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復興社內意見如此截然對立，更感到六神無主，一籌莫展，恰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他坐了汽車跑到南京慧圓街慧圓裏參謀業務訓練班，召集特務處副處長鄭介民、書記長梁幹喬、參訓班教官餘樂醒、政治指導員文強等高級特務開會。戴笠敘述了這兩天裏南京到處一片亂糟糟的情況，淚流滿麵地說： “如此情況，領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親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飛簷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領袖。請樂醒兄想出辦法來”。說完便放聲大哭。戴笠對蔣確是有感情的。沒有蔣，就沒有他的今天。沒有蔣，就沒有他今後的前途。蔣存則戴存，蔣亡戴亦亡。這是戴傷心的重要原因。情急之下，戴笠居然想出找一名俠士同赴西安救蔣的可笑念頭。餘樂醒也流著眼淚說：“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飛簷走壁的人，一時何處去找？我願隨戴先生化裝混入西安，再想辦法。”鄭介民、梁幹喬則在分析打與不打的利弊和策略。戴笠說：“打嗎？不打都難得救活命出來，打不是催命符嗎？夫人顧慮重重，認為主張打是別有文章”。戴笠接著說：“自古以來，政治如果沒武力作後盾，誰又會與你談，沒有武力便是空談。我看兩手都要。不過打不能真打，隻能作手段，談是目的。隻要兵臨城下，張、楊不能不有所顧慮。如果說共產黨從中挑撥，我看他們目前窮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這麽一說，大家默然。由於特務處的首席謀士餘樂醒此時也提不出切實有效的辦法，大家也就快快而散。
這期間，戴笠每天去晉見宋子文或宋美齡兄妹，了解與西安聯絡和談判的進展情況，並逐日與駐甘肅天水的胡宗南保持聯繫，分析以及掌握西安的形勢。
12 月21 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後回到南京，與宋美齡商定，22 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齡飛赴西安，與張、楊談判。戴笠聽到消息後，決定冒死赴西安一行，又感到此行風險太大，無異於自動上門送死。但是轉念一想：這次西安事變，事先未能洞察張、楊的密謀，遂以釀出這等大禍，事變之後，校長無論是生是死，自己終逃脫不了瀆職誤國之罪。與其坐等，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不如隨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為。再仔細分析，此去西安，雖然有如赴泉台見鬼，死多活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一是張、楊既然同意宋氏兄妹同赴西安，表示事變就有和平解決的希望，張、楊既已不斬“閻王”，何必又殺一“小鬼”呢？二是張學良與宋子文有姻親關係，張學良夫人於鳳至又是宋美齡母親倪桂珍的幹女兒，張氏父子與宋氏兄妹關係非比尋常，有此兩層關係，張必不至於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駕，此行當是有驚無險。三是自己與張學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篤。張學良素重友情，頗講義氣，有古俠之風，想來不會將我置於死地；想是這樣想了，可是臨到真正下決心的時候，戴笠又猶豫起來，凡事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自己是個特務頭子，早已是惡名昭彰、臭名遠播。自己本在南京，尚無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誤，一著走錯，誤入險地，被張、楊手起刀落，人頭落地，我戴雨農豈不是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恥笑。如此思前想後，戴笠一時顧慮重重，猶豫莫決，總是下不了決心。值此危及生命的生死存亡關頭，戴笠忽然想起摯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駐節，對張、楊所部情況比較熟悉，對天下大勢常有驚人之語。何不請其決斷。於是戴笠當即去一電，請其決疑。胡很快回電，告訴戴笠，根據胡從各方麵掌握的情報分析判斷：
西安事變能否和平解決的底牌是握於校長之手，而非張、楊。張、楊發動兵變的目的，無非是逼蔣抗日，洗雪亡國亡家之恥。蔣亡，國必亂，張、楊初衷必不能實現，反成千古罪人。以張、楊的聰明，斷不會出此下策。因此校長絕無生命危險。校長不亡，豈有學生先亡之理。戴此去西安，不但沒有生命危險，相反卻有勤王保駕之功，此是千古難逢的建功機會，得之終身受用，失之卻難逃殺身之禍。胡宗南的這一番話，使戴笠茅塞頓開，去意遂堅。於是，戴笠正式向宋美齡提出同機赴西安營救校長，決心與校長同生死，共存亡。宋美齡見戴笠如此激昂慷慨，心裏亦很感動，但嘴上卻堅決反對戴同去，認為戴是西安方麵觀感很壞的特務頭子，不去還好些，去會更壞。但戴笠暗中已與宋子文取得默契。宋子文站出來幫戴說話，認為戴、張關係很好，張的左右有不少戴的人。戴去了後，可以發動這些人包圍張學良進行說服等等。
宋美齡至此才勉強同意戴笠的要求，但規定戴到西安後不得亂來，以免自取其辱，招殺身之禍，影響大事。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務處大禮堂，召集科、股長以上骨幹特務講話。戴笠涕淚交流地說：“校長一身係天下安危，今竟為張、楊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慮。我們失職，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長蒙難，真是罪該萬死。現在唯有盡最大努力，進行挽救。我現在決心隨蔣夫人、宋部長飛赴西安，去營救校長。此行兇多吉少，我到西安後願和校長共生死。
同時，你們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當即，戴笠交代，他走後特務處所屬內勤機關和各省站組織要繼續加強偵查戒備，並與當地軍警憲機關配合，防止壞人乘機造謠，擾亂治安；指示所屬密電研譯室對桂係、閻錫山、龍雲、劉湘、韓復榘等各派係加強監視偵查，以嚴密掌握他們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和行動。戴笠還反覆交代鄭介民，一定要隨時與胡宗南保持聯繫，並防止復興社內部的主戰派惹事生非，輕舉妄動，一切要等蔣夫人和宋部長從西安回來後再作定奪等。
這期間，戴笠每天去晉見宋子文或宋美齡兄妹，了解與西安聯絡和談判的進展情況，並逐日與駐甘肅天水的胡宗南保持聯繫，分析以及掌握西安的形勢。
12 月21 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後回到南京，與宋美齡商定，22 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齡飛赴西安，與張、楊談判。戴笠聽到消息後，決定冒死赴西安一行，又感到此行風險太大，無異於自動上門送死。但是轉念一想：這次西安事變，事先未能洞察張、楊的密謀，遂以釀出這等大禍，事變之後，校長無論是生是死，自己終逃脫不了瀆職誤國之罪。與其坐等，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不如隨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為。再仔細分析，此去西安，雖然有如赴泉台見鬼，死多活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一是張、楊既然同意宋氏兄妹同赴西安，表示事變就有和平解決的希望，張、楊既已不斬“閻王”，何必又殺一“小鬼”呢？二是張學良與宋子文有姻親關係，張學良夫人於鳳至又是宋美齡母親倪桂珍的幹女兒，張氏父子與宋氏兄妹關係非比尋常，有此兩層關係，張必不至於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駕，此行當是有驚無險。三是自己與張學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篤。張學良素重友情，頗講義氣，有古俠之風，想來不會將我置於死地；想是這樣想了，可是臨到真正下決心的時候，戴笠又猶豫起來，凡事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自己是個特務頭子，早已是惡名昭彰、臭名遠播。自己本在南京，尚無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誤，一著走錯，誤入險地，被張、楊手起刀落，人頭落地，我戴雨農豈不是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恥笑。如此思前想後，戴笠一時顧慮重重，猶豫莫決，總是下不了決心。值此危及生命的生死存亡關頭，戴笠忽然想起摯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駐節，對張、楊所部情況比較熟悉，對天下大勢常有驚人之語。何不請其決斷。於是戴笠當即去一電，請其決疑。胡很快回電，告訴戴笠，根據胡從各方麵掌握的情報分析判斷：
西安事變能否和平解決的底牌是握於校長之手，而非張、楊。張、楊發動兵變的目的，無非是逼蔣抗日，洗雪亡國亡家之恥。蔣亡，國必亂，張、楊初衷必不能實現，反成千古罪人。以張、楊的聰明，斷不會出此下策。因此校長絕無生命危險。校長不亡，豈有學生先亡之理。戴此去西安，不但沒有生命危險，相反卻有勤王保駕之功，此是千古難逢的建功機會，得之終身受用，失之卻難逃殺身之禍。胡宗南的這一番話，使戴笠茅塞頓開，去意遂堅。於是，戴笠正式向宋美齡提出同機赴西安營救校長，決心與校長同生死，共存亡。宋美齡見戴笠如此激昂慷慨，心裏亦很感動，但嘴上卻堅決反對戴同去，認為戴是西安方麵觀感很壞的特務頭子，不去還好些，去會更壞。但戴笠暗中已與宋子文取得默契。宋子文站出來幫戴說話，認為戴、張關係很好，張的左右有不少戴的人。戴去了後，可以發動這些人包圍張學良進行說服等等。
宋美齡至此才勉強同意戴笠的要求，但規定戴到西安後不得亂來，以免自取其辱，招殺身之禍，影響大事。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務處大禮堂，召集科、股長以上骨幹特務講話。戴笠涕淚交流地說：“校長一身係天下安危，今竟為張、楊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慮。我們失職，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長蒙難，真是罪該萬死。現在唯有盡最大努力，進行挽救。我現在決心隨蔣夫人、宋部長飛赴西安，去營救校長。此行兇多吉少，我到西安後願和校長共生死。
同時，你們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當即，戴笠交代，他走後特務處所屬內勤機關和各省站組織要繼續加強偵查戒備，並與當地軍警憲機關配合，防止壞人乘機造謠，擾亂治安；指示所屬密電研譯室對桂係、閻錫山、龍雲、劉湘、韓復榘等各派係加強監視偵查，以嚴密掌握他們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和行動。戴笠還反覆交代鄭介民，一定要隨時與胡宗南保持聯繫，並防止復興社內部的主戰派惹事生非，輕舉妄動，一切要等蔣夫人和宋部長從西安回來後再作定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