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漱初第二次去上海轉達了蔣的指示，並表示一切由杜月笙擔保，同時又將蔣給的10 萬元港幣，每人給了4 萬元。1940 年1 月初，正當汪精衛赴青島參加與偽南京“維新政府”及偽華北“臨時政府”會談將南北傀儡政權合流時，陶希聖、高宗武攜帶汪精衛與日本梅機關秘密簽訂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乘船到達香港，受到杜月笙等人的歡迎。杜月笙當即囑咐王新衡用電報向戴笠報告，並由香港區派專人將密約送往重慶。經戴笠報告蔣介石同意，將密約在香港《大公報》上公開發表。陶先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時間，在日軍攻占香港後赴重慶，被蔣留在身邊工作，不久因替蔣起草《中國之命運》而再獲蔣之青睞。在陳布雷自殺後，更作了蔣的親隨，跟著到處跑了。
而高終不敢回重慶，由蔣發給美金5 萬元，帶著愛妻逃往美國。杜月笙由於策動陶、高出走有功，由蔣發給獎金法幣20 萬元，另由戴笠發給王新衡等香港區內承辦人員獎金港幣5 千元。
陶、高的拆夥使汪精衛的“還都”黯然失色，汪為此痛心至極，大罵陶、高卑鄙無恥。而戴笠也稍解心頭之恨，蔣也由此而減輕了對他的斥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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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7 軍統大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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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一方麵，軍統在淪陷區的各級潛伏組織出現了一股背叛、分化、瓦解之潮；一方麵，軍統在國統區或大後方的各級組織利用手中的特權，大肆弄權作勢，貪贓枉法，胡作非為，使軍統惡名遠播。這使戴笠感到一種危機，多行不義必自斃，憂慮如此下去，軍統組織將有垮台的危險。1940 年12 月30 日，戴笠在重慶軍統局本部孫總理紀念周上發表《發揚正氣》的講話時指出：“當然，就我們的政治環境來講，有的人是很討厭我們的。但抗戰好幾年過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們，並且不能離開我們，為什麽？這就是今天的基礎和力量。這就是今天對時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於我們的房子很大，柱頭很小。我們本身的聲望超過了我們的力量，我們怕的是自己實不足以副名，就我們現在所掌握的公開機關的業務性質來說，在交通方麵有運輸監察；在經濟方麵有緝私；在治安方麵有警衛、稽查和特檢；在內政方麵有全國警政；在軍事方麵，各位知道，我們簡直關係更大。總之，財政、經濟、治安、交通、內政、軍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們的手裏。”權力越大，越容易產生腐化現象。為此，戴笠開始在軍統內部進行整肅工作。
根據抗戰初期軍統各地潛伏組織紛紛背叛、瓦解的教訓，戴笠首先注意在吸收軍統成員時嚴格把關，驅逐不良分子。早在1938 年5 月4 日，戴笠就致電廣州的軍統組織，指出：“非常時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動招搖，不切實際，用之未有不敗也”。1939 年7 月3 日，戴笠再次給軍統各外勤組織指示：“發展工作需能結納同誌，深入群眾”。以後，戴笠進一步提出軍統工作的16 字方針 “主義領導，理智運用，感情結納，紀律維繫”。
按照這個方針，戴笠十分強調軍統組織的發展必須注重政治上絕對可靠忠誠，一方麵要加強感情培養，一方麵要用嚴酷的紀律來維繫團體的存在。對此，戴笠曾經在軍統局本部紀念周會上對軍統大特務們大講他的“官”、“管”、“棺”的三字經，即對特務統治的手法：先是給“官”做，但如果特務們貪贓枉法、不負責任，則加竹為“管”，如還不能達到目的，則加木為“棺”。
戴笠對“管”有很多手法，運用得最多的、懲罰最輕的一種，是在軍統局本部紀念周大會上痛罵一番。戴笠罵人的特點是異常冷酷嚴厲，且越是人多的場合，越是在有來賓的場合，甚至越是在有夫人小姐出場的場合，戴笠罵人的勁頭就越是足。因此每到紀念周或每年的“四一”大會、聖誕節、招待會、集會等重要場合，大小特務們無不戰戰兢兢，提心弔膽，擔心由此要吃到一頓“大菜”，即使是親信大特務亦不能例外。軍統大特務趙世瑞，黃埔四期畢業，曾任軍統局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處長、局本部緝私總處副處長，是戴笠身邊的頭牌寵信人物，但因為亂搞女人，與軍統五原辦事處副主任史泓一起，被戴笠在局本部紀念周大會上罵得一塌糊塗。
由於戴笠罵人言詞尖刻，態度粗暴，有的大特務甚至因受不了戴笠的痛罵而自殺。曾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的王克全，原是中共叛徒出身，因參與暗殺楊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賞識。但在一次日機對重慶的空襲轟炸中，他保管的100 枝剛從香港購進的左輪手槍被炸毀。戴笠是愛槍如命的，聞之大為光火，當即在電話中對王克全一陣痛罵，聲嘶力竭地挖苦訓斥：“你不好好保管這批手槍，是不是怕拿去對付你過去的老祖宗（指共產黨）！”王聞之羞愧無以自容，精神崩潰竟不能自己，接完電話後，關上稽查處處長辦公室的房門就開槍自殺了。軍統蘭州特訓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罵，竟出家當和尚去了。
對一些年輕氣盛的大特務，戴笠不但予以責罵訓示，而且故意降級使用，以磨其鋒芒。軍統大特務毛萬裏曾任軍統北平區站長、區長，1939 年調重慶中央高級幹部訓練班受訓後回到軍統等待分配。戴知其恃上傲慢，好高騖遠，就將他分配在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當一名上校秘書。毛萬裏內心不服，大鬧情緒，又遭戴笠一頓痛罵，說：“萬（■）字頭上兩隻角，我是磨角人。”
而高終不敢回重慶，由蔣發給美金5 萬元，帶著愛妻逃往美國。杜月笙由於策動陶、高出走有功，由蔣發給獎金法幣20 萬元，另由戴笠發給王新衡等香港區內承辦人員獎金港幣5 千元。
陶、高的拆夥使汪精衛的“還都”黯然失色，汪為此痛心至極，大罵陶、高卑鄙無恥。而戴笠也稍解心頭之恨，蔣也由此而減輕了對他的斥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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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7 軍統大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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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一方麵，軍統在淪陷區的各級潛伏組織出現了一股背叛、分化、瓦解之潮；一方麵，軍統在國統區或大後方的各級組織利用手中的特權，大肆弄權作勢，貪贓枉法，胡作非為，使軍統惡名遠播。這使戴笠感到一種危機，多行不義必自斃，憂慮如此下去，軍統組織將有垮台的危險。1940 年12 月30 日，戴笠在重慶軍統局本部孫總理紀念周上發表《發揚正氣》的講話時指出：“當然，就我們的政治環境來講，有的人是很討厭我們的。但抗戰好幾年過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們，並且不能離開我們，為什麽？這就是今天的基礎和力量。這就是今天對時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於我們的房子很大，柱頭很小。我們本身的聲望超過了我們的力量，我們怕的是自己實不足以副名，就我們現在所掌握的公開機關的業務性質來說，在交通方麵有運輸監察；在經濟方麵有緝私；在治安方麵有警衛、稽查和特檢；在內政方麵有全國警政；在軍事方麵，各位知道，我們簡直關係更大。總之，財政、經濟、治安、交通、內政、軍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們的手裏。”權力越大，越容易產生腐化現象。為此，戴笠開始在軍統內部進行整肅工作。
根據抗戰初期軍統各地潛伏組織紛紛背叛、瓦解的教訓，戴笠首先注意在吸收軍統成員時嚴格把關，驅逐不良分子。早在1938 年5 月4 日，戴笠就致電廣州的軍統組織，指出：“非常時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動招搖，不切實際，用之未有不敗也”。1939 年7 月3 日，戴笠再次給軍統各外勤組織指示：“發展工作需能結納同誌，深入群眾”。以後，戴笠進一步提出軍統工作的16 字方針 “主義領導，理智運用，感情結納，紀律維繫”。
按照這個方針，戴笠十分強調軍統組織的發展必須注重政治上絕對可靠忠誠，一方麵要加強感情培養，一方麵要用嚴酷的紀律來維繫團體的存在。對此，戴笠曾經在軍統局本部紀念周會上對軍統大特務們大講他的“官”、“管”、“棺”的三字經，即對特務統治的手法：先是給“官”做，但如果特務們貪贓枉法、不負責任，則加竹為“管”，如還不能達到目的，則加木為“棺”。
戴笠對“管”有很多手法，運用得最多的、懲罰最輕的一種，是在軍統局本部紀念周大會上痛罵一番。戴笠罵人的特點是異常冷酷嚴厲，且越是人多的場合，越是在有來賓的場合，甚至越是在有夫人小姐出場的場合，戴笠罵人的勁頭就越是足。因此每到紀念周或每年的“四一”大會、聖誕節、招待會、集會等重要場合，大小特務們無不戰戰兢兢，提心弔膽，擔心由此要吃到一頓“大菜”，即使是親信大特務亦不能例外。軍統大特務趙世瑞，黃埔四期畢業，曾任軍統局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處長、局本部緝私總處副處長，是戴笠身邊的頭牌寵信人物，但因為亂搞女人，與軍統五原辦事處副主任史泓一起，被戴笠在局本部紀念周大會上罵得一塌糊塗。
由於戴笠罵人言詞尖刻，態度粗暴，有的大特務甚至因受不了戴笠的痛罵而自殺。曾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的王克全，原是中共叛徒出身，因參與暗殺楊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賞識。但在一次日機對重慶的空襲轟炸中，他保管的100 枝剛從香港購進的左輪手槍被炸毀。戴笠是愛槍如命的，聞之大為光火，當即在電話中對王克全一陣痛罵，聲嘶力竭地挖苦訓斥：“你不好好保管這批手槍，是不是怕拿去對付你過去的老祖宗（指共產黨）！”王聞之羞愧無以自容，精神崩潰竟不能自己，接完電話後，關上稽查處處長辦公室的房門就開槍自殺了。軍統蘭州特訓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罵，竟出家當和尚去了。
對一些年輕氣盛的大特務，戴笠不但予以責罵訓示，而且故意降級使用，以磨其鋒芒。軍統大特務毛萬裏曾任軍統北平區站長、區長，1939 年調重慶中央高級幹部訓練班受訓後回到軍統等待分配。戴知其恃上傲慢，好高騖遠，就將他分配在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當一名上校秘書。毛萬裏內心不服，大鬧情緒，又遭戴笠一頓痛罵，說：“萬（■）字頭上兩隻角，我是磨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