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初,蔣介石回到國民黨中央軍校洛陽分校小憩。戴笠於此時匆匆從南京趕來,向蔣遞交一份重要情報:“根據西北區長江雄風的緊急報告稱,張學良正與陝北紅軍的某一負責人正在進行秘密接觸,內容不詳。”蔣立即指示戴笠弄清詳情,注意保密。
戴笠回到南京,立即指示江雄風火速弄清張、楊與陝北紅軍的接觸情況。
江雄風是浙江溫嶺人,黃埔二期生,1936 年1 月接任西北區長,與胡宗南的關係尤其親密。這時,江雄風已被胡宗南向戴笠要去第一軍工作,隻因新任區長王新衡沒有到職而暫代西北區長。不久,江雄風得到進一步的情報,張學良身邊的親信傳出,張、楊將採取“兵諫”方式,逼迫委員長停止“剿共”,領導抗日。戴笠獲此緊急情報,立即親自飛報蔣介石。因蔣此時即將赴西安,身入險境。如江雄風提供的情報屬實,則後果不堪設想。
但蔣介石因為平時頭腦中灌滿了特務們密報張、楊“不和”、“衝突”
的情報,分析張學良素講忠義,對蔣很迷信,決不會出此異謀,因而認定戴笠提供的所謂“兵諫”情報是謠傳,丟到一邊置之不理。戴笠因為對張學良私交尚好,故也認為“兵諫”之說可能來自張手下個別極端分子的企圖,沒有繼續深究,就此放過。蔣介石放棄了唯一一次可以避免西安事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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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_2 “到西安與校長共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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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淩晨3 時,張、楊率部發動兵變,將蔣介石及數十名軍政大員扣押在西安,影響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西安事變發生。事變之前,戴笠因事滯留南京,未隨蔣一起去西安。這一天,南京與西安的所有通訊聯繫突然中斷,即使是特務處陝西站 係特務設置的秘密電台也不例外。
南京最早知道西安事變的消息,既不是來 特務係統的西北區和陝西省特務室,也不是來自戴笠特務處的西北區和陝西省站,而是12 月12 日下午3 時由駐守潼關的七十九師師長陳安寶發來的電報,全文隻有13 個字:“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當時在南京的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出於貳心,立即對外封鎖有關事變的一切消息,即使戴笠也被蒙在鼓裏。隻有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知道消息後,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的宋美齡,火速回京商議對策。
宋美齡星夜趕回南京,當即把戴笠找去查詢情況,這個消息對戴笠不啻是個晴天霹靂。尤其使戴笠惱怒和丟盡麵子的是:不但事前他未能預知事變的消息,就是事後他還不能掌握西安事變的具體情況。整個12 日一天,戴笠坐鎮在電訊總台,連續不斷地向西安的秘密電台呼叫,對方均沒有回答,戴笠氣得跳腳大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戴笠迫不及待地追查責任,才知道事情原委。原來問題出在特務處陝西省站長兼西安警察局長馬誌超身上,當初,戴委派馬到陝西工作,不過是利用他黃埔一期畢業的“黃馬褂”和“老陝”的關係,但知道他幹特務工作畢竟是外行,於是派黃埔六期畢業的河南籍特務嶽燭遠任陝西省站書記,幫助馬開展工作,負實際責任。馬誌超一身兼二職,到任後卻是兩麵工作都不肯放鬆,為了工作方便起見,決定把陝西省站的內勤機構包括電台一起全搬到西安警察局內合署辦公。這一決定,遭到嶽燭遠的強烈反對。因為按照特務處的工作原則,公開和秘密工作單位必須絕對分開,陝西省站是秘密領導機關,嚴格禁止在公開的特務機關內辦公。
但馬誌超堅持要“合”,認為:“一切都操在我們手中,用不著顧慮這、顧慮那,工作方便就行了”。嶽燭遠是胳膊扭不過大腿,隻得依從。結果西安事變初起,十七路軍城防司令孔從周率部首先包圍了西安警察局,陝西省站的秘密電台被抄走。馬誌超和嶽燭遠因不在警察局裏居住,得到消息後,連夜化裝潛逃出城,逃脫了被活捉的厄運。事變後,戴笠弄清情況,宣布給馬誌超處罰,嶽燭遠給予獎勵。不久嶽升任特務處河南省站站長、第一戰區長官部調查室主任、別動隊縱隊指揮等要職。
戴笠接到西安方麵的確切消息,已經是12 月13 日,電報是由江雄風潛逃後用西北區掌握的其它秘密電台發來的。內容大意是:張楊叛變,校長被扣,生死難卜。以後聯繫又中斷了,可見江雄風的處境仍很危險,西安的形勢十分緊張。
蔣介石被扣,對於戴笠來說,確乎是很傷心的。在事變初起的幾天裏,他哭喪著臉,有時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到處亂竄,一籌莫展;有時則如一隻被人打在痛處的老狼,繞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完全到了失去自製的崩潰地步。他每見到一個黃埔同學或手下的大特務,就痛不欲生地哭訴:校長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一開始,戴笠去見何應欽,了解國民政府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和部署,何應欽堅決主張立即調動中央大軍,討伐張、楊。戴笠又去見宋子文、宋美齡,宋氏兄妹則認為千萬打不得,一旦打起來,豈不是要蔣的命,一定要通過政治途徑達到和平解決。
戴笠又去見復興社的高幹們,復興社內分成主戰主和兩派,意見針鋒相對,爭吵不休。主戰派陣營由賀衷寒、鄧文儀、桂永清等人領銜,主和派以鄭介民、梁幹喬等人組成。鄭介民因為當時受蔣命代理復興社書記,主持日常工作。現在兩派劇烈爭吵,鄭介民為了避免復興社被賀衷寒等主戰派分子利用,也落得不開會。
戴笠回到南京,立即指示江雄風火速弄清張、楊與陝北紅軍的接觸情況。
江雄風是浙江溫嶺人,黃埔二期生,1936 年1 月接任西北區長,與胡宗南的關係尤其親密。這時,江雄風已被胡宗南向戴笠要去第一軍工作,隻因新任區長王新衡沒有到職而暫代西北區長。不久,江雄風得到進一步的情報,張學良身邊的親信傳出,張、楊將採取“兵諫”方式,逼迫委員長停止“剿共”,領導抗日。戴笠獲此緊急情報,立即親自飛報蔣介石。因蔣此時即將赴西安,身入險境。如江雄風提供的情報屬實,則後果不堪設想。
但蔣介石因為平時頭腦中灌滿了特務們密報張、楊“不和”、“衝突”
的情報,分析張學良素講忠義,對蔣很迷信,決不會出此異謀,因而認定戴笠提供的所謂“兵諫”情報是謠傳,丟到一邊置之不理。戴笠因為對張學良私交尚好,故也認為“兵諫”之說可能來自張手下個別極端分子的企圖,沒有繼續深究,就此放過。蔣介石放棄了唯一一次可以避免西安事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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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_2 “到西安與校長共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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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淩晨3 時,張、楊率部發動兵變,將蔣介石及數十名軍政大員扣押在西安,影響中國歷史發展趨勢的西安事變發生。事變之前,戴笠因事滯留南京,未隨蔣一起去西安。這一天,南京與西安的所有通訊聯繫突然中斷,即使是特務處陝西站 係特務設置的秘密電台也不例外。
南京最早知道西安事變的消息,既不是來 特務係統的西北區和陝西省特務室,也不是來自戴笠特務處的西北區和陝西省站,而是12 月12 日下午3 時由駐守潼關的七十九師師長陳安寶發來的電報,全文隻有13 個字:“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當時在南京的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出於貳心,立即對外封鎖有關事變的一切消息,即使戴笠也被蒙在鼓裏。隻有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知道消息後,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的宋美齡,火速回京商議對策。
宋美齡星夜趕回南京,當即把戴笠找去查詢情況,這個消息對戴笠不啻是個晴天霹靂。尤其使戴笠惱怒和丟盡麵子的是:不但事前他未能預知事變的消息,就是事後他還不能掌握西安事變的具體情況。整個12 日一天,戴笠坐鎮在電訊總台,連續不斷地向西安的秘密電台呼叫,對方均沒有回答,戴笠氣得跳腳大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戴笠迫不及待地追查責任,才知道事情原委。原來問題出在特務處陝西省站長兼西安警察局長馬誌超身上,當初,戴委派馬到陝西工作,不過是利用他黃埔一期畢業的“黃馬褂”和“老陝”的關係,但知道他幹特務工作畢竟是外行,於是派黃埔六期畢業的河南籍特務嶽燭遠任陝西省站書記,幫助馬開展工作,負實際責任。馬誌超一身兼二職,到任後卻是兩麵工作都不肯放鬆,為了工作方便起見,決定把陝西省站的內勤機構包括電台一起全搬到西安警察局內合署辦公。這一決定,遭到嶽燭遠的強烈反對。因為按照特務處的工作原則,公開和秘密工作單位必須絕對分開,陝西省站是秘密領導機關,嚴格禁止在公開的特務機關內辦公。
但馬誌超堅持要“合”,認為:“一切都操在我們手中,用不著顧慮這、顧慮那,工作方便就行了”。嶽燭遠是胳膊扭不過大腿,隻得依從。結果西安事變初起,十七路軍城防司令孔從周率部首先包圍了西安警察局,陝西省站的秘密電台被抄走。馬誌超和嶽燭遠因不在警察局裏居住,得到消息後,連夜化裝潛逃出城,逃脫了被活捉的厄運。事變後,戴笠弄清情況,宣布給馬誌超處罰,嶽燭遠給予獎勵。不久嶽升任特務處河南省站站長、第一戰區長官部調查室主任、別動隊縱隊指揮等要職。
戴笠接到西安方麵的確切消息,已經是12 月13 日,電報是由江雄風潛逃後用西北區掌握的其它秘密電台發來的。內容大意是:張楊叛變,校長被扣,生死難卜。以後聯繫又中斷了,可見江雄風的處境仍很危險,西安的形勢十分緊張。
蔣介石被扣,對於戴笠來說,確乎是很傷心的。在事變初起的幾天裏,他哭喪著臉,有時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到處亂竄,一籌莫展;有時則如一隻被人打在痛處的老狼,繞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完全到了失去自製的崩潰地步。他每見到一個黃埔同學或手下的大特務,就痛不欲生地哭訴:校長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一開始,戴笠去見何應欽,了解國民政府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和部署,何應欽堅決主張立即調動中央大軍,討伐張、楊。戴笠又去見宋子文、宋美齡,宋氏兄妹則認為千萬打不得,一旦打起來,豈不是要蔣的命,一定要通過政治途徑達到和平解決。
戴笠又去見復興社的高幹們,復興社內分成主戰主和兩派,意見針鋒相對,爭吵不休。主戰派陣營由賀衷寒、鄧文儀、桂永清等人領銜,主和派以鄭介民、梁幹喬等人組成。鄭介民因為當時受蔣命代理復興社書記,主持日常工作。現在兩派劇烈爭吵,鄭介民為了避免復興社被賀衷寒等主戰派分子利用,也落得不開會。