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刺汪行動也半途夭折。
四次刺汪行動都以失敗告終，但戴笠仍然鐵了心要取汪之頭。他總結了多次失敗的教訓，決定再次變換部署，挑選一名能夠接近汪精衛的壯士或俠客，在汪接見時，不須藉助兇器或毒藥，隻憑拳腳功夫，當場取汪之命。這樣既能通過汪處警衛人員的嚴密檢查，又能簡化步驟，迅速實施刺汪行動，減少在長期準備過程中暴露行跡的風險。經過戴笠飭令軍統局行動處多方尋找，居然物色到一名理想的行動人員。此人名叫黃逸光，廣東人，其手腕力量極大，據說曾打死過1 隻老虎。平時從事童子軍活動，抗戰前組織徒步旅行團，自任團長。到南京後，當時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曾接見過他1 次，併合影留念。
黃逸光受命後，當即帶著照片到南京晉見汪精衛。此時汪已“還都”南京。因多次破獲軍統組織的刺汪案件，汪早已“成精”，保護更加嚴密。自改組派分子戴星炳因刺汪行動案被槍殺後，更是對前來投靠的各種故舊親朋嚴加提防，防止他們是戴笠派出的刺客。現在黃逸光僅憑當年1 張發黃的照片便要求晉見，汪當然不會放心，於是先秘密派76 號特務調查一番，果然從他下榻的中央飯店房間裏搜出4 英寸穿甲手槍1 枝，達姆彈10 發，照相機1 架，小型電台1 座及密碼本。據此， 76 號特務將黃逸光當即逮捕，並從黃逸光身上搜出一包毒藥。原來，黃雖然帶了槍枝彈藥，但按照戴笠的交代，並不想使用。按原計劃隻想利用與汪的同鄉和故舊關係，在汪接見時，隻憑巨大的臂力將汪掐死。萬一自己脫身不了，就當場吞藥自殺。汪精衛聞報，毫不遲疑地批示槍決。黃逸光成了刺汪行動中第三個喪命的軍統特務。此時，陳三才尚關在監獄中，汪精衛一時無暇顧及。豈知關了一段時間後，陳三才的家屬賄通汪精衛的連襟諸民誼，要他向汪進言，開釋陳三才。豈知諸不提還可，一提反倒提醒了汪精衛，他當即從一大堆文件中，找出76 號上送的那份報告。這時的汪精衛，早已鐵了心，殺人也早殺紅了眼，凡有刺汪行動的人，決不寬恕手軟。於是當即在報告上立批“著即槍決”4 個字，陳三才成了刺汪行動的第四個犧牲者。
從1939 年5 月到1940 年的1 年時間裏，戴笠為刺殺汪精衛，又連續4 次組織行動，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而且連損4 員大將，仍然寸功未建。這使戴笠不得不承認汪精衛確是條很難對付的老狐狸。戴笠雖然對汪恨之入骨，必欲啖之而後快，卻又無可奈何。終於在計窮力竭之際，決定將刺汪行動暫時放擱一邊。這是戴笠自出山以來所受到的一次最慘痛的失敗，比起張超被政學係人物陳儀所殺，還要刻骨銘心。蔣介石對戴笠組織的刺汪行動屢屢不能奏效，深感失望和不滿，對軍統的行動效率大加斥責，所幸這期間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偽集團，策動高宗武、陶希聖出走成功，頗有微功，故蔣對戴未予深究。
高宗武、陶希聖都是自認為幫助汪精衛策劃“和平運動”有大功的人，在汪精衛“組府”分贓的過程中，高一心要當外交部長，陶自念當個冷衙門的教育部長總是差強人意的。但是，“組府”的名單敲定後，汪隻給高1 個外交部次長的位置，給陶1 個宣傳部長。為此，兩個人憤憤不平，認為給汪運籌帷幄，衝鋒陷陣，出了這樣大的氣力，竟不能謀到一個像樣的部長噹噹，不免心懷抑鬱，感到當漢奸也當不出一個名堂，隻好動動別的腦筋吧！
恰在此時，杜月笙在香港接受了戴笠要他在汪偽集團中物色對象，伺機進行策動投蔣的任務，也在暗中對高、陶動足了腦筋。擔任杜月笙與高、陶之間聯絡任務的是徐寄■和黃漱初。徐與杜都是當時上海市商會的常務理事，兩人交情非淺。上海淪陷後，杜、徐先後赴港，黃與徐一為梁啓超的進步黨人物，二為溫州同鄉，三為商界搭檔，因而私交甚篤。而黃漱初與高宗武、陶希聖都是小同鄉，且與高宗武有師生之誼。杜月笙受戴笠之託，商之於徐寄■。徐遂引黃見杜，3 個人密商結果，認為可以利用黃漱初到上海策反高宗武、陶希聖投蔣。杜當即將此事通過軍統香港區長王新衡電告戴笠，由戴笠開出條件或價錢，好使黃到滬活動。戴因此時在重慶一時不得脫身，故請杜到重慶麵商。杜到重慶後，與戴笠商量的結果，認為最好還是由黃先到上海探聽高、陶的口風，如他們願意回頭，則可以先開出價碼，然後再由戴笠報告蔣介石批準。杜一聽亦認為言之有理，於是在渝停留3 天就匆匆返港，然後先從自身腰包裏拿出一筆活動費墊上，送黃漱初上了去上海的豪華客輪。
黃漱初在上海活動了半個月，對高、陶曉以民族大義，勸其回頭。高、陶早有悔意，所慮的是頭上已有了1 頂大漢奸的帽子，回到重慶時會受到懲處。其意也就是要蔣、戴表態，必須先給他們把那頂漢奸帽子摘掉。
杜月笙對此事無權裁處，電告戴笠，戴請示蔣後，蔣囑戴邀杜赴渝麵商一切。於是杜月笙第二次飛渝，由戴笠直接引見蔣介石。蔣聽完了杜的詳細匯報後指示說，隻要高、陶脫離汪偽集團，可以既往不咎，要官做，就給以相當的工作，願出國考察就給資出國，一切由他們自己選擇。如果他們能將日汪密約帶出，另有重賞，蔣並叫財政部長孔祥熙發給杜月笙港幣10 萬元，作為策動高、陶的活動費和補助高、陶的生活費。
四次刺汪行動都以失敗告終，但戴笠仍然鐵了心要取汪之頭。他總結了多次失敗的教訓，決定再次變換部署，挑選一名能夠接近汪精衛的壯士或俠客，在汪接見時，不須藉助兇器或毒藥，隻憑拳腳功夫，當場取汪之命。這樣既能通過汪處警衛人員的嚴密檢查，又能簡化步驟，迅速實施刺汪行動，減少在長期準備過程中暴露行跡的風險。經過戴笠飭令軍統局行動處多方尋找，居然物色到一名理想的行動人員。此人名叫黃逸光，廣東人，其手腕力量極大，據說曾打死過1 隻老虎。平時從事童子軍活動，抗戰前組織徒步旅行團，自任團長。到南京後，當時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曾接見過他1 次，併合影留念。
黃逸光受命後，當即帶著照片到南京晉見汪精衛。此時汪已“還都”南京。因多次破獲軍統組織的刺汪案件，汪早已“成精”，保護更加嚴密。自改組派分子戴星炳因刺汪行動案被槍殺後，更是對前來投靠的各種故舊親朋嚴加提防，防止他們是戴笠派出的刺客。現在黃逸光僅憑當年1 張發黃的照片便要求晉見，汪當然不會放心，於是先秘密派76 號特務調查一番，果然從他下榻的中央飯店房間裏搜出4 英寸穿甲手槍1 枝，達姆彈10 發，照相機1 架，小型電台1 座及密碼本。據此， 76 號特務將黃逸光當即逮捕，並從黃逸光身上搜出一包毒藥。原來，黃雖然帶了槍枝彈藥，但按照戴笠的交代，並不想使用。按原計劃隻想利用與汪的同鄉和故舊關係，在汪接見時，隻憑巨大的臂力將汪掐死。萬一自己脫身不了，就當場吞藥自殺。汪精衛聞報，毫不遲疑地批示槍決。黃逸光成了刺汪行動中第三個喪命的軍統特務。此時，陳三才尚關在監獄中，汪精衛一時無暇顧及。豈知關了一段時間後，陳三才的家屬賄通汪精衛的連襟諸民誼，要他向汪進言，開釋陳三才。豈知諸不提還可，一提反倒提醒了汪精衛，他當即從一大堆文件中，找出76 號上送的那份報告。這時的汪精衛，早已鐵了心，殺人也早殺紅了眼，凡有刺汪行動的人，決不寬恕手軟。於是當即在報告上立批“著即槍決”4 個字，陳三才成了刺汪行動的第四個犧牲者。
從1939 年5 月到1940 年的1 年時間裏，戴笠為刺殺汪精衛，又連續4 次組織行動，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而且連損4 員大將，仍然寸功未建。這使戴笠不得不承認汪精衛確是條很難對付的老狐狸。戴笠雖然對汪恨之入骨，必欲啖之而後快，卻又無可奈何。終於在計窮力竭之際，決定將刺汪行動暫時放擱一邊。這是戴笠自出山以來所受到的一次最慘痛的失敗，比起張超被政學係人物陳儀所殺，還要刻骨銘心。蔣介石對戴笠組織的刺汪行動屢屢不能奏效，深感失望和不滿，對軍統的行動效率大加斥責，所幸這期間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偽集團，策動高宗武、陶希聖出走成功，頗有微功，故蔣對戴未予深究。
高宗武、陶希聖都是自認為幫助汪精衛策劃“和平運動”有大功的人，在汪精衛“組府”分贓的過程中，高一心要當外交部長，陶自念當個冷衙門的教育部長總是差強人意的。但是，“組府”的名單敲定後，汪隻給高1 個外交部次長的位置，給陶1 個宣傳部長。為此，兩個人憤憤不平，認為給汪運籌帷幄，衝鋒陷陣，出了這樣大的氣力，竟不能謀到一個像樣的部長噹噹，不免心懷抑鬱，感到當漢奸也當不出一個名堂，隻好動動別的腦筋吧！
恰在此時，杜月笙在香港接受了戴笠要他在汪偽集團中物色對象，伺機進行策動投蔣的任務，也在暗中對高、陶動足了腦筋。擔任杜月笙與高、陶之間聯絡任務的是徐寄■和黃漱初。徐與杜都是當時上海市商會的常務理事，兩人交情非淺。上海淪陷後，杜、徐先後赴港，黃與徐一為梁啓超的進步黨人物，二為溫州同鄉，三為商界搭檔，因而私交甚篤。而黃漱初與高宗武、陶希聖都是小同鄉，且與高宗武有師生之誼。杜月笙受戴笠之託，商之於徐寄■。徐遂引黃見杜，3 個人密商結果，認為可以利用黃漱初到上海策反高宗武、陶希聖投蔣。杜當即將此事通過軍統香港區長王新衡電告戴笠，由戴笠開出條件或價錢，好使黃到滬活動。戴因此時在重慶一時不得脫身，故請杜到重慶麵商。杜到重慶後，與戴笠商量的結果，認為最好還是由黃先到上海探聽高、陶的口風，如他們願意回頭，則可以先開出價碼，然後再由戴笠報告蔣介石批準。杜一聽亦認為言之有理，於是在渝停留3 天就匆匆返港，然後先從自身腰包裏拿出一筆活動費墊上，送黃漱初上了去上海的豪華客輪。
黃漱初在上海活動了半個月，對高、陶曉以民族大義，勸其回頭。高、陶早有悔意，所慮的是頭上已有了1 頂大漢奸的帽子，回到重慶時會受到懲處。其意也就是要蔣、戴表態，必須先給他們把那頂漢奸帽子摘掉。
杜月笙對此事無權裁處，電告戴笠，戴請示蔣後，蔣囑戴邀杜赴渝麵商一切。於是杜月笙第二次飛渝，由戴笠直接引見蔣介石。蔣聽完了杜的詳細匯報後指示說，隻要高、陶脫離汪偽集團，可以既往不咎，要官做，就給以相當的工作，願出國考察就給資出國，一切由他們自己選擇。如果他們能將日汪密約帶出，另有重賞，蔣並叫財政部長孔祥熙發給杜月笙港幣10 萬元，作為策動高、陶的活動費和補助高、陶的生活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