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君強在一旁苦笑說：“隻好聽天由命了。”
這時，周佛海的情緒也逐漸平靜下來。他冷靜地分析了當前的處境，認為戴笠既死，指望戴笠出來說話已經落空，戴笠過去的種種許諾當然也不能作數。戴笠的繼任者鄭介民、唐縱、毛人鳳之流，既沒有戴笠的那份膽量和魄力，也沒有戴笠與自己多年來形成的那種密不可分的友情和關係，當然不會為自己承擔任何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責任。周佛海以為，現在唯一的希望，隻有趁國民黨和軍統各方麵的人事尚沒有大的變化，過去所謂“曲線救國”
和“自首”經過的是非曲直還能說得清楚，索性訴諸法律，抖落內幕，打一場筆墨官司，說不定尚有可為。否則時過境遷，情況變化，還有誰肯為我們這些巨奸站出來講話作證。如此一想，周佛海激動地站起來說：“我們不能這樣消極等待。我們已經等了7 個月了，好像蒙在鼓裏，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們應該主動請求軍統把我們移交法院。這樣，索性下個決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個心安”。周佛海說完，便徵求其餘幾個人的意見，問：
“你們以為怎麽樣？”隔了很長時間，還是追隨周佛海時間最長的羅君強囁嚅著回答：“事到如今，也隻好這樣辦了”。丁默邨也低聲表態：“那就這樣辦吧！” 其實，周佛海不要求上法庭，軍統也遲早會因頂不住輿論的壓力，而把他們交出去。 1946 年9 月17 日，周佛海等人由重慶楊家山梅樂斯公館，被解送南京軍統寧海路21 號看守所。1 個月後，被移交南京老虎橋監獄。1946年10 月21 日，周佛海由首都高等法庭進行第一次審理。這以後，周佛海雖然施出渾身解數，但仍免不了被判處死刑。直至楊淑慧以公布當年通過戴笠轉給周佛海的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相威脅，蔣才於1947 年3 月26 日發布特赦令，將周由死刑改為無期徒刑。這中間，大漢奸陳公博、繆斌、褚民誼、丁默邨等人已被先後判處死刑，執行槍決。自戰後以來，全國對漢奸案件判處死刑者達2720 人，其中得到特赦的僅周佛海一人。這中間的關節，或許是掌握在楊淑慧手中、並且已被存入香港銀行金庫的那封密信起了作用，或許是蔣念在已死的戴笠的情份，總算免周一死。但是，蔣赦之，天不赦之。
1948 年2 月28 日，周佛海仍然免不了病死獄中，結束了其反覆無常、賣主求榮的一生。
在戴笠生前密友中，表現最為平靜的莫過於張學良。如果說戴笠之死，使胡宗南失去的是盟友、杜月笙失去的是靠山、周佛海失去的是救星，那麽給張學良帶來的僅僅是一層淒涼和迷惘。張學良從1936 年12 月26 日被軟禁，直到抗戰勝利，在9 年中共12 次遷徙。在一個地點囚禁時間最長的僅2 年多時間，最短的隻有3 天。抗戰勝利後，張學良本指望蔣介石能釋放他，認為即使是判刑關押的時間也差不多將滿。張學良曾多次想見見戴笠，能了解打聽一下蔣對自己安排的腹案，但戴笠因忙於指揮接收和肅奸，那裏還顧得上去看望張學良。於是，戴笠經請示蔣介石同意，另派東北籍參政員莫德惠代表蔣、戴到桐梓天門洞看張。莫德惠帶來了一隻蔣送給張的歐米伽懷表，其意在曉喻張學良，囚禁的時間將是無限的。張學良接過懷表，想了一下，也把自己在瑞士買的菲利浦派克牌金表送給蔣介石，含蓄地暗示 “關押十年，已經期滿”，應該釋放他了。豈知莫德惠把金表送上去，卻是石沉大海，音信皆無。張已知事不可為，心中更加失望和苦悶。1946 年夏天，沈醉到桐梓天門洞最後一次看望張學良，並給他帶來了戴笠春間飛機失事的消息。張學良平添一種傷感的情緒，似乎對自己的前途也有種不祥的預兆。果然，幾個月後，張學良被送往台灣，開始了更加漫長無涯的囚禁生活。
因戴笠之死受損失最大的當數蔣介石本人。但是，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的心情又是極其矛盾和複雜的。
一方麵，蔣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幾年來，戴笠的權力之大，確使蔣到了寢食不安的地步。不但軍事、警政、交通、治安等方麵都被戴笠的軍統組織嚴密控製，即在財政、經濟、黨務等方麵，戴笠也有很大的勢力。由戴笠控製的忠義救國軍、別動軍、汪偽稅警武裝、任援道的偽軍等力量改組整編而成的交通警察總隊更是清一式的美械裝備、機動性大、火力強，很有一些實力。特別是戴笠掌握國民黨高層統治集團的全部黑幕，可以用此作籌碼，分化瓦解，打進拉出，呼朋引類，其呼風喚雨的能量不可小覷。抗戰後期，戴笠又與美國人緊緊地抱成一團，挾洋人以自重，其地位及勢力扶搖直上，連蔣也不敢怠慢。而美國人對蔣的蔑視與傲慢，甚至暗中策劃倒蔣，蔣是深以為戒的。如果美國人一旦假手戴笠進行逼宮，豈不是有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想到這些方麵，蔣常常不寒而慄。蔣控製手下的辦法歷來是靠做連環套，先培植各派政治勢力，然後用甲抑製乙，用乙抑製丙，再用丙抑製甲，如此互相監視，互相掣肘，力量互相消耗，誰都跳不出蔣的手心。無論是政學係 係還是黃埔係，也無論是宋子文、孔祥熙還是陳家二兄弟，或者是何應欽、陳誠，還是胡宗南，鬥來鬥去，鬥了20 餘年，誰也沒有吃掉誰，哪一個到頭來都還要跟著蔣走，才有出路，也就是這個道理。蔣的居高臨下，是誰也無法望其項背的，也是誰都無法取代的。以戴的絕頂聰明，豈有不明白蔣之為人的道理。但是，在戴認為，他不但是一位特工奇才，而且具有“治國平天下”的雄才大略，理應是蔣身後的當然接班人。因此，僅僅當一個家奴式的特工頭目，絕不是戴的終身目標。這就是戴笠為什麽要以特工作工具，從各方麵拚命發展勢力的道理。然而，蔣對特工勢力的控製歷來甚於對國民黨各派政治勢力的駕馭，無論戴笠怎麽跳，他決跳不出蔣的手心，戴笠的野心也始終不能得逞，甚至抗戰期間因當時形勢需要而先後兼任的財政部緝私署署長、戰時貨運局局長等職務也逐次被蔣卸掉，弄得戴在國民黨內除了1 個軍統局長，幾乎是光杆。蔣、戴的矛盾由此愈演愈烈。但是，戴笠的這個軍統組織不同於國民黨的任何一個政治派別，他以秘密活動作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其力量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是大到無邊無際，小到無孔不入。
這時，周佛海的情緒也逐漸平靜下來。他冷靜地分析了當前的處境，認為戴笠既死，指望戴笠出來說話已經落空，戴笠過去的種種許諾當然也不能作數。戴笠的繼任者鄭介民、唐縱、毛人鳳之流，既沒有戴笠的那份膽量和魄力，也沒有戴笠與自己多年來形成的那種密不可分的友情和關係，當然不會為自己承擔任何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責任。周佛海以為，現在唯一的希望，隻有趁國民黨和軍統各方麵的人事尚沒有大的變化，過去所謂“曲線救國”
和“自首”經過的是非曲直還能說得清楚，索性訴諸法律，抖落內幕，打一場筆墨官司，說不定尚有可為。否則時過境遷，情況變化，還有誰肯為我們這些巨奸站出來講話作證。如此一想，周佛海激動地站起來說：“我們不能這樣消極等待。我們已經等了7 個月了，好像蒙在鼓裏，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們應該主動請求軍統把我們移交法院。這樣，索性下個決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個心安”。周佛海說完，便徵求其餘幾個人的意見，問：
“你們以為怎麽樣？”隔了很長時間，還是追隨周佛海時間最長的羅君強囁嚅著回答：“事到如今，也隻好這樣辦了”。丁默邨也低聲表態：“那就這樣辦吧！” 其實，周佛海不要求上法庭，軍統也遲早會因頂不住輿論的壓力，而把他們交出去。 1946 年9 月17 日，周佛海等人由重慶楊家山梅樂斯公館，被解送南京軍統寧海路21 號看守所。1 個月後，被移交南京老虎橋監獄。1946年10 月21 日，周佛海由首都高等法庭進行第一次審理。這以後，周佛海雖然施出渾身解數，但仍免不了被判處死刑。直至楊淑慧以公布當年通過戴笠轉給周佛海的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相威脅，蔣才於1947 年3 月26 日發布特赦令，將周由死刑改為無期徒刑。這中間，大漢奸陳公博、繆斌、褚民誼、丁默邨等人已被先後判處死刑，執行槍決。自戰後以來，全國對漢奸案件判處死刑者達2720 人，其中得到特赦的僅周佛海一人。這中間的關節，或許是掌握在楊淑慧手中、並且已被存入香港銀行金庫的那封密信起了作用，或許是蔣念在已死的戴笠的情份，總算免周一死。但是，蔣赦之，天不赦之。
1948 年2 月28 日，周佛海仍然免不了病死獄中，結束了其反覆無常、賣主求榮的一生。
在戴笠生前密友中，表現最為平靜的莫過於張學良。如果說戴笠之死，使胡宗南失去的是盟友、杜月笙失去的是靠山、周佛海失去的是救星，那麽給張學良帶來的僅僅是一層淒涼和迷惘。張學良從1936 年12 月26 日被軟禁，直到抗戰勝利，在9 年中共12 次遷徙。在一個地點囚禁時間最長的僅2 年多時間，最短的隻有3 天。抗戰勝利後，張學良本指望蔣介石能釋放他，認為即使是判刑關押的時間也差不多將滿。張學良曾多次想見見戴笠，能了解打聽一下蔣對自己安排的腹案，但戴笠因忙於指揮接收和肅奸，那裏還顧得上去看望張學良。於是，戴笠經請示蔣介石同意，另派東北籍參政員莫德惠代表蔣、戴到桐梓天門洞看張。莫德惠帶來了一隻蔣送給張的歐米伽懷表，其意在曉喻張學良，囚禁的時間將是無限的。張學良接過懷表，想了一下，也把自己在瑞士買的菲利浦派克牌金表送給蔣介石，含蓄地暗示 “關押十年，已經期滿”，應該釋放他了。豈知莫德惠把金表送上去，卻是石沉大海，音信皆無。張已知事不可為，心中更加失望和苦悶。1946 年夏天，沈醉到桐梓天門洞最後一次看望張學良，並給他帶來了戴笠春間飛機失事的消息。張學良平添一種傷感的情緒，似乎對自己的前途也有種不祥的預兆。果然，幾個月後，張學良被送往台灣，開始了更加漫長無涯的囚禁生活。
因戴笠之死受損失最大的當數蔣介石本人。但是，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的心情又是極其矛盾和複雜的。
一方麵，蔣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幾年來，戴笠的權力之大，確使蔣到了寢食不安的地步。不但軍事、警政、交通、治安等方麵都被戴笠的軍統組織嚴密控製，即在財政、經濟、黨務等方麵，戴笠也有很大的勢力。由戴笠控製的忠義救國軍、別動軍、汪偽稅警武裝、任援道的偽軍等力量改組整編而成的交通警察總隊更是清一式的美械裝備、機動性大、火力強，很有一些實力。特別是戴笠掌握國民黨高層統治集團的全部黑幕，可以用此作籌碼，分化瓦解，打進拉出，呼朋引類，其呼風喚雨的能量不可小覷。抗戰後期，戴笠又與美國人緊緊地抱成一團，挾洋人以自重，其地位及勢力扶搖直上，連蔣也不敢怠慢。而美國人對蔣的蔑視與傲慢，甚至暗中策劃倒蔣，蔣是深以為戒的。如果美國人一旦假手戴笠進行逼宮，豈不是有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想到這些方麵，蔣常常不寒而慄。蔣控製手下的辦法歷來是靠做連環套，先培植各派政治勢力，然後用甲抑製乙，用乙抑製丙，再用丙抑製甲，如此互相監視，互相掣肘，力量互相消耗，誰都跳不出蔣的手心。無論是政學係 係還是黃埔係，也無論是宋子文、孔祥熙還是陳家二兄弟，或者是何應欽、陳誠，還是胡宗南，鬥來鬥去，鬥了20 餘年，誰也沒有吃掉誰，哪一個到頭來都還要跟著蔣走，才有出路，也就是這個道理。蔣的居高臨下，是誰也無法望其項背的，也是誰都無法取代的。以戴的絕頂聰明，豈有不明白蔣之為人的道理。但是，在戴認為，他不但是一位特工奇才，而且具有“治國平天下”的雄才大略，理應是蔣身後的當然接班人。因此，僅僅當一個家奴式的特工頭目，絕不是戴的終身目標。這就是戴笠為什麽要以特工作工具，從各方麵拚命發展勢力的道理。然而，蔣對特工勢力的控製歷來甚於對國民黨各派政治勢力的駕馭，無論戴笠怎麽跳，他決跳不出蔣的手心，戴笠的野心也始終不能得逞，甚至抗戰期間因當時形勢需要而先後兼任的財政部緝私署署長、戰時貨運局局長等職務也逐次被蔣卸掉，弄得戴在國民黨內除了1 個軍統局長，幾乎是光杆。蔣、戴的矛盾由此愈演愈烈。但是，戴笠的這個軍統組織不同於國民黨的任何一個政治派別，他以秘密活動作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其力量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是大到無邊無際，小到無孔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