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誠、戴笠不和，就其根本原因來說，完全是野心的衝突。陳誠比戴笠小1 歲，但是發跡卻比戴笠早得多。當戴笠還在黃埔軍校充當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時，陳誠已晉升為國民革命軍二十一師師長。1931 年初，戴笠還在蔣介石身邊“跑單幹”，陳誠又躍升為第十八軍軍長，成為蔣介石手下的主力將領。陳誠早年得誌，長期處於權力的中心，更因他性格剛直，高傲冷峻，自認為才幹過人，又有其妻譚祥的幹娘宋美齡作為後援，因而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形成了獨樹一幟的作風。他除了對蔣介石絕對忠誠以外，對其他實力派人物均採取排斥打擊的策略。他大罵何應欽是 “爛好人”，始終不給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譏諷他處處玩小聰明；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認為胡沒有真才實學，隻不過靠機緣時會，把軍隊擺在反共第一線而見重於老頭子，更認為“湯恩伯專門和姦商勾結，以搶運物資為名，設卡走私，上行下效，軍紀廢弛，民怨沸騰。以致日寇來攻時，官兵無鬥誌，稍一接觸，即潰不成軍。
此人真該殺一儆百，以維士氣”。至於戴笠，他以為靠用盯梢竊聽、攻訐誣陷等手段邀功取寵於老頭子的做法，更是不值一哂。加之戴笠和何應欽、白崇禧、胡宗南、湯恩伯都有很好的個人關係，這就使陳誠和戴笠的關係自然而然地冷淡起來。就陳誠來說，以他的資歷、地位、才幹及與蔣的關係，他當然不會把戴笠放在眼裏，更不會因為戴笠是個特務頭子，而對戴笠進行逢迎巴結。撇開政治立場不論，陳誠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中較有正義感的軍人，因而他素來看不起戴笠的那種惡性的特工活動，也歷來不肯對軍統工作給予善意合作。他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特務係統，目的就是防範軍統的滲透和打入。
在國民黨軍隊中，建立獨立於軍統之外的特務係統，除張學良、胡宗南外，陳誠是第三人。張、胡是得到戴的默許的，並與戴笠及軍統都有很好的合作關係。唯陳誠的特務係統完全獨樹一幟，戴笠絲毫不能過問，這使戴笠恨得咬牙切齒，然又奈何不得。同時，戴笠看出，陳誠是最有希望在蔣介石之後取而代之的，這顯然對自己的政治前途是不利的，況自己要想作蔣身後的第一人，陳誠是最大的阻力和障礙，野心的衝突，使他們進一步在政治上對立起來，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戴笠是有耐心的。長期以來，他自知不是陳誠的對手，因而用以靜製動的辦法，不與陳誠作正麵交鋒，隻是像一條有經驗的老狼那樣，始終躲在暗中窺測時機，待抓住時機，然後閃電般躍出，一擊而中，置對手於死地。戴笠的這個策略可以說是完全成功的。並且終於在1943 年冬等到了一個幾乎可以置陳誠於死地的機會，事情緣起於抗戰初期。
1939 年10 月，陳誠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改兼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第六戰區長官部設在湖北鄂西重鎮恩施，任務是防止日軍在占領武漢三鎮以後，進一步進攻湘西，向川東逼近，因而陳誠負有拱衛重慶政府的重任。
1939 年，中國抗戰的形勢非常嚴峻。國民黨上層人物中的悲觀、失敗主義情緒十分嚴重，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等親日派頭子公然叛逃投敵。出於對抗戰前途的憂慮，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的一批青年軍官認為中國所以在抗日戰事中一敗如斯，主要是國民黨上層統治集團中有一批貪官汙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親日降日的軍政大員把蔣介石包圍，使蔣介石的英明主張不能貫徹始終。倘若要使中國得救，必須進行一次軍事行動，把蔣介石身邊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愛國和廉潔踏實肯幹的精英人材進入高層領導，輔佐蔣介石領導抗戰和治理國家。某種程度上，這些青年軍官把陳誠作為理想的輔佐領袖的人材。這次密謀就是“清君側”計劃。這些青年軍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不足以成大事。於是，他們一方麵利用部分青年軍官進入陸軍大學深造的機會，進一步在陸大中尋找知音，以擴張力量；一方麵積極與在華幫助中國軍隊訓練的美國軍官進行聯繫，尋求外力的支持。美國朝野上下也有許多人譴責國民黨政府的貪汙腐敗和無能現象。到後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心也產生了動搖。1943 年的開羅會議期間，他直接了當地問駐華美軍司令官、同盟國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你認為蔣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如果日軍再發動一次1942 年那樣的夏季攻勢，蔣介石就會垮台。羅斯福又問：“那麽，我們是否應該尋找另外某個人或幾個人來支撐局麵”。史迪威表示，這樣的人選“很可能都要指靠我們”。出於美國對蔣政權的失望和“換馬”動機，一部分駐華美軍人員以及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特務對中國一些青年軍官策劃的“清君側”的密謀活動逐漸引起重視，並在暗中給予必要的支持。但是，以史迪威為首的美國人不隻是要清除何應欽等親日派將領和政客，而且要徹底倒蔣，建立一個由陳誠、薛嶽、胡宗南等青年將領領導的政權。
“清君側”計劃很快被軍統人員截獲，送到戴笠手上。無疑，這是一份重大的情報，就是撇開戴笠和陳誠的私仇不說，這也是一個極重大的案件。
但是，戴笠經過一番縝密的考慮，決定暫不打草驚蛇，隻是由軍統組織和特檢處加強對六戰區長官部及陸大內這批青年軍官的監視，以搜集新的證據。
此人真該殺一儆百，以維士氣”。至於戴笠，他以為靠用盯梢竊聽、攻訐誣陷等手段邀功取寵於老頭子的做法，更是不值一哂。加之戴笠和何應欽、白崇禧、胡宗南、湯恩伯都有很好的個人關係，這就使陳誠和戴笠的關係自然而然地冷淡起來。就陳誠來說，以他的資歷、地位、才幹及與蔣的關係，他當然不會把戴笠放在眼裏，更不會因為戴笠是個特務頭子，而對戴笠進行逢迎巴結。撇開政治立場不論，陳誠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中較有正義感的軍人，因而他素來看不起戴笠的那種惡性的特工活動，也歷來不肯對軍統工作給予善意合作。他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特務係統，目的就是防範軍統的滲透和打入。
在國民黨軍隊中，建立獨立於軍統之外的特務係統，除張學良、胡宗南外，陳誠是第三人。張、胡是得到戴的默許的，並與戴笠及軍統都有很好的合作關係。唯陳誠的特務係統完全獨樹一幟，戴笠絲毫不能過問，這使戴笠恨得咬牙切齒，然又奈何不得。同時，戴笠看出，陳誠是最有希望在蔣介石之後取而代之的，這顯然對自己的政治前途是不利的，況自己要想作蔣身後的第一人，陳誠是最大的阻力和障礙，野心的衝突，使他們進一步在政治上對立起來，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戴笠是有耐心的。長期以來，他自知不是陳誠的對手，因而用以靜製動的辦法，不與陳誠作正麵交鋒，隻是像一條有經驗的老狼那樣，始終躲在暗中窺測時機，待抓住時機，然後閃電般躍出，一擊而中，置對手於死地。戴笠的這個策略可以說是完全成功的。並且終於在1943 年冬等到了一個幾乎可以置陳誠於死地的機會，事情緣起於抗戰初期。
1939 年10 月，陳誠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改兼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第六戰區長官部設在湖北鄂西重鎮恩施，任務是防止日軍在占領武漢三鎮以後，進一步進攻湘西，向川東逼近，因而陳誠負有拱衛重慶政府的重任。
1939 年，中國抗戰的形勢非常嚴峻。國民黨上層人物中的悲觀、失敗主義情緒十分嚴重，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等親日派頭子公然叛逃投敵。出於對抗戰前途的憂慮，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的一批青年軍官認為中國所以在抗日戰事中一敗如斯，主要是國民黨上層統治集團中有一批貪官汙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親日降日的軍政大員把蔣介石包圍，使蔣介石的英明主張不能貫徹始終。倘若要使中國得救，必須進行一次軍事行動，把蔣介石身邊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愛國和廉潔踏實肯幹的精英人材進入高層領導，輔佐蔣介石領導抗戰和治理國家。某種程度上，這些青年軍官把陳誠作為理想的輔佐領袖的人材。這次密謀就是“清君側”計劃。這些青年軍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不足以成大事。於是，他們一方麵利用部分青年軍官進入陸軍大學深造的機會，進一步在陸大中尋找知音，以擴張力量；一方麵積極與在華幫助中國軍隊訓練的美國軍官進行聯繫，尋求外力的支持。美國朝野上下也有許多人譴責國民黨政府的貪汙腐敗和無能現象。到後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心也產生了動搖。1943 年的開羅會議期間，他直接了當地問駐華美軍司令官、同盟國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你認為蔣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如果日軍再發動一次1942 年那樣的夏季攻勢，蔣介石就會垮台。羅斯福又問：“那麽，我們是否應該尋找另外某個人或幾個人來支撐局麵”。史迪威表示，這樣的人選“很可能都要指靠我們”。出於美國對蔣政權的失望和“換馬”動機，一部分駐華美軍人員以及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特務對中國一些青年軍官策劃的“清君側”的密謀活動逐漸引起重視，並在暗中給予必要的支持。但是，以史迪威為首的美國人不隻是要清除何應欽等親日派將領和政客，而且要徹底倒蔣，建立一個由陳誠、薛嶽、胡宗南等青年將領領導的政權。
“清君側”計劃很快被軍統人員截獲，送到戴笠手上。無疑，這是一份重大的情報，就是撇開戴笠和陳誠的私仇不說，這也是一個極重大的案件。
但是，戴笠經過一番縝密的考慮，決定暫不打草驚蛇，隻是由軍統組織和特檢處加強對六戰區長官部及陸大內這批青年軍官的監視，以搜集新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