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8 月，曾因殺張超一案而與戴笠結下血海深仇的陳儀調任行政院秘書長，福建省主席一職由劉建緒接任。劉素知戴笠與陳儀之間關係緊張，他自知沒有陳儀的那份背景、膽量和魄力，當然不敢與戴為對，於是主動找戴笠修補關係，請戴笠介紹軍統人員到福建工作。戴笠即派與劉建緒同屬湖南籍的大特務易珍任福建省政府調查室主任，協調軍統在閩的活動。從此以後，劉建緒的省主席一職始終做得很穩。
抗戰以後，華南、華東、華北、東北的半壁江山相繼淪入敵手，許多幫會勢力的頭麵人物無法立足，紛紛流入重慶、成都等內地的大城市。這些人在地麵上是不甘寂寞的。流入內地不久，就紛紛再立山門，拉幫結寨，重新活躍起來。由於這些秘密社會組織不受軍統控製，這就難免在政治上要產生一些使戴笠為難的問題，使戴笠顧此失彼，窮於應付。有幾件事是當時戴笠深以為憾的。
一是楊揆一出逃事件。1939 年，汪精衛從河內到達上海開始“組府”活動，原湖北省政府秘書長楊揆一因有投汪之意，從而在重慶受到軍統特務的注意。楊揆一自知獨力難以跳出戴笠的手掌心，就利用上海青幫“仁社”會員和漢口“太華山” 洪門弟兄的關係，找到時任行政院簡任組長、財政部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第二集團軍少將參議崔錫麟，偽稱要去昆明長住，避開日機在重慶空襲轟炸，請崔幫助搞一張機票。崔錫麟應約找到洪門“太華山”
同參弟兄、交通部技監韋作民設法，韋通過其得意門生、重慶稽查處處長陶一珊，辦妥種種手續，輾轉購得兩張機票，由崔與楊同機到達昆明，結果楊揆一從昆明溜到河內，經香港到達上海，與汪合流。崔回到重慶，即由戴笠一麵派大批特務監視在住地南溫泉鎮盧家花園，一麵報請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浚出拘捕證逮捕。後因韋作民通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力保，戴笠經過徹查，也確認是江湖幫會關係，方才同意解除對崔的監視。
二是“國民自強社”事件。1939 年，黃埔三期學生石孝先挾袍哥組織“國民自強社”以自重，領導重慶袍哥組織，戴笠知其野心很大，慮其坐大難製，屢加警告，但石孝先自恃幫會後台，竟不買戴笠的帳。戴笠於這年夏天突將石孝先逮捕監禁，勒令“國民自強社”解散。但未有數日，石孝先經其外援營救獲釋，繼續組織袍哥組織“藍社”，並在政治上與中統、軍統高級特務交往，不少軍統特務被其秘密吸收為得力幹部，社員居然在短期內發展到3 萬餘人，其中多為軍警憲特分子。到了這一地步，連戴笠也感到難下殺手，隻得任其發展了。
三是所謂楊虎、杜月笙等人的“第三黨”活動。1941 年，國民黨的著名人士楊傑暗中組織成立“第三黨”，進行反蔣活動。其核心的人員除黃琪翔、章伯鈞外，另有杜月笙、楊虎、範紹曾等幫會領袖。事後，戴笠得到一些風聲，於暗中向蔣密報楊虎有貳心。於是楊虎受到蔣的冷落。楊在抗戰的8 年中，蟄居重慶，雖然仍掛著上海警備司令的頭銜，卻始終隻是個光杆司令，除身邊一個少年副官外，沒有一兵一卒。等到抗戰勝利後，楊虎也未能再受到重用。
戴笠出身打流，素知江湖勢力如果任其發展，其力量不可測度。於是，決心對幫會力量加以控製。恰在此時，韋作民在重慶開創洪門“麗華山”，並積極聯繫全國各洪門山主，準備成立全國性的洪門最高山堂的統一組織——總山堂，以謀發展勢力。戴向蔣匯報後，蔣介石再三指示戴笠要防範青洪幫勢力的發展。蔣曾經加入過陳其美的洪門組織和黃金榮的青幫組織。對幫會的作用和特點的理解上，又比戴笠更深一層。因此，他告誡戴笠，對付幫會要盡量用軟的手法，不宜硬幹，以免把幫會力量推向對立麵，被其他黨派利用，動搖後方。
戴笠領旨後，第一步先跟杜月笙商量，考慮如何把全國青洪幫、袍哥等幫會的頭頭和首領組織起來，取名為“中國人民動員委員會”，把各大幫會的主要頭頭都 “邀請”來擔任委員，把次要頭頭用“中國人民動員委員會設計委員”的名義籠絡控製起來。
第二步是由自己與杜月笙共同出麵，在重慶交通銀行大樓設宴，宴請幫會的老頭子和山主舵把子。計有上海的楊虎、向海潛，武漢的楊慶山，浙江的張子廉，河北的張樹聲，重慶的韋作民、田得勝等都是江湖上的頂尖人物，加上戴笠、杜月笙和陪客徐亮，共10 人。徐亮與戴笠的關係很深，在軍統內的人緣很好，是個文武雙全、好玩好唱，善於應酬的人。戴笠把徐亮介紹給大家，表麵上說是見見麵，以後即代表戴與他們做做聯繫工作，實際上也就是通過徐亮來監視控製幫會的活動。
這一次宴會是魚翅宴，極其豐盛，戴、杜對來賓也極其謙遜客氣，為來客斟酒敬菜。酒席完畢，進入客廳，開始言歸正傳。先由戴作一開場白，傳達蔣的旨意，以共同抗日的名義作掩護，抖出組織全國性幫會組織的主旨。
然後由杜月笙具體提出成立“中國人民動員委員會”的計劃、措施，“徵求”
來客意見。大家明知戴、杜是在唱雙簧，但懾於蔣、戴的威勢，不能不表贊成，當時座中隻有一位洪門“長白山”山主、青幫大字輩的張樹聲竟不發一言，裝作耳聾，以示反對。張樹聲是西北軍的老將軍，門徒中有很多政客、軍人，如集團軍總司令宋哲元等，蔣介石、孔祥熙的侍從副官們也有不少是張樹聲的門徒。故張敢於和戴、杜唱唱反調。
抗戰以後，華南、華東、華北、東北的半壁江山相繼淪入敵手，許多幫會勢力的頭麵人物無法立足，紛紛流入重慶、成都等內地的大城市。這些人在地麵上是不甘寂寞的。流入內地不久，就紛紛再立山門，拉幫結寨，重新活躍起來。由於這些秘密社會組織不受軍統控製，這就難免在政治上要產生一些使戴笠為難的問題，使戴笠顧此失彼，窮於應付。有幾件事是當時戴笠深以為憾的。
一是楊揆一出逃事件。1939 年，汪精衛從河內到達上海開始“組府”活動，原湖北省政府秘書長楊揆一因有投汪之意，從而在重慶受到軍統特務的注意。楊揆一自知獨力難以跳出戴笠的手掌心，就利用上海青幫“仁社”會員和漢口“太華山” 洪門弟兄的關係，找到時任行政院簡任組長、財政部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第二集團軍少將參議崔錫麟，偽稱要去昆明長住，避開日機在重慶空襲轟炸，請崔幫助搞一張機票。崔錫麟應約找到洪門“太華山”
同參弟兄、交通部技監韋作民設法，韋通過其得意門生、重慶稽查處處長陶一珊，辦妥種種手續，輾轉購得兩張機票，由崔與楊同機到達昆明，結果楊揆一從昆明溜到河內，經香港到達上海，與汪合流。崔回到重慶，即由戴笠一麵派大批特務監視在住地南溫泉鎮盧家花園，一麵報請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浚出拘捕證逮捕。後因韋作民通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力保，戴笠經過徹查，也確認是江湖幫會關係，方才同意解除對崔的監視。
二是“國民自強社”事件。1939 年，黃埔三期學生石孝先挾袍哥組織“國民自強社”以自重，領導重慶袍哥組織，戴笠知其野心很大，慮其坐大難製，屢加警告，但石孝先自恃幫會後台，竟不買戴笠的帳。戴笠於這年夏天突將石孝先逮捕監禁，勒令“國民自強社”解散。但未有數日，石孝先經其外援營救獲釋，繼續組織袍哥組織“藍社”，並在政治上與中統、軍統高級特務交往，不少軍統特務被其秘密吸收為得力幹部，社員居然在短期內發展到3 萬餘人，其中多為軍警憲特分子。到了這一地步，連戴笠也感到難下殺手，隻得任其發展了。
三是所謂楊虎、杜月笙等人的“第三黨”活動。1941 年，國民黨的著名人士楊傑暗中組織成立“第三黨”，進行反蔣活動。其核心的人員除黃琪翔、章伯鈞外，另有杜月笙、楊虎、範紹曾等幫會領袖。事後，戴笠得到一些風聲，於暗中向蔣密報楊虎有貳心。於是楊虎受到蔣的冷落。楊在抗戰的8 年中，蟄居重慶，雖然仍掛著上海警備司令的頭銜，卻始終隻是個光杆司令，除身邊一個少年副官外，沒有一兵一卒。等到抗戰勝利後，楊虎也未能再受到重用。
戴笠出身打流，素知江湖勢力如果任其發展，其力量不可測度。於是，決心對幫會力量加以控製。恰在此時，韋作民在重慶開創洪門“麗華山”，並積極聯繫全國各洪門山主，準備成立全國性的洪門最高山堂的統一組織——總山堂，以謀發展勢力。戴向蔣匯報後，蔣介石再三指示戴笠要防範青洪幫勢力的發展。蔣曾經加入過陳其美的洪門組織和黃金榮的青幫組織。對幫會的作用和特點的理解上，又比戴笠更深一層。因此，他告誡戴笠，對付幫會要盡量用軟的手法，不宜硬幹，以免把幫會力量推向對立麵，被其他黨派利用，動搖後方。
戴笠領旨後，第一步先跟杜月笙商量，考慮如何把全國青洪幫、袍哥等幫會的頭頭和首領組織起來，取名為“中國人民動員委員會”，把各大幫會的主要頭頭都 “邀請”來擔任委員，把次要頭頭用“中國人民動員委員會設計委員”的名義籠絡控製起來。
第二步是由自己與杜月笙共同出麵，在重慶交通銀行大樓設宴，宴請幫會的老頭子和山主舵把子。計有上海的楊虎、向海潛，武漢的楊慶山，浙江的張子廉，河北的張樹聲，重慶的韋作民、田得勝等都是江湖上的頂尖人物，加上戴笠、杜月笙和陪客徐亮，共10 人。徐亮與戴笠的關係很深，在軍統內的人緣很好，是個文武雙全、好玩好唱，善於應酬的人。戴笠把徐亮介紹給大家，表麵上說是見見麵，以後即代表戴與他們做做聯繫工作，實際上也就是通過徐亮來監視控製幫會的活動。
這一次宴會是魚翅宴，極其豐盛，戴、杜對來賓也極其謙遜客氣，為來客斟酒敬菜。酒席完畢，進入客廳，開始言歸正傳。先由戴作一開場白，傳達蔣的旨意，以共同抗日的名義作掩護，抖出組織全國性幫會組織的主旨。
然後由杜月笙具體提出成立“中國人民動員委員會”的計劃、措施，“徵求”
來客意見。大家明知戴、杜是在唱雙簧，但懾於蔣、戴的威勢，不能不表贊成，當時座中隻有一位洪門“長白山”山主、青幫大字輩的張樹聲竟不發一言，裝作耳聾，以示反對。張樹聲是西北軍的老將軍，門徒中有很多政客、軍人，如集團軍總司令宋哲元等，蔣介石、孔祥熙的侍從副官們也有不少是張樹聲的門徒。故張敢於和戴、杜唱唱反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