二十八日“秦王已差官持書前往經略處”[275]，洪承疇沒有收到來信，當然也不知道他的麵前已經出現了孫可望這個救星，清廷更是無法得知南明內部的具體實情。一個半月之後，孫可望的信使到達準備收拾行囊的洪氏軍中[276]，清廷立即改變決定，洪氏“留原任管事”[277]，統領所屬官兵，同寧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宗室羅托等由湖南前進，相機收取貴州。雖然洪氏所堅持的進剿雲貴的三個條件最終還是實現了，但歷史似乎與他開了一個不輕不重的玩笑，僅僅相差三個月，本來可以功德圓滿的洪承疇卻禁不住來自各方的沉重壓力，在時運不濟、陰差陽錯的陰影中遞上了以病解任的奏本，勝利的桂冠再次與他失之交臂。
至此，對洪氏“爭功”之說，我覺得也靠不住。期待雲貴內變，一直是洪氏希望之所在，精力專注之目標。若他再耐住性子，等待三個月，事情就完全如他所預計的一樣，根本不存在爭功的嫌疑。再說，他爭到了什麽？他可有資格爭功？雖然孫可望一經投降，他立即病癒，表示要振勵精神，勉圖竭蹶，慎終如始，卻再也不能恢復原來的地位了。清軍轉入戰略進攻階段後，分三路進攻雲貴，洪氏隻是其中的一路，尚且要與寧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托協商[278]，地位陡然下降。順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洪承疇再次乞病解任[279]，可見他對自己的處境和地位還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自己的使命宣告完成，隻能以體力不支這種最平常、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告退，或許帶著走狗良弓之悲，但絕對不敢表露。分內之事還得勉力完成，如“為諸軍任餉，十七年八月以前仍不能卸經手之責”[280]。可以說，這就是洪氏第二次乞病解任的內情。
對於洪承疇的乞請，清廷也沒有加以挽留。洪氏乞病解任的揭帖在十月十六日到達朝廷，僅僅一周之後的二十三日，清廷即“特準解任回京調理”[281]，行政效率如此之高，如此不假思索，這隻能證明以往的信任有加，僅僅是一種權宜，一篇迫不得已的權宜，並非真正信任無猜。敕命以來一直如梗在喉，此時洪氏自尋階梯，正中清廷下懷。五省經略的赫赫威權，隻是歷史長河遇到堅強礁石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轉瞬即逝，從來就不能當作鐵板釘釘的真實舊事重提，更不能成為洪氏爭功的砝碼。順治十六年之後洪氏地位的尷尬，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最終隻能成為又老又廢的閑人，淒悽慘慘死在北京，是心機過度還是被清廷無情拋棄？歷史是殘酷的，又是順理成章的，這與洪承疇個人天良是否存在關係不大，倒是與他關鍵時刻總是不夠堅定的個性大有幹係。我們不可能重演歷史，也不可能完全恢復歷史的原貌，但應該追求對歷史作出更合理、更接近真實的解釋。當然，本文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嚐試而已。
事實上，當時孫、李不僅沒有可能和好，矛盾的發展反而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三個月後雙方就在雲南曲靖交水進行了一場大戰，結果是孫可望落荒而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降清軍。但洪承疇已經等不及到那一天了，這又一次暴露了他個性中足以左右其人生道路的最大弱點——極不堅定。在洪氏眼裏，整整四年以來，在孫、李有矛盾的情況下，他所指揮的清軍也沒有占到任何便宜，若是兩人有和好的可能，他還有什麽好日子過？在他看來，南明武裝簡直就是一道無法打破的堅冰，在這道堅冰麵前，他不禁心慌氣短起來。作為一個軍事統帥，洪氏無疑是有才能的，他所製定的戰略思想絕對正確，他的工作事實上也被證明卓有成效，但他唯獨缺少成就一個成功軍事家所必備的要素，這就是堅定不移的信念，執著追求崇高理想和既定目標的定力。正是這個弱點，使他在十六年前的遼寧鬆山前線，作為明軍最高指揮官，經過兩個多月的徘徊、猶豫之後，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邁出了遭萬人唾罵的可恥一步，投降當時的敵方後金政權；現在，歷史又恐怖地重演了：退卻絕不可能，前進又毫無把握，與其冒險重蹈鬆山兵敗的覆轍，不如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於是僅僅在得到這個消息的兩天之後，六月三十日洪氏就上疏以病乞休[269]。李光濤先生認為這是“避難”[270]，洵為至言。至此，洪氏自己也十分清楚：若再次兵敗，不僅乞命敵手絕無可能，清廷也豈能輕饒了他？以六十有五之年，雙目幾瞽之身，兢兢業業，訖訖矻矻，最終落得如此境地，何苦來著？洪承疇不禁悲從中來，“陡患危篤之疾”[271]，既是無可奈何的藉口，也是順理成章的結果，更是他唯一可以選擇的全身法寶，所有的信心和力量就在這一剎那間崩潰了、消失殆盡，以絕望而避難，並非言過其實。
清廷隨即批準洪氏解任[272]，並決定“經略員缺，相應不補”[273]。因此，洪承疇建議將經略營製中八旗官員、甲兵、丁壯內年貌精壯、有能力買馬備器者，聽湖廣總督、湖廣巡撫和偏沅巡撫就近遇缺補用，其餘人員“同職回京”，盡量使所屬“各有著落”[274]。這完全是交待後事的口吻，時間是順治十四年十月。滿朝文武，甚至是順治帝本人似乎也感染了洪承疇的絕望。值得慶幸的是，這種絕望並沒有機會維持多久。就在洪承疇上奏交待後事、清廷決定不設經略的一月之前，九月二十八日“秦王已差官持書前往經略處”[275]，洪承疇沒有收到來信，當然也不知道他的麵前已經出現了孫可望這個救星，清廷更是無法得知南明內部的具體實情。一個半月之後，孫可望的信使到達準備收拾行囊的洪氏軍中[276]，清廷立即改變決定，洪氏“留原任管事”[277]，統領所屬官兵，同寧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宗室羅托等由湖南前進，相機收取貴州。雖然洪氏所堅持的進剿雲貴的三個條件最終還是實現了，但歷史似乎與他開了一個不輕不重的玩笑，僅僅相差三個月，本來可以功德圓滿的洪承疇卻禁不住來自各方的沉重壓力，在時運不濟、陰差陽錯的陰影中遞上了以病解任的奏本，勝利的桂冠再次與他失之交臂。
至此，對洪氏“爭功”之說，我覺得也靠不住。期待雲貴內變，一直是洪氏希望之所在，精力專注之目標。若他再耐住性子，等待三個月，事情就完全如他所預計的一樣，根本不存在爭功的嫌疑。再說，他爭到了什麽？他可有資格爭功？雖然孫可望一經投降，他立即病癒，表示要振勵精神，勉圖竭蹶，慎終如始，卻再也不能恢復原來的地位了。清軍轉入戰略進攻階段後，分三路進攻雲貴，洪氏隻是其中的一路，尚且要與寧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托協商[278]，地位陡然下降。順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洪承疇再次乞病解任[279]，可見他對自己的處境和地位還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自己的使命宣告完成，隻能以體力不支這種最平常、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告退，或許帶著走狗良弓之悲，但絕對不敢表露。分內之事還得勉力完成，如“為諸軍任餉，十七年八月以前仍不能卸經手之責”[280]。可以說，這就是洪氏第二次乞病解任的內情。
對於洪承疇的乞請，清廷也沒有加以挽留。洪氏乞病解任的揭帖在十月十六日到達朝廷，僅僅一周之後的二十三日，清廷即“特準解任回京調理”[281]，行政效率如此之高，如此不假思索，這隻能證明以往的信任有加，僅僅是一種權宜，一篇迫不得已的權宜，並非真正信任無猜。敕命以來一直如梗在喉，此時洪氏自尋階梯，正中清廷下懷。五省經略的赫赫威權，隻是歷史長河遇到堅強礁石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轉瞬即逝，從來就不能當作鐵板釘釘的真實舊事重提，更不能成為洪氏爭功的砝碼。順治十六年之後洪氏地位的尷尬，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最終隻能成為又老又廢的閑人，淒悽慘慘死在北京，是心機過度還是被清廷無情拋棄？歷史是殘酷的，又是順理成章的，這與洪承疇個人天良是否存在關係不大，倒是與他關鍵時刻總是不夠堅定的個性大有幹係。我們不可能重演歷史，也不可能完全恢復歷史的原貌，但應該追求對歷史作出更合理、更接近真實的解釋。當然，本文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嚐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