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馬漢三、劉玉珠作案的手段雖然高明，但尚算不上天衣無縫。最大的線索就是戴笠座機失事後找到2 件稀世珍寶古劍和羊脂白玉九龍杯。如果當局及軍統能順著這兩件遺物追尋下去，必定有所發見。但是，當時國民黨上下及軍統內外竟沒有人認真對戴笠死因提出質疑並進行嚴謹的調查活動，結果讓馬漢三僥倖過關。這種事看起來令人費解，其實，仔細分析起來，亦使人釋然。當時確有諸多因素和緣由阻止人們作進一步猜測和深想，從而使本應引起人們警黨的東西從眼前及腦際滑了過去。
第一，自然氣候的巧合，掩蓋了人為的陰謀。3 月17 日及以後的兩天，上海、南京地區的滂沱大雨，蒙住了人們的視野。飛機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下失事是常有的事。並且飛機正好墜毀在戴山上，又是在南京上空，這與飛機在降落過程中，因視野不清而撞上戴山的推論完全吻合。這種推論雖然沒有任何第一手資料可供證實，但當時的天氣狀況及飛機失事現場是人所共知的。誰也不可能在這種極正常的事件中推導出任何不正常的結論來，戴笠的死真是“天作之合”。並且，因222 號專機所帶汽油達800 加侖之多，經兩小時的熊熊燃燒，飛機上有形的東西大部分化為灰燼，剩下的又被雨水改變了一切。又因失事兩日後現場才被軍統發現，此時當地農民的尋寶活動，更把現場破壞得麵目全非，許多極重要的物證也被踐踏或撿走。如果不是沈醉從當地農民手中討回古劍及羊脂白玉九龍杯2 件遺物，更給後來徹查戴笠的死因增加了難度。
第二，“宿命論”瀰漫了軍統內部，甚至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也被迷惑。
戴笠在其一生中雖不相信鬼神之類，但是卻十分迷信風水、算命及看相一類東西。他自江湖算命先生推算他命中缺水忌土的忌諱後，終身篤信不移。並從1926 年投軍黃埔開始，就改用“戴笠”、“雨農”等名、字來補命中之不足。等到以後使用特工化名時，更用了一些諸如汪濤、江漢清、塗清波、沈沛霖、洪淼等洪水滔滔的代號，總之是水越大越好。偏偏自1945 年底開始，戴笠因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飛來飛去，長期不在重慶，毛人鳳考慮洪淼的化名使用太久，不利於保密和安全，按例需更換。秘書室秘書袁寄濱是不信看相算命這一套的，就有意擬了一個“高崇嶽”的化名，經毛人鳳批準後使用。結果使用後僅幾個月，戴笠就撞死戴山，這使特務們一致公認是“高崇嶽”的化名給戴笠帶來兇險，從而機毀人亡，命喪黃泉。更為蹊蹺的是，戴笠座機失事的地點叫戴山，不但同姓，且此山多土，山腰的溝叫“困雨溝”，正與戴雨農暗合，而戴笠屍體恰被雨水沖入此溝；戴山下還有一座“戴家廟”；這一切還用再懷疑嗎？此處不葬戴，何處再葬戴？即使再不相信命運的人，對於這種冥冥之中的巧合，也不由得不倒抽一口冷氣。認為戴笠之死，除了命定之外，恐怕不會有第二種解釋。自此以後，特務中的種種傳聞便如鼠疫一般，瘋狂地肆虐起來，有的特務說，命相家早送給戴先生兩句偈言：謂之“遇山即止，逢橋必回”。現在飛機撞上戴山而中止，戴山又屬板橋鎮，又應驗了“逢橋必回”那句話。有的特務說，戴先生的座機本擬到南京明故宮機場降落，明故宮機場在南京城東隅，戴山卻在南京西南郊縣。
飛機從北邊偏東方向飛行，本與戴山風馬牛不相及；可是飛機到達南京地區上空後，突然風雨大作，駕駛員頓時不辨航線機場，222 號專機像是鬼使神差般地被一股引力拉向西南方向，直向戴山衝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總之，戴笠是命中注定該死，而且必死於此地，人力不可相強。正所謂“大將忌地名”。當時，在國民黨內，不獨軍統特務們有此種信念，即使一些軍政高級大員，也莫不相信如此。戴笠死後，孔祥熙、張群、陳果夫、陳立夫、何應欽、白崇禧、陳誠、張治中、顧祝同、湯恩伯等人聯名給戴笠送了一副輓聯，文曰：“製敵著奇勳數績無慚飛虎隊，禦空絕塵世驚讖真同落鳳坡”。
他們把戴笠死於戴山，比做三國時的大軍事家鳳雛先生龐統死於落鳳坡一樣，是命數使然。可見，在這一點上，國民黨上下都是有認同感的。
第三，蔣、戴關係的緊張感使人們不敢在戴笠之死這個微妙而敏感的問題上去窮追深究。自抗戰後期以後，蔣對戴的見疑和倦意、蔣戴關係的緊張是許多大特務都清楚的。蔣不但處心積慮地對付戴笠，即鄭介民、唐縱、毛人鳳等軍統巨頭也都在擔憂戴笠今後的前途並考慮如何在蔣戴關係中平衡自處。正當蔣、戴矛盾越來越尖銳，雙方都感到苦無良策進一步製服對方的時候，戴笠死訊傳來，蔣不免鬆了一口氣。鄭介民、唐縱也感到脫卸了負擔，似乎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結局。就以毛人鳳來說，雖然與戴笠關係很深，對戴笠之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在內心深處卻又認為，蔣戴繼續惡鬥的結果，他必然和戴笠一起翻船。毛人鳳將戴笠在北平發給蔣介石的那份“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的電報扣下不呈，目的就是希望這種結局不要來得太快。
因此，戴笠之死，確是死得其時，死得其所，既挽救了戴笠自己，也挽救了毛人鳳等一大批與戴笠關係很深的軍統大特務。由是，戴笠死後，上自蔣介石，下自軍統大頭目鄭、唐、毛等人，誰也無心想到戴笠之死有什麽異常。
第一，自然氣候的巧合，掩蓋了人為的陰謀。3 月17 日及以後的兩天，上海、南京地區的滂沱大雨，蒙住了人們的視野。飛機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下失事是常有的事。並且飛機正好墜毀在戴山上，又是在南京上空，這與飛機在降落過程中，因視野不清而撞上戴山的推論完全吻合。這種推論雖然沒有任何第一手資料可供證實，但當時的天氣狀況及飛機失事現場是人所共知的。誰也不可能在這種極正常的事件中推導出任何不正常的結論來，戴笠的死真是“天作之合”。並且，因222 號專機所帶汽油達800 加侖之多，經兩小時的熊熊燃燒，飛機上有形的東西大部分化為灰燼，剩下的又被雨水改變了一切。又因失事兩日後現場才被軍統發現，此時當地農民的尋寶活動，更把現場破壞得麵目全非，許多極重要的物證也被踐踏或撿走。如果不是沈醉從當地農民手中討回古劍及羊脂白玉九龍杯2 件遺物，更給後來徹查戴笠的死因增加了難度。
第二，“宿命論”瀰漫了軍統內部，甚至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也被迷惑。
戴笠在其一生中雖不相信鬼神之類，但是卻十分迷信風水、算命及看相一類東西。他自江湖算命先生推算他命中缺水忌土的忌諱後，終身篤信不移。並從1926 年投軍黃埔開始，就改用“戴笠”、“雨農”等名、字來補命中之不足。等到以後使用特工化名時，更用了一些諸如汪濤、江漢清、塗清波、沈沛霖、洪淼等洪水滔滔的代號，總之是水越大越好。偏偏自1945 年底開始，戴笠因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飛來飛去，長期不在重慶，毛人鳳考慮洪淼的化名使用太久，不利於保密和安全，按例需更換。秘書室秘書袁寄濱是不信看相算命這一套的，就有意擬了一個“高崇嶽”的化名，經毛人鳳批準後使用。結果使用後僅幾個月，戴笠就撞死戴山，這使特務們一致公認是“高崇嶽”的化名給戴笠帶來兇險，從而機毀人亡，命喪黃泉。更為蹊蹺的是，戴笠座機失事的地點叫戴山，不但同姓，且此山多土，山腰的溝叫“困雨溝”，正與戴雨農暗合，而戴笠屍體恰被雨水沖入此溝；戴山下還有一座“戴家廟”；這一切還用再懷疑嗎？此處不葬戴，何處再葬戴？即使再不相信命運的人，對於這種冥冥之中的巧合，也不由得不倒抽一口冷氣。認為戴笠之死，除了命定之外，恐怕不會有第二種解釋。自此以後，特務中的種種傳聞便如鼠疫一般，瘋狂地肆虐起來，有的特務說，命相家早送給戴先生兩句偈言：謂之“遇山即止，逢橋必回”。現在飛機撞上戴山而中止，戴山又屬板橋鎮，又應驗了“逢橋必回”那句話。有的特務說，戴先生的座機本擬到南京明故宮機場降落，明故宮機場在南京城東隅，戴山卻在南京西南郊縣。
飛機從北邊偏東方向飛行，本與戴山風馬牛不相及；可是飛機到達南京地區上空後，突然風雨大作，駕駛員頓時不辨航線機場，222 號專機像是鬼使神差般地被一股引力拉向西南方向，直向戴山衝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總之，戴笠是命中注定該死，而且必死於此地，人力不可相強。正所謂“大將忌地名”。當時，在國民黨內，不獨軍統特務們有此種信念，即使一些軍政高級大員，也莫不相信如此。戴笠死後，孔祥熙、張群、陳果夫、陳立夫、何應欽、白崇禧、陳誠、張治中、顧祝同、湯恩伯等人聯名給戴笠送了一副輓聯，文曰：“製敵著奇勳數績無慚飛虎隊，禦空絕塵世驚讖真同落鳳坡”。
他們把戴笠死於戴山，比做三國時的大軍事家鳳雛先生龐統死於落鳳坡一樣，是命數使然。可見，在這一點上，國民黨上下都是有認同感的。
第三，蔣、戴關係的緊張感使人們不敢在戴笠之死這個微妙而敏感的問題上去窮追深究。自抗戰後期以後，蔣對戴的見疑和倦意、蔣戴關係的緊張是許多大特務都清楚的。蔣不但處心積慮地對付戴笠，即鄭介民、唐縱、毛人鳳等軍統巨頭也都在擔憂戴笠今後的前途並考慮如何在蔣戴關係中平衡自處。正當蔣、戴矛盾越來越尖銳，雙方都感到苦無良策進一步製服對方的時候，戴笠死訊傳來，蔣不免鬆了一口氣。鄭介民、唐縱也感到脫卸了負擔，似乎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結局。就以毛人鳳來說，雖然與戴笠關係很深，對戴笠之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在內心深處卻又認為，蔣戴繼續惡鬥的結果，他必然和戴笠一起翻船。毛人鳳將戴笠在北平發給蔣介石的那份“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的電報扣下不呈，目的就是希望這種結局不要來得太快。
因此，戴笠之死，確是死得其時，死得其所，既挽救了戴笠自己，也挽救了毛人鳳等一大批與戴笠關係很深的軍統大特務。由是，戴笠死後，上自蔣介石，下自軍統大頭目鄭、唐、毛等人，誰也無心想到戴笠之死有什麽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