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戰役，是抗戰以來國民黨戰場的第二次戰略大潰敗，其結果是國民黨損失兵力六七十萬人，喪失大小城市146 個、國土20 萬平方公裏，使6000 多萬人民陷入日軍奴役之下，7 個航空基地，36 個飛機場也陷入敵手。
國民黨軍隊的這場大潰敗，從根本上來說是蔣介石推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的惡果，但是，就戴笠來說，也有不可辭咎的責任。首先，戴笠對日軍的整個行動，未能在預先有情報提供統帥部決策，當時，軍統的主要精力除了策反、反共外，就是搞走私牟利，完全不把對日情報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其次，戴笠與處在抗戰第一線的湯恩伯雖然有很深的關係，但是，他們不是團結抗戰，而是合作反共。就在日軍發動“一號攻勢”的前1 個月，戴笠還在湯部視察，共同密謀成立兩個規模很大的黨政工作總隊，由戴笠派軍統大特務主持，任務是在第一戰區及四省邊區開展反共活動。湯恩伯本人也在胡宗南召開的中原戰役檢討會上承認：“我看中原之敗，失陷在日寇之手不足惜，問題是為共產黨造成了機會。中條山之失是這樣，太行山之敗也是這樣。
我在四省邊區苦心經營，主要目的是對付共產黨，可惜日寇打碎我的計劃。”
湯恩伯在失敗之後，仍念念不忘反共，可見他和戴笠在反共問題上勾結之深。
在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過程中，戴笠非但未能預先提出應變措施，反而在緊急關頭驚慌失措，甚至有棄渝西逃的念頭。
1944 年11 月11 日，廣西重鎮桂林、柳州相繼淪陷。12 月初，日軍前鋒直抵距貴陽僅100 多公裏的重鎮都勻。此時，因蔣介石不明日軍的真正企圖，戴笠也裝聾作啞，提不出有見地的分析，整個山城為之搖動，認為日軍有可能以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掩護，實際上向重慶進軍。蔣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貴陽不保，則退據西昌的打算。這時，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第三方麵軍總司令湯恩伯都在貴陽指揮作戰，戴笠也匆忙趕到貴陽，一方麵了解前線情況，一方麵指揮軍統人員及物資準備撤退。
戴笠剛到貴陽時，正趕上蔣介石從西北胡宗南處、駐印遠征軍處抽調3 個軍空運貴州增援的部隊將到未到之時，貴陽城以空城迎戰，處於一片恐慌氣氛之中。何應欽緊張得直跺腳，他對戴笠說：“現在隻要給我1 個師，我也能抵擋一下呀！可是現在連1 個團的人也調不來。”戴笠看到形勢實在緊張，也急得沒有主意，隻得一方麵把西南地區的軍警部隊組織起來，成立了1 個臨時戰鬥指揮部，準備在危急時投入戰鬥，並動員大家作好“保衛大重慶”和“必要時撤往西昌繼續抗日”的準備，另一方麵，命令局本部總務處長沈醉集中了1000 多輛美國援助的十輪大卡，把軍統在貴州各地的物資、器材搶運過烏江。軍統的物資運得差不多後，又指示沈醉幫助其它單位搶運。
與此同時，戴笠還命令周養浩把息營的一部分政治犯押過烏江，另有一些中共黨員則予以就地槍斃，然後撤退。戴笠當時恰是到了極其恐慌和瘋狂的地步。直到 12 月5 日，日軍因不明中國軍隊虛實，主動後撤，戴笠才鬆了一口氣，並與何應欽、湯恩伯等人慶祝所謂“黔南大捷”，以欺騙國內外輿論。
日軍的“最後一跳”，並沒有能使蔣介石、戴笠等人警醒，戴笠繼續按他的 “既定方針”積極實施在戰後爭奪天下的準備工作。為了能在戰後取得海軍總司令之職，戴笠注意從多方麵搜羅培養軍事人才，他除了從陸大及胡宗南部引進一些軍事專門人才外，又脫離軍統特工業務，在軍令部二廳的諜參班內成立了一個高級參謀隊，為未來的海軍司令部培養高級幕僚人才，並保送了一批軍統特務進入陸大學習，以便為他們取得軍事主官的任職資格。
戴笠深知自己出身特工，又未能在任何一個部隊擔任過軍事主官，如果由自己獨力組建海軍司令部是難以得到蔣的恩準的。於是，他很早就在考察如何能找一個既有任職資歷，又能讓蔣放心的高級將領擔任自己的副職，一定能增強自己到海軍 “組閣”的競爭力。由此，他精心準備了一張“王牌”放在口袋裏，準備隨時向蔣 “攤”出來，這就是當時遠在國外“避難”的桂永清。
桂永清本是黃埔一期畢業的復興社高幹，1936 年“西安事變”前，已官至第七十八師師長，中央軍校教導總隊隊長、首都警備副司令，被授予中將銜，成為蔣的心腹親信。但在“西安事變”中，因頭腦簡單，追隨何應欽主張討伐張、楊，一度不討蔣喜歡。抗戰初期，桂升任第二十七軍軍長，但在蘭封一戰中，因作戰不力，受革職處分。不久，調任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簡臨戰幹團）四川綦江第一團教育長。1940 年6 月，桂永清以莫須有的所謂“共產黨”的罪名，殘忍地活埋青年學生200 多人，事發後引起社會輿論的公憤，蔣介石為應付輿論，將桂永清免職後派任駐德大使館武官，1944 年又調任駐英大使館武官兼軍事代表團團長。戴笠平時與桂永清並無深交，但自桂落難出國後，其父仍住在綦江母家灣，戴笠主動派人經常去桂父處送錢送物，給以照應，此舉由桂父寫信告訴桂永清，桂果然十分感動，戴、桂關係由此步入佳境，雙方成為摯友。戴笠自有了染指海軍的打算後，與桂永清一拍即合，桂開始成為戴口袋裏的人，戰後，桂永清果然涉足海軍，先以副總司令的身份主持海軍工作，後升任總司令，這雖是戴笠死後的事情，但大概也是蔣當初念戴提攜桂永清的一點情份。
國民黨軍隊的這場大潰敗，從根本上來說是蔣介石推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的惡果，但是，就戴笠來說，也有不可辭咎的責任。首先，戴笠對日軍的整個行動，未能在預先有情報提供統帥部決策，當時，軍統的主要精力除了策反、反共外，就是搞走私牟利，完全不把對日情報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其次，戴笠與處在抗戰第一線的湯恩伯雖然有很深的關係，但是，他們不是團結抗戰，而是合作反共。就在日軍發動“一號攻勢”的前1 個月，戴笠還在湯部視察，共同密謀成立兩個規模很大的黨政工作總隊，由戴笠派軍統大特務主持，任務是在第一戰區及四省邊區開展反共活動。湯恩伯本人也在胡宗南召開的中原戰役檢討會上承認：“我看中原之敗，失陷在日寇之手不足惜，問題是為共產黨造成了機會。中條山之失是這樣，太行山之敗也是這樣。
我在四省邊區苦心經營，主要目的是對付共產黨，可惜日寇打碎我的計劃。”
湯恩伯在失敗之後，仍念念不忘反共，可見他和戴笠在反共問題上勾結之深。
在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過程中，戴笠非但未能預先提出應變措施，反而在緊急關頭驚慌失措，甚至有棄渝西逃的念頭。
1944 年11 月11 日，廣西重鎮桂林、柳州相繼淪陷。12 月初，日軍前鋒直抵距貴陽僅100 多公裏的重鎮都勻。此時，因蔣介石不明日軍的真正企圖，戴笠也裝聾作啞，提不出有見地的分析，整個山城為之搖動，認為日軍有可能以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掩護，實際上向重慶進軍。蔣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貴陽不保，則退據西昌的打算。這時，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第三方麵軍總司令湯恩伯都在貴陽指揮作戰，戴笠也匆忙趕到貴陽，一方麵了解前線情況，一方麵指揮軍統人員及物資準備撤退。
戴笠剛到貴陽時，正趕上蔣介石從西北胡宗南處、駐印遠征軍處抽調3 個軍空運貴州增援的部隊將到未到之時，貴陽城以空城迎戰，處於一片恐慌氣氛之中。何應欽緊張得直跺腳，他對戴笠說：“現在隻要給我1 個師，我也能抵擋一下呀！可是現在連1 個團的人也調不來。”戴笠看到形勢實在緊張，也急得沒有主意，隻得一方麵把西南地區的軍警部隊組織起來，成立了1 個臨時戰鬥指揮部，準備在危急時投入戰鬥，並動員大家作好“保衛大重慶”和“必要時撤往西昌繼續抗日”的準備，另一方麵，命令局本部總務處長沈醉集中了1000 多輛美國援助的十輪大卡，把軍統在貴州各地的物資、器材搶運過烏江。軍統的物資運得差不多後，又指示沈醉幫助其它單位搶運。
與此同時，戴笠還命令周養浩把息營的一部分政治犯押過烏江，另有一些中共黨員則予以就地槍斃，然後撤退。戴笠當時恰是到了極其恐慌和瘋狂的地步。直到 12 月5 日，日軍因不明中國軍隊虛實，主動後撤，戴笠才鬆了一口氣，並與何應欽、湯恩伯等人慶祝所謂“黔南大捷”，以欺騙國內外輿論。
日軍的“最後一跳”，並沒有能使蔣介石、戴笠等人警醒，戴笠繼續按他的 “既定方針”積極實施在戰後爭奪天下的準備工作。為了能在戰後取得海軍總司令之職，戴笠注意從多方麵搜羅培養軍事人才，他除了從陸大及胡宗南部引進一些軍事專門人才外，又脫離軍統特工業務，在軍令部二廳的諜參班內成立了一個高級參謀隊，為未來的海軍司令部培養高級幕僚人才，並保送了一批軍統特務進入陸大學習，以便為他們取得軍事主官的任職資格。
戴笠深知自己出身特工，又未能在任何一個部隊擔任過軍事主官，如果由自己獨力組建海軍司令部是難以得到蔣的恩準的。於是，他很早就在考察如何能找一個既有任職資歷，又能讓蔣放心的高級將領擔任自己的副職，一定能增強自己到海軍 “組閣”的競爭力。由此，他精心準備了一張“王牌”放在口袋裏，準備隨時向蔣 “攤”出來，這就是當時遠在國外“避難”的桂永清。
桂永清本是黃埔一期畢業的復興社高幹，1936 年“西安事變”前，已官至第七十八師師長，中央軍校教導總隊隊長、首都警備副司令，被授予中將銜，成為蔣的心腹親信。但在“西安事變”中，因頭腦簡單，追隨何應欽主張討伐張、楊，一度不討蔣喜歡。抗戰初期，桂升任第二十七軍軍長，但在蘭封一戰中，因作戰不力，受革職處分。不久，調任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簡臨戰幹團）四川綦江第一團教育長。1940 年6 月，桂永清以莫須有的所謂“共產黨”的罪名，殘忍地活埋青年學生200 多人，事發後引起社會輿論的公憤，蔣介石為應付輿論，將桂永清免職後派任駐德大使館武官，1944 年又調任駐英大使館武官兼軍事代表團團長。戴笠平時與桂永清並無深交，但自桂落難出國後，其父仍住在綦江母家灣，戴笠主動派人經常去桂父處送錢送物，給以照應，此舉由桂父寫信告訴桂永清，桂果然十分感動，戴、桂關係由此步入佳境，雙方成為摯友。戴笠自有了染指海軍的打算後，與桂永清一拍即合，桂開始成為戴口袋裏的人，戰後，桂永清果然涉足海軍，先以副總司令的身份主持海軍工作，後升任總司令，這雖是戴笠死後的事情，但大概也是蔣當初念戴提攜桂永清的一點情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