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實亦對孫殿英看得很透。他對孫殿英始終是不放心的。為此，戴笠在南京就與孫殿英談定，在冀察遊擊司令部裏成立聯絡參謀室，由軍統特務嚴家誥以軍委會聯絡參謀的名義掩護，率領1 個特派小組，配屬1 部電台，隨同孫殿英到華北赴任，常駐孫部對孫進行嚴密控製。交換條件是，由孫在南京設1 個辦事處，以劉曾若為主任。辦事處的主要任務就是跟戴保持聯絡。孫部的軍費、槍枝彈藥，都由辦事處通過戴接洽後給予補充。孫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際，戴笠又向孫介紹了一位叫於炳然的神秘人物隨行，因此人與內蒙古德王駐北平辦事處主任有同學之誼，私交頗篤。
故請孫殿英掩護此人潛入北平，對其同學進行策反活動。孫殿英如約辦到。
孫殿英始終是個以個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義者。根本無所謂革命與反革命和進步與落後的差別，在一定時間、地點、條件下，誰對他有利，就利用誰為他服務。當時，孫殿英一方麵利用戴笠作靠山，謀取頭銜，取得軍費、彈藥的補充，一方麵則積極與共產黨人接觸，保持聯繫，利用中共黨員的革命獻身精神與強有力的政治工作為他訓練部隊，提高戰鬥力。因此，在孫殿英編成的4 個大隊中，有不少幹部是由共產黨人擔任，其中大隊長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幹部。
孫殿英回到石家莊東長壽以後，又在車站會見了當時以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身份乘專車北上宣傳抗日的周恩來，孫當即向周恩來表示，擁護國共合作，堅持抗戰立場，並接受了周恩來介紹到孫部工作的共產黨人靖任秋。
1939 年1 月，蔣介石手令何應欽將孫部改編成新編第五軍，下轄第三師和第四師，所部調防河南林縣，靖任秋調任第四師副師長。新五軍處於蔣軍晉東南根據地的前沿，所以蔣介石對孫殿英的一舉一動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偽，不斷指示戴笠加強對孫部的控製。戴笠為此除繼續派大特務嚴家誥以新五軍高參名義隨孫部行動外，又加派大特務徐靜遠、張振遠為“軍事委員會平漢路北段爆破總隊”正副總隊長，成立1000 餘人的龐大爆破隊，配屬電台隨孫部行動，亦步亦趨地對新五軍進行監視。另外，又成立軍統局晉東南站，派山西人、黃埔五期畢業的大特務喬家才為站長，重點還是加強對孫部的監視控製。
戴笠來到新五軍駐地，通過對各方麵進行深入考察了解，發現在孫殿英身邊確有不少共產黨人，但孫殿英是很狡詐精明的，他始終把各級軍事主官交給其舊部軍人掌握，不讓共產黨人擔任實職。這說明他對共產黨也僅限於利用而已。戴笠據此認為，孫殿英乃是個絕對的個人主義者，處處以個人利害為轉移，投共絕非他所願，投日偽有可能，但不到無路可走，當不致出此下策，然而當前要他斷然採取反共立場，似也不太現實。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繼續加強對孫殿英的監控，逐步收緊繩索，加大壓力，逼迫他採取反共、清共措施，擺脫共產黨的影響，確保他為國民黨所用。同時，作為控製孫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這次與孫殿英的會晤中，主動提出與孫拈香拜把，結為兄弟。孫殿英一聽，自是喜不自勝。於是孫年長為兄，戴年少為弟。自此以後，戴稱孫為“魁元兄”，孫也改口叫戴笠為“雨農老弟。”
“雨農老弟”“校閱”既畢，開始舊事重提，拾起東陵盜寶的話題。“魁元兄” 是一點就通之人，馬上連叫“請罪”、“請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許諾的“龍泉寶劍”，即托戴笠代為轉獻。
戴笠得劍後細細把玩，果然名不虛傳，確是平生未見之稀世珍寶。一時心花怒放，笑逐顏開。他連拍孫殿英的肩頭說：“魁元兄，有了此劍，我包你後半生平安無事！”
戴笠對此劍極為看重，他因此行還要繼續前往中原各部隊視察，檢查貫徹五屆五中全會所定反共方針的情況，生怕帶著此劍過於招搖，難保沒有閃失。於是親自交代大特務馬漢三，要他視陸路“保險”時將此劍帶交何應欽，再由他本人親自轉獻於校長。
馬漢三原係軍統北平區張家口察綏站站長，這次由戴召到林縣見麵，改調他為軍統陝壩工作組組長，專門負責內蒙一帶的特工活動，並對率部進入綏西作戰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進行監視控製，以防他通共聯共。林縣分手之後，戴笠在外轉了一大圈之後，很久才回到重慶，然而也還未見馬漢三將此劍送來。發電催問，馬漢三回答說，風雲突變，為安全計，古劍仍留孫軍長處，容日後再做計議。戴笠再去電問孫殿英，孫則久久沒有回電，因此時孫與日本侵略者在暗中洽談投降事宜，無暇顧及領會戴笠重提討劍一電的用意，因而將此事擱下。留下一段公案，終至危及戴笠日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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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5 失敗之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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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是戴笠的軍統組織經受重大打擊和考驗的一年。
七七事變後，僅一年多時間，中國半壁河山已處在敵蹄的蹂躪之下。隨著國民黨數百萬大軍的戰敗和潰退，軍統掌握的公開機關大都隨軍西撤，軍統秘密組織則紛紛進入潛伏狀態，繼續從事淪陷區的特工活動。
故請孫殿英掩護此人潛入北平，對其同學進行策反活動。孫殿英如約辦到。
孫殿英始終是個以個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義者。根本無所謂革命與反革命和進步與落後的差別，在一定時間、地點、條件下，誰對他有利，就利用誰為他服務。當時，孫殿英一方麵利用戴笠作靠山，謀取頭銜，取得軍費、彈藥的補充，一方麵則積極與共產黨人接觸，保持聯繫，利用中共黨員的革命獻身精神與強有力的政治工作為他訓練部隊，提高戰鬥力。因此，在孫殿英編成的4 個大隊中，有不少幹部是由共產黨人擔任，其中大隊長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幹部。
孫殿英回到石家莊東長壽以後，又在車站會見了當時以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身份乘專車北上宣傳抗日的周恩來，孫當即向周恩來表示，擁護國共合作，堅持抗戰立場，並接受了周恩來介紹到孫部工作的共產黨人靖任秋。
1939 年1 月，蔣介石手令何應欽將孫部改編成新編第五軍，下轄第三師和第四師，所部調防河南林縣，靖任秋調任第四師副師長。新五軍處於蔣軍晉東南根據地的前沿，所以蔣介石對孫殿英的一舉一動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偽，不斷指示戴笠加強對孫部的控製。戴笠為此除繼續派大特務嚴家誥以新五軍高參名義隨孫部行動外，又加派大特務徐靜遠、張振遠為“軍事委員會平漢路北段爆破總隊”正副總隊長，成立1000 餘人的龐大爆破隊，配屬電台隨孫部行動，亦步亦趨地對新五軍進行監視。另外，又成立軍統局晉東南站，派山西人、黃埔五期畢業的大特務喬家才為站長，重點還是加強對孫部的監視控製。
戴笠來到新五軍駐地，通過對各方麵進行深入考察了解，發現在孫殿英身邊確有不少共產黨人，但孫殿英是很狡詐精明的，他始終把各級軍事主官交給其舊部軍人掌握，不讓共產黨人擔任實職。這說明他對共產黨也僅限於利用而已。戴笠據此認為，孫殿英乃是個絕對的個人主義者，處處以個人利害為轉移，投共絕非他所願，投日偽有可能，但不到無路可走，當不致出此下策，然而當前要他斷然採取反共立場，似也不太現實。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繼續加強對孫殿英的監控，逐步收緊繩索，加大壓力，逼迫他採取反共、清共措施，擺脫共產黨的影響，確保他為國民黨所用。同時，作為控製孫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這次與孫殿英的會晤中，主動提出與孫拈香拜把，結為兄弟。孫殿英一聽，自是喜不自勝。於是孫年長為兄，戴年少為弟。自此以後，戴稱孫為“魁元兄”，孫也改口叫戴笠為“雨農老弟。”
“雨農老弟”“校閱”既畢，開始舊事重提，拾起東陵盜寶的話題。“魁元兄” 是一點就通之人，馬上連叫“請罪”、“請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許諾的“龍泉寶劍”，即托戴笠代為轉獻。
戴笠得劍後細細把玩，果然名不虛傳，確是平生未見之稀世珍寶。一時心花怒放，笑逐顏開。他連拍孫殿英的肩頭說：“魁元兄，有了此劍，我包你後半生平安無事！”
戴笠對此劍極為看重，他因此行還要繼續前往中原各部隊視察，檢查貫徹五屆五中全會所定反共方針的情況，生怕帶著此劍過於招搖，難保沒有閃失。於是親自交代大特務馬漢三，要他視陸路“保險”時將此劍帶交何應欽，再由他本人親自轉獻於校長。
馬漢三原係軍統北平區張家口察綏站站長，這次由戴召到林縣見麵，改調他為軍統陝壩工作組組長，專門負責內蒙一帶的特工活動，並對率部進入綏西作戰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進行監視控製，以防他通共聯共。林縣分手之後，戴笠在外轉了一大圈之後，很久才回到重慶，然而也還未見馬漢三將此劍送來。發電催問，馬漢三回答說，風雲突變，為安全計，古劍仍留孫軍長處，容日後再做計議。戴笠再去電問孫殿英，孫則久久沒有回電，因此時孫與日本侵略者在暗中洽談投降事宜，無暇顧及領會戴笠重提討劍一電的用意，因而將此事擱下。留下一段公案，終至危及戴笠日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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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5 失敗之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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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是戴笠的軍統組織經受重大打擊和考驗的一年。
七七事變後，僅一年多時間，中國半壁河山已處在敵蹄的蹂躪之下。隨著國民黨數百萬大軍的戰敗和潰退，軍統掌握的公開機關大都隨軍西撤，軍統秘密組織則紛紛進入潛伏狀態，繼續從事淪陷區的特工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