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三年十一月,駐守荊州的寧南靖寇大將軍阿爾津同都統卓羅攻下辰州 ,當時的形勢並沒有發生有利清軍的根本變化。“先是,辰州屢下,緣守兵寡,輒復為賊陷。”阿爾津攻下辰州後,建議或移常德總兵駐守,或以自己所部滿兵留守,洪承疇以“常德兵力難分,勁旅不宜擅留”為理由拒絕,引起阿爾津強烈不滿,認為辰州可守,則沅靖可達,沅靖一得,即可進取滇黔,兩人就此發生矛盾。洪氏隻得將矛盾上交,讓順治帝裁決,結果“上命阿爾津班師,以征守事委承疇速籌。”[241]清廷之所以將滿洲親貴大臣調離前線,以戰守之事全盤委託洪承疇,其中的奧妙並不難理解。


    就在阿爾津率滿兵攻下辰州以後,孫可望即下令武岡、辰溪、漵浦等地的部隊分頭出兵,益陽總兵劉進忠在新化部署的防衛力量受到攻擊,右營遊擊吳國友分守漵浦,四百名官兵被陷,吳“身受二槍,頭上一刀,睡在草地”戰死。而洪承疇所率的長沙滿漢官兵則因不能判斷敵情而無法動彈,“恐先故出漵浦以誘我兵,或暗出寶慶、東安各處,皆未可定。如長沙官兵一有移動,彼時即難轉回兼顧。”這正是戰略相持階段由於不具備戰略優勢,兵力調轉不靈,捉襟見肘窘境的典型表現。


    漵浦、辰溪、武岡等地的南明部隊同時運動,而且“洞口逆賊日報增添”,參與行動的有“沅州、會同、黔陽偽王、將軍興國侯、武安營等七家人馬,的有四五千”[242]之多,興國侯是指馮雙禮,武安營是陳國能的部隊。可見孫可望是下定決心要奪回辰州,洪承疇棄守辰州,實在也是迫不得已。


    再說,阿爾津駐守辰州,供應滿洲大兵糧餉草豆也給洪氏造成極大的壓力。當時主管糧餉供應的是湖廣左布政黃誌遴及署理督糧道事武昌知府梁知先,在運輸途中米豆、草料紛紛漂沒、擱淺,供應不及,梁知先受到嚴譴,而黃誌遴雖然“職司發運……遲緩缺少”[243],但因與洪氏關係特殊得到庇護,被免於處分。[244]可見由於清軍在軍事上不占上風,後勤供應也趑趄艱難。致力於在湖廣前線建立一個全麵防禦的軍事體係,洪氏的良苦用心在此可見一斑。它不僅使清軍在前線可以互相呼應,後方供應也能快捷有力地跟上。全麵防禦體係一旦完成,離取得戰略主動權就靠近了一步。但此時至少還須耐心等待一年。順治十四年十月,也就是孫可望決定投降清軍之前,辰州與沅州、靖州、武岡一樣,都是南明軍隊的防區,在雙方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之前,清軍深入內線作戰是十分危險的,因此,即使一度得手,也不得不放棄。這正是洪承疇決意棄守辰州、極力營建軍事防禦體係以支持其政治招撫,通過招撫削弱對方的有生力量,爭取戰略轉機早日來到的根本原因。


    在戰略轉機尚未到達之際,固守辰州並不現實,急功冒進的阿爾津幹擾了洪承疇的戰略部署,而他以寧南靖寇大將軍的身份與經略洪承疇的意見相左的情況下,清廷隻能將他調回北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這是完全正確的。


    到此為止,清廷對洪承疇仍然表示信任。但這種信任究竟還能維持多久,洪承疇心裏並沒有把握,而他所麵臨的壓力卻越來越大。這就直接關係到第三個問題,即順治十四、十六年洪承疇兩次借病辭去的真正原因是什麽?


    先說順治十四年六月第一次借病辭去。我們已經知道,到順治十四年的下半年,洪承疇在湖廣前線的軍事防禦體係基本完成,離清軍掌握戰略主動接近了一步。恰恰就在此時,六月三十日,洪氏卻借病乞去,其中有何隱情?


    自順治十二年以來,清廷就不斷催促洪氏進剿雲貴,而他的態度一直十分堅決,非同時具備三個條件絕不出兵:這就是官兵齊集、糧餉充足、事機湊合。順治十二年底他以“兵未能齊,糧未能足,或時事機會未能湊合,職亦不敢輕舉妄動,以成不了之局,貽後來之患”的理由,將兵部催促進兵雲貴的計劃輕易推到十三年秋冬[245]。十三年八月,他又老調重彈,認為條件尚未具備,“楚粵官兵尚未齊集,進取事機尚未湊合,此順治十三年秋冬之交,計算酌量未可輕舉。”[246]至順治十四年年中,湖廣前線的軍事防禦體現基本完成,而且兵部在十三年年底已將準備“明年春天”進兵雲貴的計劃上報順治帝[247]。可以說,至此,對進兵雲貴的計劃,洪氏已是一推再推,無可再推了。


    此時的形勢與順治十年洪氏受命之初相比,已經發生很大變化。


    順治十一年底以來,清廷與鄭成功海上武裝和談失敗,東線戰事起動,清廷不得不調兵遣將,布置東線的海防前線。這對西線的洪承疇來說壓力遽然增強,不管是在政治上、軍事上還是財政上。


    在曠日持久的相持中,湖廣前線的人事班子發生了不少變動。順治十三年二月,因浙江總督佟岱與巡撫秦世禎不睦,清廷將兩廣總督李率泰調往浙江任總督,另以固山額真王國光總督兩廣[248]。李率泰本來是洪氏經略西南之際專門推薦的輔佐人選,至此因東線戰事而離開。


    順治十三年二月初九,曾取得常德大捷的寧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陳泰病卒於軍中。


    九月京察。湖廣總督祖澤遠以才力不及降一級,解任回京,由李蔭祖繼任[249];湖廣巡撫林天擎原為洪承疇極力舉薦的“真才真品,有謀有為”的幕員[250],也因“才力不及”降一級,照舊留任,又以微故連降五級,調外用,由內院學士張長庚接任[251]。順治十三年以後湖廣方麵大員總督、巡撫均以“才力不及”連連降調,這是否是對湖廣軍前“寸土未恢”之總指揮官的一種暗示?在人事變動背後是否隱含著來自朝廷甚至是順治帝本人的壓力?清廷的政治信任究竟還能維持多久?這對洪氏來說不能不是一種巨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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