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這是一個連蔣也說不清、弄不明的問題。蔣是極謹慎極機警的，在沒有弄清戴的真正實力之前，他是不會把戴逼急了的。這就是蔣在處理戴的問題上進退兩難的原因，也就是戴笠的勢力在蔣的抑製下，仍然能繼續膨脹的道理。現在，戴笠因飛機失事，一命嗚呼，遽然退出與蔣較勁的競爭。這在蔣來說，戴笠以這種方式達到與蔣的“妥協”，這是蔣始料未及的。戴笠一死，不但對手頓失，而且所有的潛在威脅完全消除，蔣在心理上、情緒上的輕鬆解脫，不啻有如釋重負之感。
另一方麵，戴笠之死，蔣確有一種痛惜和惋然若失的感覺。戴是位特工奇才，這在蔣是很早就看出並認定了的。否則，蔣也不會在當初力排眾議，突發奇招，把特務處長這一最重要的職務交給小小的黃埔六期生去掌握。戴自中山陵受命後，確也幹得十分出色。蔣之打天下，坐天下，應該說戴笠是立了大功的。到最後，特工已經滲入蔣介石統治的各個方麵，成了蔣須臾不可或缺的統治工具，戴笠也成了蔣身邊不可缺少的心腹親信。確切而論，蔣用人有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即既要是奴才，又要是人才。單純的奴才，蔣是不用的，單純的人才，蔣也是不用的，必須是奴才與人才的結合，蔣是很欣賞的。戴笠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奴才加人才的特工頭子，他的奴性超過了所有的國民黨官僚或新貴，他的才幹則比任何一個國民黨官僚或新貴毫不遜色，這就是戴笠能在20 餘年的特工生涯中始終受蔣寵信的真正原因。即使從戴笠之後的軍統大頭目來看，雖然鄭介民、唐縱、毛人鳳都是典型的家奴式人物，但是就才幹來說，他們與戴笠相較，是遠不可以道裏計的。自戴笠一死，軍統的工作立見被動，處處捉襟見肘，不用說有所開拓發展，就是連維持現狀都感困難。特別使蔣感到惱火的是，因內戰的形勢越趨緊張，國內許多大中城市紛紛爆發了和平遊行活動，一時搞得全國沸沸揚揚，使國民黨在國內外造成了很壞的觀感。蔣認定，自戴笠死後，鄭介民、唐縱、毛人鳳這些人缺乏戴笠那樣的政治頭腦和政治手腕，是不會辦事的。由此，蔣又漸次想到戴笠生前的種種好處。戴笠不但辦事幹淨利落，思慮周全，盡量避免給蔣帶來政治上的麻煩，而且能處處秉承自己的意旨，體念自己的苦心，雙方默契協調，幾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想到這些方麵，蔣更感到戴的才幹是無人可代的，而蔣對戴的怨恨與戒備，則隨著戴笠之死，也逐漸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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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_8 死後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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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一生的殊榮似乎註定要在死後才能獲得。3 月17 日，戴笠暴屍戴山的同一天，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重慶閉幕。這次會議無疑是蔣介石動員國民黨在戰後走向全麵獨裁的一次重要部署。一方麵是出於對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麵也是進行反共內戰動員的需要，蔣介石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對戴笠之死進行大規模的悼念活動，其規格、聲勢，完全是空前的。
1946 年4 月1 日，軍統局在重慶舉行隆重的戴笠追悼會。所有軍統內外勤的大特務全部到會。蔣介石親自到會主祭，號召特務們要完成戴笠生前遺願，繼續做好特務工作，並十分難得地流了淚，參加追悼會的特務們也大都痛哭失聲。禮畢，蔣介石走下主祭台，親切地在一批烈士家屬麵前轉了一圈，一一握手贈金，含淚以泣。死亡特務家屬們想到戴笠已死，軍統前景黯淡，自己今後的生活也將難以保障，思前瞻後，悲上心頭，一個個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毛人鳳覺得在此種情況下，蔣將難以脫身，當即揮手製止，將哭聲壓下，蔣趁機脫身，追悼會也在一片淒涼的氣氛中結束。
從4 月中旬開始，國民黨各大城市軍政最高主官按蔣的旨意，對戴笠之死紛紛舉行公祭。
4 月13 日，北平6200 人舉行隆重悼念活動，由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一級上將李宗仁主祭。
5 月17 日，濟南市舉行公祭，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親率4300 人主祭。
同一天，貴陽4100 人在貴州省政府楊森的率領下舉行悼念大會。
5 月19 日，武漢市8000 人舉行隆重的悼念活動，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一級上將程潛親率在漢軍政負責人主祭。
5 月20 日，重慶、成都、昆明三地同時舉行公祭，重慶由衛戍總司令部總司令王纘緒（上將銜）主祭，集會人數達6300 人；成都由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成都行營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主祭，集會人員竟達54000 餘人。
昆明由雲南省政府主席、第一方麵軍總司令盧漢主祭（上將銜），集會人數亦達42000 人。
5 月25 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七綏靖區司令官王陵基上將率3700 人在南昌主祭。
5 月26 日，上海8200 人舉行隆重的悼念活動，上海聞人、戴笠生前密友杜月笙主祭。
5 月30 日，合肥、無錫同時舉行公祭。合肥3200 人集會，由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戰區司令官李品仙（上將銜）主祭。無錫4000 人集會，由國民黨第三方麵軍總司令湯恩伯（上將銜）主祭。
6 月2 日，蘭州3200 人隆重集會，由甘肅省政府主席穀正倫主祭。
繼上述城市之外，廣州、福州、廈門、長沙、桂林、西安、鄭州、瀋陽等地也都舉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動。
另一方麵，戴笠之死，蔣確有一種痛惜和惋然若失的感覺。戴是位特工奇才，這在蔣是很早就看出並認定了的。否則，蔣也不會在當初力排眾議，突發奇招，把特務處長這一最重要的職務交給小小的黃埔六期生去掌握。戴自中山陵受命後，確也幹得十分出色。蔣之打天下，坐天下，應該說戴笠是立了大功的。到最後，特工已經滲入蔣介石統治的各個方麵，成了蔣須臾不可或缺的統治工具，戴笠也成了蔣身邊不可缺少的心腹親信。確切而論，蔣用人有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即既要是奴才，又要是人才。單純的奴才，蔣是不用的，單純的人才，蔣也是不用的，必須是奴才與人才的結合，蔣是很欣賞的。戴笠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奴才加人才的特工頭子，他的奴性超過了所有的國民黨官僚或新貴，他的才幹則比任何一個國民黨官僚或新貴毫不遜色，這就是戴笠能在20 餘年的特工生涯中始終受蔣寵信的真正原因。即使從戴笠之後的軍統大頭目來看，雖然鄭介民、唐縱、毛人鳳都是典型的家奴式人物，但是就才幹來說，他們與戴笠相較，是遠不可以道裏計的。自戴笠一死，軍統的工作立見被動，處處捉襟見肘，不用說有所開拓發展，就是連維持現狀都感困難。特別使蔣感到惱火的是，因內戰的形勢越趨緊張，國內許多大中城市紛紛爆發了和平遊行活動，一時搞得全國沸沸揚揚，使國民黨在國內外造成了很壞的觀感。蔣認定，自戴笠死後，鄭介民、唐縱、毛人鳳這些人缺乏戴笠那樣的政治頭腦和政治手腕，是不會辦事的。由此，蔣又漸次想到戴笠生前的種種好處。戴笠不但辦事幹淨利落，思慮周全，盡量避免給蔣帶來政治上的麻煩，而且能處處秉承自己的意旨，體念自己的苦心，雙方默契協調，幾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想到這些方麵，蔣更感到戴的才幹是無人可代的，而蔣對戴的怨恨與戒備，則隨著戴笠之死，也逐漸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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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_8 死後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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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一生的殊榮似乎註定要在死後才能獲得。3 月17 日，戴笠暴屍戴山的同一天，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重慶閉幕。這次會議無疑是蔣介石動員國民黨在戰後走向全麵獨裁的一次重要部署。一方麵是出於對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麵也是進行反共內戰動員的需要，蔣介石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對戴笠之死進行大規模的悼念活動，其規格、聲勢，完全是空前的。
1946 年4 月1 日，軍統局在重慶舉行隆重的戴笠追悼會。所有軍統內外勤的大特務全部到會。蔣介石親自到會主祭，號召特務們要完成戴笠生前遺願，繼續做好特務工作，並十分難得地流了淚，參加追悼會的特務們也大都痛哭失聲。禮畢，蔣介石走下主祭台，親切地在一批烈士家屬麵前轉了一圈，一一握手贈金，含淚以泣。死亡特務家屬們想到戴笠已死，軍統前景黯淡，自己今後的生活也將難以保障，思前瞻後，悲上心頭，一個個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毛人鳳覺得在此種情況下，蔣將難以脫身，當即揮手製止，將哭聲壓下，蔣趁機脫身，追悼會也在一片淒涼的氣氛中結束。
從4 月中旬開始，國民黨各大城市軍政最高主官按蔣的旨意，對戴笠之死紛紛舉行公祭。
4 月13 日，北平6200 人舉行隆重悼念活動，由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一級上將李宗仁主祭。
5 月17 日，濟南市舉行公祭，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親率4300 人主祭。
同一天，貴陽4100 人在貴州省政府楊森的率領下舉行悼念大會。
5 月19 日，武漢市8000 人舉行隆重的悼念活動，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一級上將程潛親率在漢軍政負責人主祭。
5 月20 日，重慶、成都、昆明三地同時舉行公祭，重慶由衛戍總司令部總司令王纘緒（上將銜）主祭，集會人數達6300 人；成都由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成都行營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主祭，集會人員竟達54000 餘人。
昆明由雲南省政府主席、第一方麵軍總司令盧漢主祭（上將銜），集會人數亦達42000 人。
5 月25 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七綏靖區司令官王陵基上將率3700 人在南昌主祭。
5 月26 日，上海8200 人舉行隆重的悼念活動，上海聞人、戴笠生前密友杜月笙主祭。
5 月30 日，合肥、無錫同時舉行公祭。合肥3200 人集會，由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戰區司令官李品仙（上將銜）主祭。無錫4000 人集會，由國民黨第三方麵軍總司令湯恩伯（上將銜）主祭。
6 月2 日，蘭州3200 人隆重集會，由甘肅省政府主席穀正倫主祭。
繼上述城市之外，廣州、福州、廈門、長沙、桂林、西安、鄭州、瀋陽等地也都舉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